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国际藏学讨论会撷趣

2003年9月6日至12日，第十届国际藏学讨论会在牛津大学举行。会场内学术讨论的情况，会有很多人撰文介绍。其实，会场外的活动也很精彩。谨记叙一二，与朋友们分享。

草坪上的午餐和午休

牛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之一，与剑桥大学齐名。该校创立于12世纪中叶，一向以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闻名于世。牛津大学拥有著名的博德利图书馆和阿什莫尔博物馆。阿什莫尔博物馆收藏世界各国的文物，收藏的中国文物也很多。该馆1683年开放，一般认为是第一个正式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牛津大学现有39个学院，分散在牛津城各处，全城大都为这39座学院所占。牛津城的商业和市政建筑都不高。民居（House）多为二三层小楼，小楼前后几乎都带花园。大街小巷几乎都只有两车道。 牛津大学多数学院建筑古朴，也不高，拥有大片草坪，花木扶疏，与城市浑然一体。整个牛津城给我的感觉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田园牧歌式的环境美妙的结合。

走进牛津大学圣修学院（St.Hugh′s College）不大、不起眼的门，迎面是长长一排二层楼房。学院的一些教室、办公室、宿舍在这排楼里。几间教室临时改作本次学术会议的分组会场。穿过楼房门庭，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坪立即映入眼帘。越过草坪向对面和左面望去，有密实的高“墙”护卫着草坪。“墙”由几层乔木和灌木充当。向右走几十米则抵达主会场、休息厅、临时售书厅和另几个分会场。草坪中，间隔地种植着几簇花木，传来鸟语花香。不时有蝴蝶翩翩起舞，有松鼠轻盈地窜上跳下。草坪将各会场连接在一起。分组会期间，学者们经常往来于两座楼之间“赶场”，必经草坪边。

二层长楼楼下左端是餐厅。欧美人多不大重视午餐。午饭时，餐厅长桌上摆满了小纸袋，每个纸袋有一本16开杂志那么大，里面装着一根夹馅面包棍、一块点心、一小盒菜、一根香蕉和一纸盒饮料，比飞机上的饭还简单。夹馅有三种。学者们进餐厅，每人任取一纸袋，自己找地方去吃。餐厅里有长条桌椅。餐厅连着草坪。许多学者提着纸袋，选择坐到草坪上去吃。三五一群，边吃边聊。过一会儿，在餐厅里吃完饭的学者也陆陆续续到草坪上来午休。开会的几天中午，秋阳明媚，碧空如洗。说是午休，多为聊天和晒太阳。或众人闲侃，或两人私语，或独自闭目养神，各得其乐。我在草坪上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如美国西北大学胡素馨教授和法国远东学院谷岚研究员等。还同社会科学院院长才旺俊美研究员、巴桑旺堆研究员讨论过一个学术问题。

草坪柔软如地毯。教授、研究员、大学校长、研究院院长、助教、博士生们交错坐成一大片，书卷气似乎汇集成湖。远处望去，金发碧眼和黄肤黑发衬着绿色，可谓五彩斑斓。有人盘腿正坐，有人侧倚歪坐，有些人面对面俯卧成圆圈，有人则横卧，其千姿百态和自由潇洒，如同海滨浴场沙滩上的景象，十分生动。欧美的公园草坪、博物馆广场亦见市民随意坐卧，此亦为其风俗。国外大学主办学术会议，不讲排场，不搞官本位，值得借鉴。

烛光晚宴

7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行晚宴，宴请分别来自海外和国内的与会学者，为与会的同胞创造一个联谊的机会。宴会就近在意大利小餐馆 （La Dolce Vita）举行。地方比较小，所以国内来的学者只邀请了一部分。宴会桌摆成长条形，大约有20米长的样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格勒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王尧教授等坐在那一头，尚能看清面孔。学者们分两排隔长桌相对而坐，不分座次。座位全坐满了，还不够用。长桌沿中线从这头到那头，有间隔地竖立着一排点燃的红蜡烛。金黄色的烛光温柔地照亮每位学者的脸庞，一条长长的光带将相对而坐的两排来宾融合在一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研究员首先举杯致词。大意是说：在英国牛津能够见到这么多来自海外的藏族同胞，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国内建设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日益提高，希望大家常回家看看。他说的是心里的话。

大家就近与对面和邻近的学者边吃边谈。有的是老友，有的是新交。初次相识，一开始谈话未免有些拘谨。但他乡遇亲人，都是中国人，谈学术，谈工作，谈北京，谈拉萨，谈故乡，话题特别多。葡萄美酒高脚杯，频频举起敬同胞。酒过三巡，高歌一曲，乡音乡情，越谈越温馨。一位客居印度达兰萨拉的藏胞希望能够到祖国伟大首都北京观光，一位德籍藏胞回忆起他回拉萨探亲访友的情景。一位国外藏胞对我说：“我动员藏胞回国参观访问。回到家有意见可以提，如同孩子有要求要向母亲提一样。”我斜对面三位来自印度的年轻藏胞是喇嘛，不喝酒，一开始少言寡语。但故乡的学者介绍故乡，他们很关注。后来他们也活跃了，以茶代酒，不止一次地同我和其他国内学者碰杯。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居士亲口对我说过：“茶是菩提酒。”中国僧人饮茶，焉能无味？宴会至久方散。

观赏藏族歌舞

8日，善根基金会在附近的中餐馆西安饭馆宴请国内来的学者。该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平措旺杰先生致词说：他们基金会很愿意为藏学研究作贡献，很愿意为祖国做些事情。席间，他称赞《中国》杂志办得好。他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有观点，有介绍。最大优点是客观报道，展示完全真实的情况。最新一期使我特别高兴。因为有一篇介绍“娘容辖私塾”，我就是那里的学生。我一直在搜集有关我的母校的资料，始终没有找到。没想到，《中国》刊登出来了，帮我找到了。”他说的最新一期是今年第5期，9月份刚刚出版。他说的那篇文章叫作《“娘容辖”先生――记近代藏族著名民间教育家仁增・伦珠班觉》。

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平措次仁研究员与我同桌，正向我详细介绍他写的本教史，身着藏族歌舞盛装的藏族演员出场，为宴会助兴。演员人数不多，但节目不少，有独唱、合唱、对唱、集体舞蹈。几位健壮的小伙子脖子上挎着琴，边奏边唱，或者为女演员伴奏。女演员共四位，都是美丽的姑娘。她们中二人来自国内藏区，合唱了好几首藏族歌曲。另二人来自印度达兰萨拉，也合唱了好几首藏族歌曲。两个男女四人组轮流献艺，歌声都那么淳朴、高亢，唱出了青藏高原的原汁原味。他们都是祖国的儿女，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根。

泛舟牛津河

10日下午，休会半天，各国学者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不少学者回家中或宿舍去了。有的则忙里偷闲，或探亲访友，或采风购物。考虑到不少学者第一次到牛津，会议也安排了三路活动。一路参观图书馆，一路逛公园，一路划船，自愿参加。报名方式很简单，随意签名。头一天，休息厅墙上的留言板上贴了三张白纸，每张纸各登记一路。在白纸上潦潦草草写上自己的尊姓大名，就报上名了。我事先不知此事。一位从北京同来的学者替我做主，在负责第三路的白纸上替我签了名。于是，10日下午我就和一批学者去划船。

出了学院大门，沿着不宽的街道步行，右拐左拐右拐。十分钟的样子，走进一座建筑的大门。穿过建筑物，来到一个小院子里，才发现院子那头有一汪比篮球场大不了多少的水塘，里面泊着十几条船。船呈细长形，窄而尖。一人坐一排，并排两人则必须拥挤着坐。前后三排座。有人招呼大家上船。大家随意上船，并没有每船非坐满六人不可。大概是坐了五条船。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院长班班多吉教授上了另一条船。国际藏学会主席詹尼特教授和几位英、美教授一条船。上船坐下后感到座位很低，只能直伸着双腿仰坐，就象直接坐在在甲板上一样。又发现船帮很低，水似乎随时会漫进仓里来。幸亏座位上铺了垫子，腰后也立着垫子。每条船配备了一根长篙、一支短桨、一瓶红葡萄酒和几只纸杯。

我们这条船上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绛边嘉措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向红笳教授。美国加州大学的琼・约翰教授自告奋勇站在船头撑篙。他跟着领头的小船，撑着我们的船，钻进一条隐藏在水草中的两三米宽的水道。几分钟后，“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水面忽然开阔，一条真正的河流横在面前。我们闯入牛津河。其实，牛津河不宽，最宽处只有38米，大部分河道同北京护城河差不多宽。只因为刚刚从小水塘中出来，我们竟然也产生了豁然开朗的感觉。大家的情绪一下子热烈起来。

牛津河平静清澈。两岸时而高草如墙，密不透风，时而露出起伏的田野和牧场，更有连绵的茂树将大半个树冠贴着水面向河中央横压过来，使河面更加狭窄，河水变暗，倍加幽静。仰坐在船上衣冠楚楚的著名的男女教授们，此刻一扫平日的严肃和矜持，饮酒的饮酒，拍照的拍照，指点的指点，高谈的高谈，不时欢呼大笑，引来几十只野鸭游在我们船后，紧追不舍。不久，淅淅沥沥地飘起了小雨，大家兴致丝毫不减。船冒着斜风细雨继续缓慢滑行，颇似我国江南。

船行了大约一小时，在用几块木板搭成的简易码头靠岸。我们弃舟上岸，跑步穿过一块草地，进了一家乡村小酒吧。酒吧虽小，却很典雅。几位英国老人正在各喝各的酒、咖啡、茶或其它饮料。有位老人似乎在回忆，沉浸在往事之中。有位老人正埋头读报。几对少男少女正两两对饮，窃窃私语。他们似乎要这样待一整天，多悠闲啊！我们每人也享用了一杯啤酒或饮料，然后尽兴而归。

我小时从英国小说中读到，过去英国的绅士、淑女们就是这样泛舟行乐的。今天各国藏学学者联袂畅游牛津河，实在难得。学术没有国界。学术友谊就像牛津河一样，天长地久。我以一首五律，记录此情此景：“ 牛津窄窄河，茂树罩清波。船首撑蒿醉，舷中仰面歌。群鸭逐剪浪，斜雨润云罗。暂饮吧间酒，舟横五六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