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效率与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

内容摘要：适应性效率是从长期动态的角度考察制度的经济绩效问题，反映了时间进程中与经济变化相适应的制度变迁效率。从适应性效率审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迁模式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增进了适应性效率，另一方面也存在效率的损失。文章指出，今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应考虑到可持续发展问题，同时要继续坚持“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并加强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以提高制度整体的适应性效率。

关键词：适应性效率 人民币汇率 制度变迁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国际上饱受争议，一些国家以此作为焦点屡屡对我国进行施压。事实上，汇率制度作为一国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服务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并以国家利益为最大考虑。判断一国的汇率制度合理与否，应当看该汇率制度整体上能否与经济的变化相适应，是否有利于该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也即考察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适应性效率的引入

所谓适应性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考察制度的长期经济绩效问题（即制度结构如何适应经济的变动而调整），反映了时间进程中与经济变化相适应的制度变迁效率。这里的“适应性”既包括制度之间的适应性，也包括制度调整对经济变迁的适应性。

最早提出适应性效率的是诺斯，他指出：“适应性效率考虑的是一个随时间演进方式的各种规则，它有助于一个社会去获取知识、学习、诱发创新、承担风险及所有创造力的活动，以及去解决社会在不同时期的瓶颈意愿”。诺斯强调，“适应性效率”而不是配置效率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当考虑长期经济绩效时，就不得不涉及制度结构变迁的适应性问题，而配置效率考察的只是静态的短期的经济绩效。

王玉海对诺斯的“适应性效率”理论进行了梳理，并根据诺思的阐述，通过分析“适应性效率”与制度规则、资源配置效率、国家、交易费用等因素的关系，对其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他指出诺斯的“适应性效率”概念是对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概念的一种超越，也是对经济效率问题探讨的深化，从而具有重要的意义。之后他又引入剩余控制权的概念，将“长期内通过制度变迁使形式剩余控制权与潜在剩余控制相适应而导致的经济效率提高”称为制度变迁的适应性效率。他认为，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实际是对“剩余权”的安排问题。

运用适应性效率对制度变迁进行审视，可以得出很多有益的启示。在我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不能仅从短期的视角看待制度对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还要考虑与时间进程中的经济变化相适应的制度变迁效率，即长期经济增长绩效，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地评价某项制度安排。因此，不仅要注重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以改进资源的配置效率，还必须兼顾提高各项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中的适应性效率分析

作为经济体制的重要构成之一，我国汇率制度遵循了与经济体制同样的变迁模式，即由政府主导的、强制的、渐进式的变迁；2005年之后更是按“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形成机制。从制度适应性效率视角审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这种变迁模式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中的适应性效率改进

第一，有利于制度变迁的序贯性和平稳性。制度变迁是一个过程，在成为稳定的规范的制度之前，需要有恰当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形式，一方面相对原有的制度安排做出局部或一定程度的调整，另一方面逐渐接近既定的目标制度，这样才能实现稳定中的发展和发展中的稳定。同样地，人民币汇率制度向更加市场化的最终目标变迁过程也需要过渡性安排，如1993年之前实行的汇率双轨制，实际上就是官方汇率制度与1994年之后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制度之间的一种过渡安排；而2005年以后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则是从单一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到钉住或爬行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这些过渡性的汇率制度安排保证了制度变迁的序贯性和稳定性，因此提高了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第二，有利于制度变迁对环境的适应。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每次调整或改革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经济环境的变化。1979年到1993年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是以出口创汇的外贸政策为依据；1993年以后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作为市场经济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外汇体制，也需要不断向市场化方向改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因此就有了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在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事实上实行了钉住美元的稳定的汇率制度，有效地抵御了危机的冲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时启动，汇率水平小幅持续上升，但2008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中止了这一过程，直至2010年6月我国又重新启动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次调整均是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动而进行的，体现了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

第三，有利于提高微观主体的自适应能力。制度变迁能否平稳进行需要考虑微观主体的自适应调整能力。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基本采取小幅、渐进的方式进行，如在2005年7月汇改之初，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出现2%的一次性升值，之后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在日均千分之三的波动区间内逐渐升值。从2007年5月起，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日均波动区间由千分之三上调至千分之五。这种升值方式有利于培养企业适应市场变化进行自我调整的能力，真正提高企业的对内和对外竞争力，从而提高汇率制度的适应性效率。相反地，日本当年采用激进的方式，实现了从固定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转变之后，日元汇率过度波动（主要是过度升值），使得微观主体不适应，对外贸和投资部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进而也冲击了整体经济。日元汇率激进的大幅升值方式以及日本政府短时间内大幅提高利率的政策，均没有给微观经济体足够的时间提高自适应的能力，最终使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由此降低了其汇率制度的适应性效率，该案例值得反思。

第四，有利于增强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形成更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但该目标要何时实现，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时间表，而是在坚持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情况下，适时地推进。因此给未来的改革留下了较大的调适空间。在具体的汇率制度规定上，如 “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整”，这里“参考”而不是“钉住”一篮子货币，使央行可以不对外承诺任何汇率平价，而根据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及外汇市场供求情况进行主动灵活调整。又如 “汇率中间价按收盘价确定”，中央银行在必要时就可以在闭市前入场干预汇率，从而也增加了央行干预的灵活性。可见，当前的汇率制度，有利于中央银行根据需要灵活调整汇率，能够提高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中的适应性效率损失

第一，路径依赖阻碍了适应性效率的提高。路径依赖是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它可能带来高收益，也可能阻碍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制度由于受到初始条件、决策者偏好与学习效应、制度运行的自我强化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在变迁过程中同样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如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供给行为、决策者对汇率稳定的偏好等作为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其特征在后续的改革中都有体现，而这种路径依赖并不利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汇率制度变迁的适应性效率的提高。

第二，外汇制度供需失衡降低了适应性效率。我国自1994年开始实行的银行结售汇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特点。从制度供需均衡的角度看，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对外汇使用的管制可以说是一种制度供给过剩，而外汇需求主体需要的意愿结售汇制度的缺乏则是制度供给不足的表现。在这样的外汇制度供求状态下，一方面无法形成真正反映市场的外汇供求关系，另一方面也增大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不利于企业形成良好的汇率风险意识，同时也使中央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上述因素均降低了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第三，制度摩擦导致适应性效率损失。制度的摩擦主要体现在新旧制度之间的效率差别和制度变迁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例如随着经济的复苏，如果继续实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尽管有利于保护贸易部门，却不利于贸易部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不利于其对外整体的竞争力的提高，同时还可能加剧当前内需不足为主要特征的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由此影响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有必要实行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而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主要是人民币升值）又会引起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升值后会受损的出口企业的抵触，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新的汇率制度的实行。可见，在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中，制度摩擦带来了适应性效率的损失。

结论与启示

综上可知，尽管路径依赖、制度供需失衡、制度摩擦等因素的存在，使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迁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性效率损失，但从总体上看，每个阶段的汇率制度都是基于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情及发展战略所做出的选择，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全球化条件下保证国家利益的需要，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长远发展，因此具有较高的适应性效率。

对今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我们首先要注重可持续发展，因为适应性效率考察经济的长期增长，实际上就是强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我国长期出口导向政策下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倾向于对出口行业的保护，特别是对产能落后企业的保护，对我国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一定威胁。因此，今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必须纳入可持续发展理念。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只有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提高适应性效率。其次要继续坚持“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无论是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还是我国自身的实践，均表明这一原则在促进汇率制度平稳变迁、微观主体自适应能力逐步调整方面的重要性。我国应根据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决定汇率改革的方式、内容和时机，既要推进改革，又要在宏观管理上有所控制，避免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大的波动。最后要加强相应的配套改革。我国经济体制及金融体制的既有框架决定了汇率制度改革的路径、变迁的边界以及所能达到的效果。为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我国应加快金融改革的整体步伐，同时也要推动经济体制其他方面如要素市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以降低或消除造成适应性效率损失的因素的影响，从整体上提高汇率制度变迁的适应性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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