广发行重组一波三折

自从开始“扫屋迎客”式的重组后，广东发展银行（下称广发行）便常常处于蜚短流长之中。

困境重重、亟待输血的广发行偏据南粤，却是拥有全国性网络、规模适中且尚未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环伺中国银行业的众多境内外金融机构眼中，比起同样正处改革之中、庞大的四大国有银行，这家银行更易成为争夺对象。而这场由央行、银监会、广东省政府和银行本身多方共同参与的重组，也因历史责任和现实利益的纠葛，势成微妙而多变的博弈。

重组广发行的消息，最早于去岁末传出，有媒体称中央和广东省政府将联手出资300亿元，用于剥离广发行坏账并注资，同时将引进广东省内金融机构入股；今年初，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平安集团）成为外界盛传的入股热门；至年中，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广发行重组的视野，其中包括新加坡星展银行(DBS)和荷兰国际金融集团（ING）；进入8月，外电报道称DBS和德意志银行将突破外资金融机构总计入股不得超过25％的上限，控股广发行，更有媒体确指上述两家机构将以177亿元收购100亿股广发股份。

外界对广发行重组方案的报道，在半年余时间内几经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广发重组的曲折艰辛。《财经》获悉，这一历程仍在持续，且变数犹在。

今年6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受广东省政府之托进入广发行展开审计。“要等家当清查完毕，有一个完整准确的数据，才可决定下一步怎么做。”参与重组的消息人士透露，“如果一切顺利，摸底审计将在9月、10月间完成，中央和广东是否埋单，埋单多少，境内外金融机构如何进入，一切都要到那时才能最后确定。”

“广发行正处于冬天。”广发行一位前任高层对《财经》说。而这场在严冬中艰难前行的重组，将决定这家有着17年历史的中国商业银行的未来命运。

政府主导式重组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广发行在全国各地设有26家分行、480多家营业网点，总资产达3445亿元，各项存款余额300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157亿元。但同时，它正面临着财务状况位列国内股份制银行之末的尴尬。在已的年报中，至2003年底，五级分类口径下的不良贷款高达357亿，不良贷款比率18.53%，而不良贷款拨备甚至不足3%，资本充足率则只有3.87%，核心资本充足率仅2.59%。

在经营17年后，广发行显然未能幸免于中国银行业的通病：因设立之初承担支持地方建设责任和多级法人体制等积弊，历史包袱沉重，一面是坏账高企而拨备甚低，一面是资本严重不足而偿付堪忧。随着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竞争期限逼近，广发行的破茧重生刻不容缓。

“广发行重组的事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一位广发行中层对《财经》说，“从前年就已开始提，具体重组方向不断调整，今年初才算提上议事日程。”

今年3月初，广发行内部专门成立了由全部行领导参与的重组专项小组，下设执行小组，包括各主要业务部门的代表约七八人，全力推进重组筹备工作。

不过，解决广发行沉疴的并不仅是银行自身，主导重组的始终是地方政府和银行监管部门。

广东省金融办一位人士对《财经》说，广发行重组方案是由广东省政府、央行、银监会共同研究，其进展要向省委、省政府汇报，不仅广东省主管金融的常务副省长钟阳胜听取日常汇报，黄华华省长也会过问。

地方政府的积极介入并不难理解。历史上，广发行最初的股本金来自省内各商业银行、各级财政和大型企业集团，占绝对多数的国有股份散于逾千家股东之手。广发行累积发放的贷款，一度有高达90%的比例用于支持地方经济建设。而广发行亦为金融改革探索付出巨大成本，包括在1996年从央行手中收购破产的中银信托，实际背负了40亿元的债务。

由此，此次广发重组，广东省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政策方向，即是由地方和中央共同扶持，同时引进战略投资者。

“战略引资”意向一出，众多意欲涉足或拓展国内银行业务的投资人早已闻风而动。

《财经》获悉，今年5月前，已有DBS、ING、大连实德和平安集团等四家境内外投资方上报了意向性方案。其中以平安集团最为引人瞩目。

有消息称，在重组中占主导地位的广东省政府一度有意将广发行“留在广东”，因而在投资者中意属由“广东省出身”的平安集团。而有意将广发行与平安银行整合的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亦多方努力志在必得。马聘请了曾协助汇丰银行获得交通银行19.9%股权的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财务顾问，马本人在广东省亦有深厚人脉，令平安中标一度几近定局。

不过，引资重组还远无定数。据闻，广发行内部对平安集团入主并不认同，而倾向引进外资。随着平安银行将总部迁往上海，将两行整合的可能性已经变小。“广发行不会离开广东。”参与重组的消息人士说，平安集团的重组方案目前尚未被接纳。

变数犹在

今年6月起，受广东省政府委托，毕马威进入广发行作审计，中银国际和德意志银行也受聘为财务顾问。随着中介机构的入场，广发行改革路径亦得以明确――将延续时下主流的“以上市促改制”的银行改革之路，一揽子解决银行问题。

“待审计结束后，历史责任才能廓清，银行资产方可明确，引资重组也才有依据。一切落定之后，广发行计划在明年中实现上市。”知情人说。而上市前的财务重组，“也不是一定要国家买单，重组团队正在思考方案。”

据悉，重组后地方财政将退出广发行，而选择适当机构持有银行的国有股份。各方战略投资者的“选秀”，亦须视届时审计结果和各方出价而定。

广发行一位前任高层对《财经》说，广发行寄望央行通过再贷款、而广东省政府通过注资共同解决广发行的历史包袱，这将涉及百亿元计的资金投入。但在广发行发展历史上都曾介入其运营的地方政府和央行，将如何界定各自的“历史责任”，却并非易事。

这次审计，最重要的任务将是对广发行历史上形成的不良贷款进行定性和定量，“到底当时有多少坏账是由政策性贷款造成”，这将成为地方政府和央行“买单与否，如何买单”的依据。这项工作不仅需要在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取证，亦面临定义的尴尬。直到目前，关系重大的审计结果并未出炉。“中央还没有作出出资的决定。”参与重组的人士说。政府将以何种举措支持广发重组，未有定论。

投资者“选秀”亦因此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正式任命中介机构后，前来接触洽谈入股的外资机构数量众多。除前述DBS和ING，包括摩根大通投资基金等金融资本也参与竞争。由于众多实力相当的外方皆希望分得更高的投资份额，因此亦不断向中方提出建议，甚至希望中国监管当局在广发行重组中“突破政策限制”，允许外资持股超过25％的政策上限。

“外资比较着急，因为现在适合投资的中资银行项目越来越少了。”参与重组的人士称，“但政策不可能因此改变。”

甚至，广发行重组也可能不只是一场外资的盛宴，一度淡出视线的平安集团并未轻言放弃。接近重组的银行家说，“广发重组不只引进外资，并不排除内资。”而另一位消息人士亦指，“原来希望投资的内资机构，需要耐心等待。”

这一场必然大动干戈的重组，将如何清算和斩断广发行与政府多年形成的“亲密关系”，令人期待。

历史重负

自1988年成立之日起，广发行即带有浓重的政策性和试验性色彩。

这家银行设立的初衷，是为“适应广东综合改革试验区经济发展需要，探索金融改革新路子”，但现实与美好的初衷往往大相径庭。作为“金融试验田”和“地方经济助推器”的广发行，在当初的体制设计和机构布局方面先天不足，为日后埋下诸多隐患。

成立之初，广发行系“全民”性质的股份制金融企业，注册资本15亿元。发起股东55家，包括各家专业银行、广东省各级财政和大型企业集团。表面上，广发行是按新型商业银行模式筹建的新银行，但与同时期成立的国内第一批股份制银行一样，它仍是一家国有股占绝对地位、受政府影响巨大的商业银行。

从1988年至1998年的十年间，“以支持广东经济建设为己任”的广发行，累积发放贷款2000亿元，其中90%用于广东经济建设，支持的项目涉及能源、交通、通讯、贸易、高科技、环保等行业。这种向政府主导的项目倾斜的信贷政策例行多年，直到2002年后才转以确立“培育优良债务人”的思路，将信贷重点明确转移到中小民营企业。

广发行前任高层介绍说，即使在成立之初，对于政府指派性质的贷款，广发行总行亦非言听计从，甚至还多有抵触。但在当年的多级法人制和机构设置限制下，“准政府贷款”在地方上往往难以控制，而风险巨大。

在1995年以前，广发行一直实行多级法人制，总行对各分支行控制力微弱，各市县财政和专业银行在各地分支机构掌有大权，在某些地方，广发行一度充当“二财政”的角色。

有知情者举例为证，广发行曾受政府指令在珠海西区设立支行，在当地累计吸储5亿元，全部用于当地市政建设，而总行并无支配权。1998年，时任珠海市委书记的梁广大在离任前，曾将面积达5平方公里的一块生地划给广发行，作为坏账补偿。“这已经是相对好的解决方式。”知情者说，广发行大量分支机构的贷款早已有去无回。

据知情人介绍，至上世纪90年代末，广发行坏账已近百亿规模，可见历史包袱之重。在“为地方政府发展出力”的口号之下，广发行在省内各分支机构的效益日益衰减，除汕头、深圳、东莞几家分行保持赢利，其他均告亏损。广发行亟待拓展长期发展的空间。

时至1995年，刚刚统一股权、统一法人的广发行实际已经出现了支付困难。远虑近忧之下，广发行以“走出去”为交换条件，收购中银信托。

“走出去”的代价1996年10月，广发行收购了被央行接管一年的中银信托。此举被认为是开启了建国后中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先河，而承担“试验”的广发行，则获得由地区性银行扩张为全国性银行的机会。

当年，央行批准广发行在北京、南京、杭州、昆明、大连五地建立分行，连同此前业已开设的郑州分行，奠定了广发行全国性网络布局的基础。至2003年底，广发行省外贷款余额，以50.12%的比例超过省内贷款余额。

由于没有历史包袱，且无需承担政策性任务，省外分行成立几年后，为广发行带来明显收益。杭州分行是广发系统内“明星分行”，至2004年底，其总资产已由设立之初的9.97亿元增至360.69亿元，利润则从83万元增至5.47亿元。杭州分行在2003年底实现净利润3.05亿元，已接近全行3.98亿元的净利润额；不良贷款率仅为0.49%，远胜广发行两位数的整体水平。

除了拓开长期发展空间，省外分行的设立，也救广发行于危机之中。“我们后来从省外调用了200到300个亿的存款，解决了本省的支付问题。”前任高层说。

但是，“走出去”的代价并不便宜。收购中银信不仅是一种商业行为，更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在收购前，中银信已被央行托管一年，也整整停业了一年，“交到广发行手里时，渣都没有了。”前任高层说。为偿付中银信债务，广发行实际拿出的资金远不止表内摊销的20个亿，而是高达40个亿，这无疑进一步加重了广发行的负担。

在收购中银信后，广发行也不时受命为广东省内金融整顿埋单。1998年12月，根据央行和广东省政府的决定，广发行又正式托管了恩平城乡信用社，后来也曾短期托管破产的汕头市商业银行。

2003年佛山市商业银行重组引资时，广东省政府也一度希望广发行出面收购，但此时自身问题缠身的广发行已经不愿埋单。随后，佛山商业银行在政府补亏之后，于去年底转手福建兴业银行。

正是在频频拯救他人的同时，广发行的“自救”问题也已提上日程。

重组进行时

广发行重组于1999年即有提议。当年，在时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授意下，毕马威进入广发行进行审计，启动对内部资产情况的审查。不过，这次审计尚未涉及具体账目，便以“费用”昂贵为由中断。广发行转而寻找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此后再确定为安永事务所。这次一波三折的审计，隐隐暴露了政府与广发行在财务重组上的碰撞。

1999年前后，广发行管理层新旧交替。一手创办广发行的董事长伍池新卸任，继任者系伍于90年代初自东北请来的李若虹。伍主政广发行期间，曾身兼董事长、行长和党组书记三职，在他之后，这些职位不再重叠于一人。

李若虹继任董事长的同时，刘志强则填补了伍池新留下的行长一职。

广发行前任高层介绍说，当时省政府态度坚决，要求“所有的不良资产要在半年到一年内处理完毕”。

刘志强系原香港新华社经济部部长，后调至广东，主持过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从关闭到破产的一系列工作。此番被安排进入广发行，当然大有用意。“当年的重组，是希望透过银行内部消化处置不良资产，最终谋求上市。”参与广发行重组的一位人士说。

然而，面对接近100亿元的坏账，面对如此紧迫的时限，当时正处管理层新旧交替的广发行承接的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最终，这场重组未能成功。“空降兵”刘志强上任后事实上未能真正主持全局，一年后调出。直至2002年，一直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担任要职的张光华被任命为广发行行长，广发行才结束了长达两年的行长缺位的尴尬。

而此时，广发行财务状况越发每况愈下。至2002年底，五级分类口径下不良贷款近357亿元，不良贷款率达到28.23%。2003年底，不良贷款率下降为18.53％，则全靠“做大分母”――当年贷款规模增长52.4%，而不良贷款余额保持不变。

在资本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扩大资产降低坏账率显然是饮鸩止渴。如何清理坏账，无疑是广发行的当务之急。但据《财经》了解，直至目前，央行尚未就出资广发行明确表态，一切都有待审计结果出炉后定夺。

不过，凭借遍布全国的网络，广发行在投资人眼中亦非“烂苹果”。“很多外资银行还是愿意加入中国金融市场，对广发行有兴趣。”参与重组的消息人士说，“以往国内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也令很多人赚了钱，所以这一块仍有相当大的可行性，不排除打包出售广发行不良贷款的可能性。”

而来自前任高层的消息称，广发行内部亦在尝试有效处置回收不良资产，其杭州分行便派出整个班底管理佛山分行的不良资产，“去年账面上便打平了。”前任高层说，“银行只要能经营下去，给有责任心的人去办，就能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