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笔意重重

文学创作惧相犯，忌雷同。小到遣词造句，大到谋篇布局，都是如此。如果某作品出现重复，论者往往视其为作者腹笥不厚甚或江郎才尽的证据。正因重复有此“污名”，所以，如非有重大之必要、惊人之成效，作者不会行险乱用重笔。既如此，在阅读时，我们就不能轻忽重笔。细针密缕地爬梳、比对、整理教材文学作品中的重笔后，我们发现，作品中的重笔，几乎无一例外是作者匠心独运的妙笔。并且，这些重笔多半是倾情为之，或为作者“明知故犯”知难而进行险以“卖弄”才情，或为作者“一篇之中三致意”暗中强调以点化读者。所以，揪住重笔，可能就是揪住了作者的良苦用心。重笔，可以成为我们迅速、轻松、有效发掘作品魅力的重要抓手。

在作品解读和赏鉴中，重笔究竟能向读者透露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文事重重叠叠山，文心曲曲弯弯水。重笔往往昭告或暗示着曲曲弯弯的文心，比如文气与结构、感情与主旨、形象与性格、韵律与文采等等。下面逐点举例说明。一、揭示文气与结构

“文气”和“结构”，概念大而玄，分析繁而难，学生最不易把握。课上教授，如不得其法，将会陷入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艰难而所获甚少甚至毫无所获的尴尬境地。要想举重若轻解决这一难题，建议大家不妨一试梳理重笔的简单方法。鲁迅《记念刘和珍君》内容枝蔓庞杂，感情丰富错杂，结构隐晦复杂，要想让学生通过常规阅读方法迅速把握文章气脉及结构，几乎没有可能。然而，教师只要布置学生找出鲁迅先生有关“有话要说”和“无话可说”的重笔，并做简单整理、分析，文章的结构和文气会自然浮出水面。重笔内容如下：“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我为什么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但是，我还有要说得的话。”“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三处“有话要说”，三处“无话可说”，相互交织，构成一条明显的波线。这一条波线，正是全文行文脉络，也就是所说的文气。“说”与“不说”，一抑一扬，相互转化，恰如太极图中的阴阳鱼，阴尽阳生，阳衰阴长，使文章气韵充盈流畅，清晰可感。两部分重笔，不仅很好地揭示了文章气韵，而且也提示了文章结构、作者感情。我们只要在每一处“有话要说”和“无话可说”之后追问一个问题：作者“有话要说”，要说些什么？作者为什么“无话可说”？文章结构、作者感情自然“水落石出”。

重笔揭示文章结构的作用，在小说文本中也得到充分体现。高尔斯华绥的名作《品质》有多处重笔，其中最让人称道的是作者对格斯拉兄弟店铺的三次“重复性”描写。店铺始终“充满着皮革气味”，橱窗里始终“陈列着细长的轻跳舞靴、带布口的漆皮靴，以及漂亮的长筒马靴”。但是原先打通的两间铺面，先缩为一小间，再消失了特有的姓氏标志；店铺中的人物原先为兄弟二人，一变为弟弟一人，再变为空无一人。三次貌似重复的场景描写，对应的是格斯拉兄弟靴子生意由红火到清淡、最后终于倒闭的过程，是全文的线索。这一重笔精妙地串起了小说全部情节。阅读时，抓住了此处重笔以及重笔的细微差别，也就理清了全文的结构。二、 暗示感情与主旨

越是杰出的作品，其表现的主旨越复杂，抒发的感情越深沉。因为复杂、深沉，所以读者不易把握。因为不易把握，所以我们要找一个有效的方法，化难为易。我们认为，抓重笔是个有效且易于掌握的方法。下面以海明威的《桥边的老人》为例说明。海明威为人、为文向以干练、精练著称，但在其作品《桥边的老人》中，他表现出了罕见的“絮叨”：全文共一千二百余字，重复语句竟多达百余字。重笔比率之高，他人不敢望其项背。反常之举，常含精心之谋。我们选取其中一项重笔进行简要分析。“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那时我在照看动物……我只是在照看动物。”“照看动物”这一表达在文中凡四见。需要说明的是，汉译中有所变化、区别的三个动词“照料”“看管”“照看”在海明威原文中是同一短语was taking care of。在这里，海明威显然想用重复来暗示读者放慢阅读速度以进行思考。译者宗白为使译文显得摇曳生姿，擅自增加了变化，却不料削弱了海明威特设的“絮叨”，好心办了坏事。海明威想借此重笔让读者感受什么呢？“桥边的老人”的复杂感情！对动物的喜爱与不舍之情！对被迫离开心爱家园和动物的无奈、苦涩和悲哀之情！他喃喃自语地重复着“我在照看动物”，正是心心念念牵挂动物们的心理的折射。最后一句只比前一句多一个“只是”，却意味深长，这“只是”交织着老人“怨”和“冤”的复杂感情：我只是在照看我的动物，我以及我的动物们并没有招谁惹谁，但我们却不能得到原有的平静生活了。为什么会这样？是谁毁了这一切？这简单的重笔暗含着老人对战争的无声控诉。而这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

重笔暗示作者创作意旨的作用也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印证。《史记》中记述岐下野人、桑下饿人、苏秦、韩信、朱买臣等报恩事件，表面上细碎重复、无关宏旨，但其实是表达作者司马迁的一种基本道德判断：报恩是中华文化丛林当中的一株微不足道的小乔木，它的舒枝展叶，它的茁壮成长，都严格地遵循着丛林原则。中华的大传统是，高贵者往往卑劣，卑贱者往往高尚。所谓报恩者，亦是如此。高贵者的报恩往往充斥着算计，你看朱买臣、苏秦、韩信的作为便一目了然；而卑贱者的报恩却常常显得单纯和洁净，歧下野人和桑下饿人就是明证。作者的基本观点、态度，在重笔中得到了比较明确的展现或暗示。三、 展示性格与形象

《林黛玉进贾府》有一处重笔，经常被人提及，但其精微作用并非人人皆知。林黛玉进入贾府后，两次被问及是否读书。问者一为贾母，一为宝玉。贾母之问，黛玉答曰“只刚念了‘四书’”。宝玉之问，黛玉答曰“不曾读”。论者多以为这一重笔（含黛玉对问题的不同对答），体现了林黛玉“步步在意、时时留心”的谨慎小心性格。因为后一回答是受到贾母评价迎、探、惜三春“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的话的影响而作出的调整的结果。这一观点当然不错，但这仅是这一重笔的作用的冰山一角。这一重笔更大的作用是刻画、展示林黛玉的知礼守礼的性格。黛玉如实回答贾母的问题，说自己已经“念了‘四书’”，是秉持礼节，“长者问，诚以对”也；深怕贾母嫌其不曾多读书，心有谦抑，“念了‘四书’”前加了“只刚”两字，也是秉持礼节，“亲所好，力为具”也。而回答宝玉说“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依旧是秉持礼节。因为同辈交往交流时，谦虚是最基本的礼节，即使是客套、虚伪的谦虚，也是不得不行的“礼”。而这一重笔最为重要的作用，乃是刻画、展示林黛玉自爱自重的性格。黛玉风闻贾宝玉是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又有王夫人事先“别睬他”的嘱咐，所以不欲与宝玉深谈，遂以“不曾读”敷衍其问。这是其自重自爱的性格的体现。下文宝黛对话，都是宝玉主动，剃头挑子一头热，黛玉每问都以片言只语答之。“宝玉又道：‘妹妹尊名是那两个字？’黛玉便说了名。宝玉又问表字。黛玉道：‘无字。’”冷落可见。这都是写小儿女初见生人时的矜庄自持，是对林黛玉自爱自重性格的进一步补充。同时，黛玉不答已读“四书”，而曰“不曾读”，亦是在宝玉面前维持自尊、表现自重的需要。因宝玉问的问题是“妹妹可曾读书”——言下似有天下女儿，除非生我贾府者，多不读书之意——所以黛玉谦抑以对。此一观点可以从紧承而来的“问玉”情节中得到更清晰的证明。当宝玉又问“可也有玉没有？”黛玉疑虑更重了，所以“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问我有也无。因答道：‘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岂能人人有的？’”黛玉的回答，表面谦退得体，但实际是针尖对麦芒，隐隐有向宝玉“呛声”的意味。读者细品“那个”“岂能”两词，便能觉察到其心理。这直接导致了宝玉哭闹摔玉的后果。黛玉自怜、自重、细心、敏感的性格在此展露无遗。重笔作用之精微，一至于斯，我们阅读、教学，岂可轻忽？

关于重笔的这一作用，现当代作品中也多有佳例。鲁迅《祝福》中，鲁四老爷面对祥林嫂被其婆婆所劫后的乱局，连续说了两次“可恶”“然而”。很多粗心的读者都对这一重笔熟视无睹。其实，这简单的一笔，生动地刻画了鲁四老爷自私、虚伪、崇奉礼教的形象特点，只要我们将“可恶”和“然而”的潜台词补上即可看出。而“祥林嫂，你放着罢”“你放着罢，祥林嫂”这一重笔，则是体现了四婶对祥林嫂触碰祭器的紧张程度的变化，表明其迷信思想之深，受礼教思想影响之深。这些重笔都是“其言小而其指极大”的生花妙笔，教学中应引领学生再三再四地细细品味。

四、 显示音韵和文采

如果有规律地使用重笔，会使文学作品产生特殊的韵律。这一作用在诗歌中表现特别突出。古人所谓“一唱三叹”或“重章叠唱”，就是对此种现象的总结。重章叠唱可以有效地增强语势和增加文采。此点已为大家熟知，不再赘笔。

需要说明的是，每处重笔的作用并非是单一的。上文加以条述区分，主要是为了方便叙述。精彩的重笔，往往兼具多种作用。比如上文所述《纪念刘和珍君》的重笔，就既有揭示文气与结构作用，也有表现感情与主旨作用。

有没有一个容易寻找的切入点，经由它，我们可以比较轻松地分析出甚至掌握文学作品的精彩之处？这是我经常被询及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高频率出现，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我们的学生拥有解读、鉴赏、探究文学作品的可贵兴趣；二，我们的文学作品赏鉴尚缺乏简便易行的方法。我们认为，呵护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寻找、传授阅读文学作品的技巧、方法是每一位语文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上文所提供的抓重笔的方法仅是众多的解读文学作品方法中的一个。教学中，不妨指导学生加以运用。经典中，重笔无虚笔。重笔的作用如上文所述，绝不容忽视。分析重笔的细微差别，常会有意外之得。

（浙江省金华市汤溪高级中学；321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