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香抚琴吟经典,品茗邀月赏金文

【摘要】福州三坊七巷著名的明清古建筑——二梅书屋，其花厅保存有20面各体书法条屏，其中4屏为金文书法。本文将带您走进二梅书屋花厅，为您解读这些金文即青铜器铭文的出处、所属青铜器及年代，引导您释读这些铭文内容、认识其特点，并通过这些金文书法作品，探求其背后的文化与艺术价值。本文力图通过学术研究和探讨，进一步突显福建历史文物文化内涵，让更多的人认识和重视海西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关键词】 二梅书屋；花厅；书法条屏；金文

“二梅书屋”是福州南后街三坊七巷中一座优秀的明清古建筑，它坐落于郎官巷25号，系清光绪年间进士林星章的旧居。林星章（1797-1841），福州人，曾任广东新会、石城知县，化州知州（1）。“二梅书屋”始建于明末，面积2900多平方米，该建筑坐南向北，前后、东西共五进，跨郎官巷与塔巷二个巷，前门高墙大院，极显主人身份与地位；后院紧凑含蓄，给人以亲切平和之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院内就种植有两株年年盛开的梅花，宅院主人索性将其书斋取名为“二梅书屋”。由是，人们记住了三坊七巷内有一座深深的官宅叫做“二梅书屋”，一座文人气息浓郁的宅名就流传开了。它与三坊七巷其他历史名人故居不同，它不是因人而名，而是因宅显名。深含内蕴、极富文人雅致的“二梅书屋”，使如今的福州人记住了清朝一位曾经当过官的乡亲——林星章，也使得林姓福州人为先祖倍感自豪。“二梅书屋”为福州典型的明清民居代表，该建筑布局紧凑合理，因地制宜，构思巧妙，主次分明，层层递进；宽大的门面，高翘的马头墙，精致的灰塑，小巧的半园景观，既显官家气派，又处处表现普通人家的生活情趣；深宅大院内隐藏着假山、雪洞、梅花、古荔，营造出精致而旷达的自然山水景观，充分体现了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情趣，具有极高的历史、建筑和艺术价值，于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花厅是江南古民居特别是大户人家必备的居所。福州三坊七巷中的明清古建筑，几乎大宅必建花厅，如衣锦坊的欧阳花厅就是三坊七巷一处著名的花厅。花厅既是主人会见至交亲友的场所，也是家庭成员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主人在此与宾客饮酒品茗、吟诗赏月；内眷孩童围着大人玩耍观鱼，一片怡然自得、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美景跃然眼前。“二梅书屋”花厅位于整个宅院第三进，因造园需要，它背对正厅，坐北朝南。庭院小园林紧靠塔巷，隔着一道高高的围墙，依势而布，有假山，有渔池，左右各有一座半边亭，假山中空，垒有幽径，沿内部石阶拾级而上，可通假山顶部和半边亭，小园设计简洁、含蓄而富于艺术美。右面半边亭旁一株百年古荔叶茂枝繁，每当大年，红荔挂满枝头，更增添了一派田野情趣，美不胜收。自然，花厅不仅仅只是休闲场所，它还赋予了其寓乐于教的重要功能。当年主人在花厅厅堂左右两侧的20面隔扇上分别用大篆（金文）、小篆、隶、楷、行等不同字体，以优美的书法形式撰写名篇佳句来表达主人的高洁志向与情趣，同时也展现了其深厚的书法造诣。这20面各体书法条屏，不仅体现了主人深厚的书法涵养，同时，它也是主人向家族晚辈们传授和熏陶中国传统文化与书艺的极好教材，它与阶下庭院中那棵遒劲茂盛的百年古荔树一样，见证了宅院曾经的风雨与光荣，置身其中，仿佛让人将日常生活中的烦恼与不快统统抛开，独自去享受此情此景带来的身心的平衡与放松，真切感受主人当年在此生活的闲情雅致。

现在游客参观二梅书屋花厅时，看到的厅堂两侧的20面隔扇为老宅原物，能完整保存下来实属不易。原来朝厅的那面隔扇还绘有山水花鸟画，现在已经不见其芳影了，据过去曾住在这屋的居民说，是期间怕被毁而悄悄抹去的。令人欣慰的是厅堂隔扇外一侧的20面书法条屏，因为当时处于住家的屋内，平时不易被外人发现而完整地保存了下来。20面书法条屏，除小篆、隶、楷、行各体外，特别珍贵的是其中4扇还临写了8件完整的殷商至西周晚期的青铜器铭文，这在地处东南的福州十分难得一见，说明原宅主人不但钟情于书画，而且还具有很深的金石造诣。二梅书屋花厅书法各条屏的内容与排列位置（从里往外）分别如下：（1）陶渊明《归去来辞》第二段；（2）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四“沉着”；（3）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第一段；（4）商周金文选；（5）王羲之《兰亭序》第一段；（6）王勃《滕王阁序》第一段；（7）西周金文《师遽簋盖铭》全文；（8）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六“典雅”；（9）王勃《滕王阁序》第三段；（10）刘伶《酒德颂》选。以上作品内容的书写按右、左屏相接的顺序排列（2）。

金文是指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商周是青铜时代，那时人们将铜称作“金”、“吉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又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以鼎和钟为代表的青铜礼器，成了青铜器的代名词，又因铸刻在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又称“金文”为“钟鼎文”。金文流行与使用的年代，上承殷商甲骨，下育秦汉小篆，长达一千多年，是中国古文字与书法艺术孕育、发展过程中极其重要的阶段。

西周是青铜器铭文即金文发展的鼎盛时期，“金文内容十分丰富而广泛，包括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诸侯分封、赏锡采邑或田地、赏赐民众或奴隶、买卖人口、土地交易、周王举行的祭祀典礼或锡命典礼、对臣下的训诰和颂扬先祖、记载西周的军制以及对少数民族的征伐、法律判决书、西周时期的商业等等，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3）。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的西周中期著名青铜器《墙盘》，和2003年出土于陕西眉县杨家村的西期晚期著名青铜器《逨盘》，因史料价值的无比珍贵而被学术界誉为是一部西周的“青铜史书”。李学勤在《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一文中说：“研究青铜器铭文的内容和书法艺术，不得不以西周为重点”（4），事实的确如此。从西周康王时起，青铜器铭文出现了一批长篇巨制，其中被称为西周青铜四大重器的《大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存》和《毛公鼎》，历来被捧为金文书法艺术的典范之作。金文书法所特有的古朴和天然之美，以及它所蕴含的大量商周时期历史知识与时代信息，是任何学习书法、古文字和中国古代文化的人，都必须了解和熟悉的。包括金文在内的商周至秦汉这一时期丰富的古文字资料及其书法艺术，是学习书法的重要源头，“探本求源”、“取法乎上”，永远是学习经典艺术的不二法则。

二梅书屋花厅的8件金文作品分别为：《姬趛母鬲铭》、《司母甗铭》、《鲁侯簋铭》、《兽父戊爵铭》（左面第四屏）、《戲伯鬲铭》、《无名氏器铭》、《妊簋铭》（右面第四屏）、《师遽簋盖铭》（左右第7屏）（5）。现分别介绍如下：

1.《姬趛母鬲铭》 为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6）。该器可能为清代出土，现已不知其下落，只有其铭文摹本传世。全文共9字：“姬趛母作尊鬲其永用”。“永用”之后本还有一个符号“∧”（似为其族徽，《殷周金文集成》释为“”，因与文字有别，书写者在临写时似乎有意略去）。铭文记姬趛母做祭祀礼器的鬲，表示要永久宝藏享用。像《姬趛母鬲》这样只留有摹本或拓片的青铜器为数不少，由于历史或人为的原因，我们后人只能凭借这一纸摹本或拓片想像该器的容貌了。该铭的书写格式与以下《戲伯鬲铭》一样，都为弧形，这与鬲的铭文铸刻的部位有关。如铸刻在口上，则依圆口一圈而布局，在拓片上就呈现出圆形或弧形状。而鼎的铭文则主要铸于其内壁，有的也是因壁形而布局，如著名的“毛公鼎”。因此，学习金文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要从器型、铸造工艺、纹饰、金文文字的形、音、义的变化与古文献等多领域的相关知识入手来了解和掌握，才能全面理解金文的历史文献价值和其特有的艺术价值。只有更多地掌握青铜器铭文的每一细节和尽可能详细的信息，才能在一篇看似简单或平常的文字中获得全面的资料，以揭示其不凡的意义。

2.《司母铭》 为二梅书屋花厅金文中唯一的一件殷商晚期青铜器铭文，书写于花厅左面第四屏《姬趛母鬲铭》的右下方。该青铜器曾经宋代王厚之《钟鼎款识》、清代吴式芬《攟古斋录金文》和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多部金石学著作著录，但惜与《姬趛母鬲》一样，现也只存一纸铭文摹本了。该铭文书写正是以摹本形式表现，真实再现了殷商晚期青铜器铭文的风采，为人们认识早期金文提供了极佳的范本，非常难得。《司母甗》铭文与商代著名的《后母戊方鼎》铭文应属于同一时期作品，其字体与书写风格一致。但由于文字的原因，此件铭文的释读各有不同。宋代王厚之释为“司彝”，释亚字框族徽为“亚形中画兕形”，即认为亚形中画的是一头犀牛。到了清代阮元，认为王厚之释“司彝”不妥，但又想不出第二个字来代替，因此索性用“司囗”表示存疑。同时对亚字框中的动物也认为不应是兕形，但也说不出到底为何动物，只好引用钱献之的考释，称为“牺”（7）。现《殷周金文集成》将铭文释为“司”（有的释为不带女字旁的“”）（8）。二梅书屋花厅的《司母甗》铭文保留了最初的原貌，带有亚字框族徽文字，以后在流传过程中，该铭文中的“亚字框”内的族徽图画逐渐模糊，现在的铭文拓片一般只收录铭文的文字部分，这一点可谓对进一步考证二梅书屋书法条屏的具体书写时间留下了很重要的依据。甗也是一种炊器，由上下二个部分连接而成，上部称“甑”，用于蒸煮食物，下部装水，为鬲的造型，中间设计为可通蒸汽，流行于商周，春秋时仍使用。有“司母”相同铭款的青铜器，传世和出土较多，据《殷周金文集成》记载，各卷共收录了27件，器型多样，有觚、甗、尊、爵、壶、斝等，是我们了解和认识商代青铜文化的宝贵资料（9）。

3.《鲁侯爵铭》为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书写于花厅左面第四屏《司母甗铭》下方。顺便带一句，笔者在查证这件青铜器铭文时颇费了一番周折。尽管通过多个文献和工具书查对，最后终于在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中查到了其铭文摹本，但称其为“鲁侯簋”。对照故宫博物院的青铜器图录，方知此器应为“爵”而非“簋”， 故宫博物院的图录附有清晰的铭文拓片（10）。当年阮元将“爵”称 “簋”，可能是在不见器物的情况下而造成的定名失误（此件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却不见《殷周金文集成》收录，甚感不解）。《鲁侯爵铭》阮元释为“鲁侯乍（作）鬯庚用尊簋盟”共10字；北京故宫博物院释为“鲁侯乍（作）考爵，鬯俜（去单人旁），用尊臬盟”，为11字。之所以出现上述文字与字数都不一样的情况，一是由于不同的考释者对铭文的不同理解与使用不同的考释方法而造成的，另外，也是由于西周早期汉字字形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而造成不同文的重要原因。依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考释，《鲁侯爵》铭文大意为：“鲁侯为死去的父亲做爵，用以放置鬯酒和聘礼、盟礼。”

4.《兽父戊爵铭》 为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书写于花厅左面第四屏最下方。铭文共7字：“兽乍（作）父戊宝彝”，末尾也带有一个符号，其含义不详。《兽父戊爵》曾著录于《三代吉金文存》，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铭文的第一个“兽”字为人名。铭文大意为：“兽”为祭他的父亲“戊”做了这个青铜器。“彝”、“宝彝”、“彝器”都是青铜器的通称（也有专家称其为青铜器“共名”，与“自名”相对），商周时期多流行此称呼。后人研究青铜器也往往沿用此名，如上述例举的宋代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以及清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都是。

5.《戲伯鬲铭》 为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书写于花厅右面第四屏最上方。是一件传世青铜器。曾著录于著名的《三代吉金文存》第五卷（罗振玉编），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鬲，是炊煮器， 有三个中空的足，便于炊煮加热。其金文字形就像炊食器形。青铜鬲与其它许多青铜器一样都是直接秉承新石器时代陶器的造型，其流行时间自商代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是常见的青铜器种类。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师趛鬲》，高50.8厘米，宽54.6厘米，重48.8千克，是迄今所知的青铜鬲中最大、最华丽的一件。《戲伯鬲铭》铭文共12字（又重文1（11）），铭文全文如下：“戲伯乍（作） ， 其万年子（子）孙永宝”。“子孙永宝”为西周晚期金文常见用语，为当时的流行语，由此可断定其年代。从铭文中可看出，作器者是多么希望子孙后代一直能拥有祖先的那份荣光，也希望子孙能世世代代继承先辈的家业，通过一件青铜器，我们可了解西周那个礼制时代的历史综影与社会风尚。

6.《无名氏器铭》 之所以称为无名器，是因为此器虽书写于《戲伯鬲铭》左边，但它并不属于《戲伯鬲铭》，而是一件独立的器铭。现只有“乍（作）齐”二字可释，另二字暂阙。如从书法风格与字体结构特点分析，其应为西周中晚期作品。因另二字尚难确定，只好存疑，敬待行家给予准确释读。

7.《妊簋铭》为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书写于花厅右面第四屏下方。该器原为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旧藏，著录于其《三代吉金文存》第七卷，现收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簋为食器，用以盛食物。在礼制上它往往与鼎相组合，有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之说。从考古出土的情况看，鼎与簋的数量配对尽管与文献还有出入，但成组相配却是有定制的。因此簋也可算是青铜重器之一了。传世与出土商周青铜器中，簋占了相当数量，仅此而言，足见簋的重要性了（12）。西周时期著名的《利簋》、《天亡簋》、《宜侯夨簋》、《班簋》、《静簋》、《格伯簋》等，都是人们所熟悉的青铜名器。1978年5月出土于陕西扶风的《害夫簋》（又称胡簋），高59厘米，长43厘米，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一件西周青铜簋（13）。《妊簋》虽较为陌生，但铭文意思不难懂，共12字（又重文1）：妊乍（作）宝簋，子孙（孙）永宝用享（该金文的行文与绝大多数金文格式不同，是从左往右读的）。释读该铭文的障碍主要就是开头的“妊”3个字，但如联系下文则大体可确认其为应是人名（罗振玉释“”上部从三“子”，下部从“曰”不从“口”，释为“”，于现通行的释文“”不同（14）。该铭文的意思与《戲伯鬲》的铭文意思大致相同，都表达了作器者要求“子孙永宝”的美好愿望。

8.《师遽簋盖铭》 为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是二梅书屋花厅金文书法字数最长的一幅条屏，书写于花厅左右第七屏。书写格式依金文字形自然排列，每屏两行，上屏29字，下屏26字（漏写一“用”字）。可能因该条屏原靠最外侧，历经岁月，其墨迹已渐淡，不少字已模糊不清，但从上下文仔细观察，仍可分辨出该字的大致形状。师遽簋为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铸于其盖内，共56字（又合文（15））。该器传出土于陕西岐山，历经清代徐乃昌、吴大澂、潘祖荫等著名金石收藏家收藏，曾著录于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10多种清代以来著名的青铜器文献中，现藏上海博物馆，是一件流传有序的传世青铜器。《师遽簋盖铭》全文如下：隹（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王才（在）周，客（格）新宫，王彳止（诞）正师氏，王乎（呼）师朕易（赐）师遽贝十朋，遽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不（不不）休，用乍（作）文考旄弔（叔）尊簋，世孙子永宝。铭文大意为：在周某王三年四月上半月的辛酉日，王来到周地新宫，赐给师遽十朋贝币，师遽行拜礼，叩头，为答谢和宣扬天子重大显赫的赏赐，特为已故父亲旄叔做了这件宝簋，希望子孙后代永宝此簋。西周时期，周王经常赏赐臣下贝币，有的一次多达百朋。贵族们常为能得到周王的赏赐而荣耀，此铭正是一次周王赏贝的记录。该铭文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的另一珍贵之处在于，它完整地记录了西周某王当年的年、月、月相和干支（16），学界称之为“记时四要素俱全”。在现存几万件青铜器中，只有极少数青铜器铭文具有完整的记时四要素，它对研究古代天文、历法，特别是确定西周王年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梅书屋花厅金文作品，看似不起眼，特别是如不太了解书法艺术及汉语古文字知识，这几幅金文作品，与花厅其它几幅楷书和行书作品比起来，还显得有点难懂和“另类”。一些游客来到花厅，更多地是被眼前的江南微缩园林景观所吸引，同时也因为逗留时间有限而无法细品、体会花厅两旁书法条屏的艺术特色。以下是笔者对二梅书屋花厅4面金文书法条屏的几点粗浅认识：

其一，从时间上看，其金文选择上自殷商，下至西周晚期，几乎涵盖了金文发展鼎盛时期的各个阶段，对我们全面了解商周金文起到了点睛作用。

其二，从青铜器的器型看，因受条屏这一特定载体的限制，主要为簋、鬲、甗、爵等，而且铭文字数都不太多（《师遽簋》除外），像毛公鼎这样的长篇铭文虽著名，却因无法完整表现而弃而不选。另一种可能，就是金文拓本难求，二梅书屋花厅金文作品的选择，似与当年金文拓片传播的客观条件有关。

其三，除《师遽簋》外，所有短铭文都是依青铜器原器型拓片的原貌而临写，书写排列疏朗有致，自然生动，给人带来天然浑成之美感，便于欣赏者直观地认识商周金文的布局谋篇之美。

其四，条屏书写者遵循早期金文书法学习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主要强调中锋运笔，忠实于金文字体的特有面貌，如商代晚期的象形图画、西周早期金文笔画的肥粗、波磔与团块特点，以及西周中晚期金文书法所体现出来的工整与成熟等等，中规中矩，不过分强调用笔个性，与清代同时期小篆写法的风格相一致，这也给后人提供了认识清代以后时兴的金文书法早期的风格特点。

其五，从二梅书屋花厅金文书法风格与所选择的青铜器铭文，结合条屏的制作年代特征，及条屏装饰所使用的颜料与方法分析，其书写时间大约是在清末民初。虽然从文物传世的角度看，其年份并不算太长，但能完整保存至今，特别是经过的动乱仍能奇迹般的幸存下来，实属不易，我们不但要珍惜和爱护这一难得的文化遗存，还要深入学习和研究，使更多的人能正确的认识、了解和欣赏我国源远流长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

其六，从现存二梅书屋花厅金文书法条屏观察，也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福州人文荟萃、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特点。历史上研究青铜器的风气由来已久，但由于受传播、交流等条件的限制，青铜器拓本极其难得见到，许多著名金石研究著作、图录等也只有少数人有机会接触和阅读。尽管宋代时就有了第一批金石研究著录问世，但金石学的兴盛则主要是在清嘉道以后，金石学的普及与金文拓片的流传，更多的是在罗振玉编纂的《三代吉金文存》（民国25年）出版之后。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福州三坊七巷的二梅书屋主人，早已对商周金文有了很深厚的研究和书法造诣，并将当时还没有多少人熟悉和了解的书体以传统书法条屏的形式装饰在自己的花厅中，供自己和至亲好友观摩、欣赏。正因为有了这4幅金文书法的衬托，使得二梅书屋的花厅更彰显主人的学识与修养，也使得二梅书屋这座名宅更富有浓郁的书香和迷人的书卷气。

注释：

（1）参见《凤池林氏族谱》第31页，引自王铁藩编纂《福建清代科举名人录》第20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

（2）因修缮等原因，现条屏的前后顺序可能已失最初排列次序的原貌。

（3）参见李先登《商周青铜文化》第三章“西周的青铜文化”。

（4）参见李学勤《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载《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青铜器》。

（5）从该条屏字迹的模糊程度观察，此二屏金文作品最初应置于花厅最外侧。

（6）本文中的青铜器断代主要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殷周金文集成》。

（7）参见宋王厚之《钟鼎款识》、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金文文献集成》第九、十卷，线装书局，2005年。

（8）《殷周金文集成》第00825号器释文。

（9）参见《殷周金文集成》各卷觚、甗、尊、爵、壶、斝带有“司母”相同铭款的目录。

（10）参见故宫博物院编《你应该知道的200件青铜器》，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11）“重文”为西周金文书写中常见行文现象，多见于“子子孙孙”一类固定词组。

（12）《殷周金文集成》共收录各时期簋983件，仅次于鼎（1332件）。

（13）参见《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青铜器卷，文物出版社1990年。

（14）参见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释文。

（15）合文在商周时的应用很普遍，合文就是合体字， 如将“武王”写成“珷”，为左右结构合体；本铭中“十朋”为上下结构的合体，常见于西周青铜器铭文，如“二十朋”、“三匹”、“四匹”等。

（16）“月相”指西周金文中常见的一种记时方式，有“月相四分说”、“二分说”等。王国维在《生霸死霸考》一文中对金文中记时的“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古者盖分一月之日为四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也”。后人也有提出“二分说”的解释，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青铜器研究相关专著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