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得讲究一点有什么不好?

十一期间看多了电影，忍不住在朋友圈发了点感慨：“看来真要学一点文艺理论，懂一点文艺批评，不然看到一个坏电影都不知道怎么吐槽，骂都骂不到点子上，可捉急了。”

很快，一位大学同学评论：“做人不要这么认真嘛，好累的。”

我和这位同学自毕业之后便没有再见，想想也有十几年了。我知道他挣了一些钱，又辞职创业，想要挣更多的钱。这很好，我衷心祝福他创业成功实现梦想。但我没缓过来的是，我对他的印象完全来自十几年前。当年，他是唯一一个每周两次和我一起坐三站公共汽车去上外旁听俄国文学史的人。他的专业是市场营销，学俄国文学史又有何用？没什么用。但教室外头阳光灿烂，老师在一片鸽哨和篮球落地声中讲：“学好英法俄，胸怀文史哲。”此情此景，犹如昨日，当年他比我更痴迷。他这条评论，我不知如何回复。

人到中年，恐怕就应当好好挣钱，好好过日子。可谁也没敢耽误好好挣钱，谁也没敢耽误好好过日子。把钱挣好把日子过好之余，再多认真那么一点儿，再多讲究那么一点儿，知道一些和挣钱过日子无关的事情，获得一些额外的乐趣，这有什么不好？

和当年那个傻乎乎的大学生相比，我肯定有变化，但恐怕变化没有他多。因为十几年后，我还是愿意自己花钱买诸如《必须冒犯观众》这样的书看，以至于“活得很认真”、“活得很累”。这是一本文艺评论集子，无助于我赚钱，也无助于我过柴米油盐的日子，但我还是非常愿意花一杯咖啡的钱去购买它，然后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它，并感到物超所值。且不说它讨论了我喜爱的作家王小波、张爱玲、鲁迅和木心，单看看这些“不接地气”的文章标题，《往事的锋刃已刺穿其心》、《欲求见佛，但识众生》、《精神的自由与地上的面包》，我就已经在北京的雾霾天气和各种融资名单里觉得呼吸畅快自由了。

顺便说一句，我不喜欢“接地气”这个词。活着，有时候就该离地半尺。

作者李静是我的邻居和朋友，也是我仰慕的女性之一。两年前，我刚刚搬新家的时候，她来我家做客。那天晚上，她在我家认识了这本书的编辑。虽然当晚空调坏掉，她和编辑都谈得满头大汗，但我还是得意扬扬地以“媒人”自居，感到有幸促成了一段文字缘分。

这么说来，我认识李静的时间并不长，不能交浅言深。但我有时候感到，我好像认识两个李静。

一个是文学上的李静。那个李静不叫李静，叫李摩诘。这是她另外的笔名，语出梵文，是佛经里的一位居士，能够现身说法，辩才无碍，度化众生。这样一位李摩诘，道成肉身，相当严肃，恐怕也相当认真，认真到了接近某个边界的地步，希求事事做到极致，否则不如不做，当然也因此而自苦。举例来说，在我们认识的几年里，她不声不响，整整3年一分钱不挣，写出了剧本《鲁迅》。现在看完电影《黄金时代》，我就知道为一位现实存在且名声赫赫的作家作传，到底有多难，有多容易两头不到岸、两头不是人。尤其作者原本是做文学评论出身，从评论到创造，心理包袱一定更重些。可是，李静做到了。半年前，这个剧本拿到了老舍文学奖，我们都为她高兴，这是她应得的，命运自会报偿慷慨认真的人。

另一个是生活中的李静。她长我几岁，像个姐姐，时常会在一些重要时刻给我关怀。我哭的时候，她也一起流泪。我去她家里叨扰，一直坐到半夜一两点，她也丝毫不会抱怨。我没有吃饭，她给我下饺子。反正我们住得这么近，就连她的猫也渐渐地不再怕我了。我没有见过比她更温柔、更善良、更有同情心，也更有智识的女性。

和文章里的铿锵不同，生活里的李静非常温和。有时候我们观点会不一致。我喜欢王安忆，她却对王安忆的小说另有评价。我和她一样都很喜欢《色・戒》，认为是一部杰作。后来我看徐皓峰的影评里把电影说得很糟，就很急切地跟她说，好像要讨个公道（我经常向她讨公道，好像她意味着某种客观标准而不是个人标准）。可是李静的反应很雍容，她只是不紧不慢地说，可能是电影观不太一样吧。

前几天晚上，这个世界有些变故发生，李静很认真地对我说，严冬已到，我们能够聊天的朋友要守望相助，说不定哪一天就轮到自己。我闻之怃然，又觉得她是不是太悲观了。想一想，都说大风来临时要抓住自己的帽子，但首先，你得有一顶帽子。为了这顶帽子，过得讲究一点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