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会:朵渔诗歌的当代性

摘要：朵渔诗歌具有鲜明的“当代性”，这体现为他的诗歌介入和见证当代生存的愿望和能力。他在诗中或与伟大人物对话，或回溯平凡祖先的一生，从中辨认当下生存的困境并汲取活在真实中的力量。朵渔诗歌有很强的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能力，并不断走向开阔和博大。但感时忧国情怀驱动下的批判书写和反讽诗学也成了他写作中的一把双刃剑。当代诗歌的现实担当精神和诗歌的本体立场之间如何融合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读诗会；朵渔；当代性；感时忧国

中图分类号：I2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3306

“当代性”和朵渔诗歌的“当代性”

王光明：这学期我们以一系列当代诗人作为讨论对象，通过探讨这些活跃在诗歌现场、诗艺正在发展着的诗人诗作，去和当下诗歌对话，并思考新背景下何为诗歌、诗歌何为的问题。本次我们讨论的对象是朵渔。讨论文本包括：朵渔诗歌《河流的终点》、《听警察讲被杀的故事》、《秋天带来怀 恨的人》、《拉拉：最终的虚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大雾——对话：索尔仁尼琴》、《高启武传》、朵渔随笔《追蝴蝶·后记》等。

陈培浩：我先介绍一点朵渔的情况。朵渔，1973年出生于山东，原名高照亮，1994年毕业于北师大。朵渔曾经是“下半身诗歌”代表，但是2003年朵渔对下半身的身体写作伦理有了反思，他的诗歌开始走向广阔和承担。2008年以前，朵渔的名声主要是在诗歌圈内，但汶川地震时他的那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使更多诗歌圈外的人认识了他。2009年，朵渔获得了华语传媒文学奖年度诗人奖。朵渔同时还是一个文化学者，出版过《史间道》等著作；反而是作为诗人，他的诗集并没有正式出版过。他的诗集《追蝴蝶》实际上是由民刊《诗歌与人》出版的，并无公开刊号。朵渔在该书后记中称，他将用这种方式来出版他的全部诗歌。他是一个有态度的诗人，是一个表里如一的诗人。大学毕业后由于无法适应体制生存，遂辞职做自由撰稿人。他是这个时代罕有的努力保持写作与生活同一性的诗人，因此他的诗歌才被认为创作了一种独特的尊严感。我本人非常佩服朵渔诗歌跟现实短兵相接的能力，佩服朵渔诗歌中心灵跟坚硬现实对峙的紧张感。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作品来探讨。

我为本次讨论寻找的一个角度是当代性。当代性是一个近年诗坛关注较多的话题，孙文波正在编一个诗刊就叫《当代诗》，后来还在首师大搞过一次关于“当代诗”的专题讨论。我原来对这个概念持保留意见，因为觉得在现代之外，后现代、当代这些接踵而来的概念都有边界不清的问题，引进诗歌后就更是如此。但是，这个概念跟那些仅为争夺眼球、分享象征资本的泡沫概念还不一样，它虽没有清晰的边界，却有可贵的问题意识。这个概念被使用、被讨论源于现代汉诗在审美和内容上持续更新的需要。现代汉诗不是已完成的美学结晶，而必须在和新时代持续对话中完成对体制化话语的脱壳和美学更新。在新世纪复杂的诗歌语境下，一方面审美自律性日渐成为某种体制化想象，甚至已经有大量的“先锋流行诗”（陈超语）；另一方面，很多人依然不惜牺牲诗歌的文类特点，一味强调诗歌的道德承担。那么，究竟何为当代性，什么是当代诗歌值得探索的方向，显然有讨论之必要。

因此，虽然“当代性”跟当代文学的“当代”有纠缠，跟“后现代性”，“先锋性”同样有纠缠，即使它不足以成为建构文学史的概念，但依然不失为当下文学批评中的有效概念。

我所理解的“当代性”：“当代性”不是对“现代性”的绝对反叛和断裂，而是 “现代性”在当下的深化和具体化。另外，“当代性”跟“后现代性”可以没有关系，但不排除某些具有当代性的诗歌被阐释出后现代特征。我理解的诗歌“当代性”就是有跟当代存在持续对话的强烈愿望，有能力见证当代的生存困境，在凝聚当代经验的过程中不离弃对诗歌本体立场的守护。在生存和审美的双重前沿探索诗歌的新可能。

我理解的朵渔诗歌的“当代性”，它大概表现为三点：一、写作的自我反思和更新的能力。朵渔曾是“下半身写作”的代表人物，上世纪末开始形成的身体写作伦理在世纪之交几乎演变为一个神话，“下半身写作”正是身体写作伦理在诗歌的延伸。然而，2003年前后，朵渔却因为一场大病而意识到身体写作伦理的限度（固执于身体对写作既是一种打开，也是一种遮蔽），从而更新了自己的写作。2008年的地震诗之后，很多人欣赏朵渔诗歌那种对抗性的质素，那种金刚怒目的一面；可是朵渔的写作追求非常自觉，他在次年发表的《爱虚构》组诗中呈现了另一面：在离乱之世中坚守爱的可能的一面，即“饮你的茶，但不饮你的恨”。这些诗歌中朵渔的技巧细腻高超、修辞丰富，这是一种诗的态度；同时又思想深邃，深刻而不刻薄，更有一种可贵的文学态度。二、朵渔诗歌自觉延续写作的承担姿态和知识分子传统。九十年代特殊的文化语境中，痞子、混不吝、满不在乎等气质大行其道，“知识分子”成了被污名化的对象。一时风气，那些本来都是知识分子者，都自称反对“知识分子”。朵渔明确提出“诗人不该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可以看到他对于五四、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传统的自觉传承。九十年代以来，坚守、庄严和沉重经常变成被嘲笑的对象，似乎只有插科打诨才是人的本然。但朵渔明确向这些说不，他说诗什么也不能承担，但可以承担虚无。如此以写作/生活的同一性来强调承担，使朵渔获得在当作中的辨识度。三、见证与愉悦的双重坚守。诗的见证和诗的愉悦常常被割裂，它事实上涉及了诗歌与社会、诗与本体的关系，所谓大众化和纯诗化是纠缠二十世纪新诗史的一组关系。介入社会的见证伦理往往忽视诗歌的本体要求，而文本愉悦的自律性伦理发展到极端，也渐渐丧失跟时代和存在对话的能力。朵渔诗歌就有兼容二者的自觉：在见证一端，从思想、历史切入，希望用诗歌进入历史，为当下寻求一个解释，如《高启武传》；但在愉悦一端，他的写作在修辞和想象的独特性上同样突出。《高启武传》中“我”想象跟已逝的爷爷同回童年，隔代对话，这是属于诗歌的想象力；而他诗歌丰富的手法，如“阶级的虚线”、“世俗的斜坡”等精彩同位喻的使用，使他诗歌的见证并不殃及诗的愉悦。我先介绍这些，请大家讨论。

王飞：回应一下培浩谈的当代性，就朵渔的《河流的终点》来说，他以隐喻的方式提出一个纯粹当代的问题：人的存在意义如何安放？在前现代，，比如基督教背景下的，人除了现世的荣誉、职责，还有终极的意义守护和接纳。在儒家伦理中，各阶层的人也都有命定的位置和存在意义。只有当代，人的存在意义成了问题。举个例子，九十年代之后，随着“劳动光荣”这种伦理逐渐贬值，普通劳动者只是在一种严重透支的国家政治伦理中还有名义上的存在意义。实际上，普通劳动者除了是卑贱的劳动者，在大众的价值判断中没有什么荣誉和意义，成了当下价值尺度无法容纳的群体。再者，当下的年轻人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的时候，他们的父辈因为缺乏经济权威和技能，其生存信念和价值被背弃了，成为子女们最不愿成为的人，这些人的存在意义无处安置。而诗人以一种宽厚、悲悯的情怀，不关心河流有着怎样不同的起源和性质，关心那些河流——不同的生命历程、命运、道路——是否被接纳的问题，事实触及“当代”的意义破碎图景。

见证当下的愿望和能力

陈培浩：朵渔诗歌有很强的和当下生活对话的愿望和能力。他的诗歌不但对正在发生的生活作出反应，而且往往能找到诗的回应方式，努力去敞开当下生活的复杂面相。或许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比较早期的一首诗——《听警察讲被杀的故事》。

徐娜婧：我认同培浩师兄前面的说法：“当代性”趋于指向当下这层意思。在读《听警察讲被杀的故事》这首诗时，我一直在想，它的“当代性”体现在哪里？或许，从它的主题到措辞风格都相对的当代、当下，体现对当下社会中的常发事件、小人物命运的关注。还有一种感觉，可能有些引申过度了，这首诗的整体风貌类似唐诗中的元白诗派，生活气息较浓厚。

这首诗的题目已经交代了内容——听警察讲被杀的故事，“我”于是思考：这个是否可能有其他命运结局呢？借着几行很有趣。“一片云从山顶/翻过来，露出微雨的清凉/两只蝴蝶在木栏上/扇动着翅膀，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了”。就整首诗而言，此前此后说的都是“听警察讲被杀的故事”这一话题，中间跳开来插入这几行，再重新折回。翻过山顶的云，蝴蝶的扇动，微雨的清凉，由这些组成的情境造成一种冰凉的触感，情绪方面倒是契合了诗情的需要。若是没有这几行，这首诗肯定会黯然失色不少。

陈培浩：你讲得很对，这是一首口语诗，口语如何创造诗性，这里有点场景切换、蒙太奇的意思，一片云从山顶/翻过来的“翻”字就可以看出语言功力。

王飞：中间这几句确实有意思，诗人在具体的情境中思索这个的命运，这是一个群体普遍性的悲剧，无可避免，即便蝴蝶扇动翅膀——象征着可以引发风暴等巨大、未知的后果并改变未来——结果仍是一样。

王光明：我也觉得“一片云从山顶/翻过来”这一段写得很好，但为何要有最后几句“这老兄/一边写诗，一边办案，死与抒情/正如黑暗融进黄昏的光里”呢？前面写被杀，并且“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了”的命运，都非常好，但后面似乎有点冲淡主题了。

陈培浩：我是这样看的，我恰恰是喜欢最后这几句。底层写作是新世纪以来非常热门的话题，但诗歌如何去书写底层？如何不被道德所绑架，写出事物应有的复杂性呢？一个被杀了，可能有人会写的悲惨，有人会写凶手的残忍，有人会写社会的冷漠。朵渔虽用极平淡的口吻，但他在追问，她的命运是否有另一种可能。然后他说：没有，不能有另一种结局！为什么没有，最后几句或许就是答案。写诗的警察在此有两种身份：作为诗人，他也许是人道的、悲悯的；但作为警察，他显然不可能以诗人的立场去办案。人总是在某种社会身份中被格式化，被循唤出某种人格。诗人和警察的身份同存于一人身上，它提示着一种暧昧性——“黑暗融进黄昏的光里”，这也是一种光明和黑暗的过渡状态，这种复杂的交织恰恰回答了何以她的命运没有其他结局。

王光明：可是一首短诗，主题太多，力量就散了，这是值得思考的。

彭应龙 ：我觉得《听警察讲被杀的故事》中间写到云和蝴蝶的几句，写的是当时诗人眼前的实景：也就是诗人琢磨着“会不会有/另一种结局”的时候，他看着眼前的景色，沉思了一会，又想“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了”。最后的结尾“这老兄/一边写诗，一边办案，死与抒情/正如黑暗融进黄昏的光里”倒未必是对警察的反讽，而有可能是对诗的反讽，“一边写诗，一边办案”是说写诗的这个身份无法改变他警察的这个身份，“抒情”总是无力的。这和《今夜，写诗是轻浮的》的结尾构成呼应：“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今夜，人类的沉痛里/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轻浮如刽子手，/轻浮如刀笔吏”，二者都有一种对诗歌写作本身的反讽。

景立鹏：王飞师兄上面从当代性谈《河流的终点》，我来细读这首诗。此诗用一个极具历史重量和情感容量的意象表达了对现代人当代生存的深切关照与思考，包含了行走与皈依、漂泊与家园的辩证法。整首诗围绕着“河流”这个核心意象展开。“河流”是时间与生命的象征，她绵长、广阔、优雅，她们有潮起潮落、冰期汛期，她们有不同的“出身”，各异的“家谱”，操控着“胃里的鱼虾的命运”，又都承载了无数“生活的泥沙”和沉重的历史。然而，这些都不是诗人所关心的，诗人关心的、找寻的是河流的终点，或者说，诗人关心的不是河流从哪里走来，走在哪里，而是走向哪里。诗人终于找到了，找到了河流的终点——一个接纳了她们疲惫的身躯的地方，一个劝慰了她们艰难的旅程的合适的理由。而至此，诗人也完成了对人的当代生存的隐喻。在缺乏厚度、醉心速度的狂奔时代中，在急功近利、众声喧哗的商业浪潮中，在钢筋铁骨、色彩斑斓的城市文明里，人们相互追逐、行色匆匆而又不知所往，最终沦为生活的浪子，精神的逐客，时间的浮萍。

另外，这首诗在形式上也颇为讲究。首先，主体视角的切入，如反复在句首出现的“我关心”“我不关心”准确的表明了诗人的积极介入姿态。其次，前几句均为“我关心的不是”“我不关心”，在不断的否定中使诗歌的语势、气脉越来越坚决，诗末用一句干脆的“我关心的是河流的终点”对前面做出回应，掷地有声，铿锵有力。

徐娜婧 ：我也说说《河流的终点》。这首诗的节奏比较明显，词句上直接提示出来：从“关心的不是”“关心的不是”到“不关心”“不关心”再到“关心的不是”“关心的不是”，诗篇前面的这种否定情绪以简单的对称呈现，一气呵成读下来却带来一种疑惑和欲望，到底关心什么？当然，诗歌的题目本身点明了关心的对象，然而氛围的营造还是有它的效果；“我关心的是河流的终点”，读到这一句，读诗的人和诗人一起松了口气。此外，最后几行的这个“比如”很有意思。放在此处看似偶然的联想，随意举个例子——“比如我记忆里的/一条河流，她流到我的故乡时/已老态龙钟，在宽大的河床面前/进进退退，欲走/还休。”却让人忍不住怀疑这份随意和偶然的真实性，一个相当可能的场景是这样的：由于某种契机诗人想起了故乡的河流，记忆中的河流，与此同时对“河流的终点”这一问题的关怀应运而生，接着就出现了上述的写作。

诗歌如何进入历史

王 飞：培浩，不如你谈一谈《高启武传》。

陈培浩：这首诗以诗作传，写的不是历史大人物，而是朵渔的祖父高启武。它不是写祖父生平，来投射一种亲情和怀念，而是把祖父的一生的几个片段置放于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从中辨认一个普通人在历史中对真诚、真话的坚持。朵渔不是日常地写祖父，他是历史地写祖父。对祖父命运的回顾使他发现：祖父的命运并未随风，说谎还是求真依然是一个在折磨当代人的问题。这首诗显示了强烈的进入历史的愿望，当朵渔在当代稀薄的精神空气中向历史求助时，他却从祖父这种普通人的真诚获得坚守的信心。

景立鹏：朵渔的这首颇具史诗风范的《高启武传》，似乎试图通过一个人的命运轨迹写出个人命运与历史理性之间的胶着与离散状态，从而在历史现场中窥探隐匿的真理。诗中既有对个人命运的同情，又有对历史真相的追问，所以在诗的结尾诗人说：“我在抽象的思念你、还原你、答复你！”同时这种个人命运被历史裹胁的重述，又渗透着一种无力感和焦虑感。

高启武每一次的人生沉浮都与历史紧密相关，充满紧张感。苦难的少年时代，他需要吃土，却还得在黑窝头里寻找安慰，在浮冰的闪光里，在谋生的游戏里寻找安慰；翻身的时代，他“挺了挺腰杆”却“有点硬，有点疼”，可是一转眼就被“从同志打回敌人”，重新熟悉“黑暗的牢房，地主的粮仓”。

在语言形式上，该诗颇具匠心的分别采用史传手法和现代诗形式并行的两条线索展开，无疑又增加了历史的反讽性。古代立传的多为上流社会的贤达或知名人士，而且内容多为歌功颂德。劳苦大众只是史册中沉没的大多数，他们是失语的。而诗人却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沉默者立传就颇有意味了。是反讽？是扣问？

另外，从修辞策略上来看，这种张力恰恰就表现在大的反讽之下的无处不在“小反讽”。“夜里狗叫，不是鬼子进村，是乡上的书记/有人了解他的底细，让我奶奶不要出门”，而且他要相信“小儿子就是喜欢啃树皮”“大儿子不是水肿是阶级的虚胖”“老婆不是不能生她是政治性的月经不调”，他喜欢听“那集权的钟声，牛虻与耗子的合唱”。诗人通过一系列的反讽对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但却没有答案，只能“抽象地思念你、还原你、答复你！”

张吟雪：《高启武传》这一组诗通过小人物的人生片段介入历史，探究的是小人物高启武对于生存和尊严的追求。对于诗歌而言，这种介入的视点是特别的。诗中的高启武同余华笔下的福贵有着某种相似，他们最为基本的追求同样是活着，不同的是朵渔赋予了高启武更多精神层面的内容。比如对于正义的执着“八千人等着你去说谎，八千人等着你来犯错/但我们没有粮了，这千真万确……”，“八千人抓住了你的脖子，将你垂直地从同志打回敌人”，以及对于政治的抨击：“你告诉过我你从来不缺阶级的敌意”，“你的大儿子不是水肿是阶级的虚胖/你的老婆不是不能生 她只是政治性的月经不调”。

高启武临终前，语其长孙曰：“吾一生，苦甚！汝当努力为学，食官粟”。这句话，是高启武终其一生对于苦难的理解，苦难是由于阶层的差异，也许登上体制的列车，就会脱离苦难。而朵渔也确实的做到：“我后来的确端上了这样一个铁饭碗，但最终我还是亲手把它砸了。我不是讨厌碗里的饭，但我讨厌盛饭的碗。”由此，朵渔与其笔下的高启武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对于体制的讽刺，对于政治的讽刺，对于正义的坚持。正如他自己所言“昨天的你，今天的我…”，朵渔笔下的高启武更像他自己的形象。但我不太明白诗中“你死了，死的意思是/我们终于有了同一个父亲”的意思。

陈培浩：大概是朵渔从祖父对谎言的拒绝中找到生命认同感的一个诗化表达，这是诗中他和祖父成了“兄弟”的原因，也是诗最后一句“我在抽象地思念你、还原你、答复你！”中“抽象”和“答复”的一种具体诠释。

徐娜婧：人死后，入土为安。土地是爷爷的归宿，最后也会是孙子的归宿。也可能和父权传统有关，父亲死后，长子为父，同样都是权威。这里想提供多多的一首诗《我读着》，写父亲。诗歌的最后是这样的：“我读到我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我父亲身上的蝗虫，正独自存在下去/ 像一个白发理发师搂抱着一株衰老的柿子树/我读到我父亲把我重新放回到一匹马腹中去/当我就要变成伦敦雾中的一条石凳/当我的目光越过在银行大道散步的男人…… ”

陈培浩：诗歌这种非叙事文体是否有能力进入历史，该如何进入历史，我想对这些问题《高启武传》都有所回答和探索。他进入历史的愿望，对于沉迷于虚假经验的写作是一种匡正；他在遗忘和记忆成为支配性制度的环境下，重新思考了诗歌何为的问题。

反讽诗学的双刃剑

陈培浩：不如谈谈这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它被认为是2008年地震诗潮中写得最好的一首。它超越了由灾难激发的一般性同情和眼泪，以及包裹在“大爱”叙事中的胜利幻觉。在死亡这种绝对的灾难面前，没有任何胜利可言。所以，它所谓的轻浮，事实上不是对同情心的拒绝，而是对同情心在复杂的话语环境中被利用而产生的耻辱感。反而是这种对“轻浮”的耻辱感激起了知识界强烈的共鸣。

王飞：《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主题大概是仿照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景立鹏：如果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表现出了诗歌，或者说艺术对人祸的无力与沮丧感，那么，在汶川地震时“写诗是轻浮的”，则表达了诗歌在天灾面前的无奈与自卑感。但诗人并没有止于此，相反无奈与自卑只是他反思与抗争的起点。

徐娜婧：《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这首诗成功的背后有一个大情感在推动着，面临诸如地震这样的灾难时，人内心深处的悲悯与恻隐都很剧烈，在同情体验中感受到巨大的沉痛与巨大的爱。

张吟雪：有人评论说读朵渔的诗歌会体会到一种“隐私被掀起一角的”。这种是诗人自己的同时也属于读者。对于这种我的解读是读者的认同感。在《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中，诗人写“主持人是轻浮的，宣传部是轻浮的，将坏事变成好事的官员是轻浮的…”这种带有讽刺性的评论是针对某种宣传论调，针对于媒体高调的渲染。这种讽刺于读者必然是有共鸣的，即所谓认同感。

彭应龙 ：我来谈谈朵渔的《大雾——对话：索尔仁尼琴》，诗中写道：“想当年，伟大的雾都时代，那迷人的/大雾，团结如细雨，幽暗如原野/多少天才在雾中相遇、相爱/在雾中团结起来……”其中“大雾”应是指极权时代，在这样一种极端的社会状态中反抗的东西很明确，但现在这个时代给人的困惑是，“如今，雾已散去/你已离开，烟尘滚滚，映现着/闪光的碎片，基础不在了，只剩下/裸的荒原”，就是，你想反抗也不知道反抗什么了。但是后文又写道“就让大雾把一切重新遮盖吧”，“大雾”的隐喻再次出现了，意思好像变了又好像没变，这里给人的感觉是，朵渔自己好像也没想清楚自己在想什么……

《大雾》的结尾中的“细雨中的苹果树”、“堆聚在农具间的雪花”、“牛仔裤、花衬衫”等等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柔弱”的意象，作者在一番对体制的抗争之后，意识到对蕴藏在日常生活自身中的美与尊严的观察和体认，本身就构成“一种对铁的应答”。这与肖开愚在九十年代后期的转变有点类似，肖开愚在九十年了很多反讽现实的诗歌。而在1997年写了一首《安静，安静》，这是一首写日常生活的、柔弱的、充满温情感的诗，这首诗意味着肖开愚看待生活的方式有所变化，里面有两句是这样写的，“既不享受拒绝之硬，/也不享受逃避之软”，这里“拒绝之硬”指的就是与体制的硬碰硬，对抗性，而“逃避之软”指的就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诗人表示对这二者都加以拒绝，这个态度非常有意思。

王光明：朵渔对索尔仁尼琴“细雨中的苹果树”是不是有些误解呢？索尔仁尼琴“只要还能在雨后的苹果树下呼吸，就还可以生活”，这里“雨后的苹果树”是一种美对生命的拯救，并不依赖于与“铁”的对抗。朵渔把它放置在柔软与铁的二元对抗结构中，也许反而削弱了以美的感性自足生存的丰富性。

陈培浩：确实，朵渔的诗歌强烈的渴望见证当下，这首和索尔仁尼琴对话的诗歌，“大雾”也许是他对当代精神境况的一种隐喻。他希望从索翁的“大雾”中回到自己站立土地上的“大雾”，所以这首诗体现出明显的及物性，每一字都指向我们的生活。像“如今，团结如仪的只有水泥/和谎言，我经常感到无路可走/准确说，是道路太多，每个人/都有一条路、一个理由/和一道世俗的斜坡，却没有一条路/能够走到黑”。朵渔实际上提出在“大雾”弥漫的时代如何确证价值的问题。朵渔是追求复杂性的，追求“不饮恨”的伟大情怀的，但在与现实短兵相接的同时，他的反讽手法非常频繁而娴熟，但反讽背后的二元对抗结构确实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更多丰富性的呈现。

王光明：我在《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中说过这么一段话：“现代汉语诗歌是在一种在诸多矛盾和问题中生长，在变化、流动中凝聚质素和寻找秩序的诗歌。它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如何以新的语言形式凝聚矛盾分裂的现代经验，如何在变动的时代和复杂的现代语境中坚持诗的美学要求，如何面对不稳定的现代汉语，完成现代中国经验的诗歌‘转译’，建设自己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现代汉诗永远在寻找着它的当下形态，从当代性这个角度谈朵渔，是很恰当的。他的诗歌语言锐利，充满，关注当代生活，是一种有语境的写作，有介入当下的强烈愿望。诗歌参与当下，想像当下，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中国文学历来有关怀社会现实的传统，无论是传统社会读书人的兼济天下，还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感时忧国，都说明中国文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经营。但夏志清先生那篇著名论文《中国作家的感时忧国精神》说得好，感时忧国和道德承担是一种特色，但也可能变成一种负担妨碍作家更高远的展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诗歌对现实强烈的批判性会使诗失之偏狭，失去呈现丰富性的可能。

相比《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和《大雾：对话索尔仁尼琴》，我更喜欢《秋天带来怀恨的人》和《拉拉：最终的虚构》，前者直面现实、批判现实，功能性特征比较明显。后者不从强烈的对抗思维中展开，反而显得丰富、博大和复杂一些。

我们今天的讨论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一位当代优秀诗人的细读，而是通过他去思考诗歌的现实担当精神和诗歌的本体立场之间如何融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