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中国建筑界一代宗师

他是梁启超的长子;他早年赴美攻读建筑,并立志研究中国建筑史,填补世界建筑史中的空白;学成归国后,他和妻子奔走于大江南北的荒山野岭间,先后发现了赵州桥和我国唯一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他是新中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和构思者之一;他致力于古建筑保护,曾提出保护北京旧城的著名的“梁陈方案”……他就是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

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

1901年4月20日,梁思成出生于日本东京,那是他父亲梁启超因“戊戌”失败后亡命日本的第三年。梁思成出生时,正是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他的出生给这个动荡不安的家庭带来了欣慰。梁启超给他取名“思成”,希望他多思而事业有成。童年时代的梁思成在日本的华侨学校上学,在父亲的影响和督促下,梁思成自幼就攻读《左传》、《史记》等古籍,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中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一家回国,先住天津,后搬至北京。1915年,梁思成考入清华学校,开始了8年的清华求学生涯。

清华求学期间,梁思成才华出众,爱好广泛,对音乐、美术、体育都有浓厚兴趣。在全校运动会上,梁思成撑杆跳高曾获第一名。梁思成在音乐方面有很好修养,他与黄自等人组织合唱团,学校成立管弦乐队后,他是第一小号手并任队长。他的美术尤其出色,深得美术老师称赞。在校期间曾被推举为校刊的美术编辑,为校刊画过写生、速写、漫画及校刊各栏刊头画等大量作品。他曾和闻一多、杨廷宝等人组织一个“研究艺术及与人生关系”的艺术团体“缪斯”,活跃了学校文化艺术氛围。

梁思成的另一特点是具有冷静而敏捷的政治头脑。同学们称他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五四”运动时他是清华学生中的小领袖之一,是“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的中坚分子。有一次,梁思成和同学进城宣传被拘,他与其他人一起坚持斗争,迫使军阀政府派一名参议员当众道歉,在军乐队护送下凯旋回校。

林徽因改变其一生

美丽聪慧的林徽因对梁思成的一生有莫大影响。

1920年,据说是为摆脱徐志摩的追求,林长民带着林徽因从英国回到了北平,19岁的梁思成第一次见到了17岁的林徽因。当他敲开林家的大门,一个小仙子一样的女子站在他面前,目光如水晶莹,第一眼便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而林徽因的一番话更是改变了他的人生。

由于跟父亲游历欧洲两年,林徽因迷上了集艺术与工程于一体的建筑。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后来回忆说:“当我父亲第一次去拜访我母亲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父亲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我母亲告诉他,那是融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父亲喜爱绘画,所以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就这样,两人因建筑而走近。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共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史教授古米尔对中国建筑史非常感兴趣,并向梁思成询问有关情况。梁思成这才发现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是一片空白,恰好在这时,梁启超给梁思成寄了一本新近发现的古书《营造法式》,作者是宋徽宗的工部侍郎李诫,著于公元1100年。它完整地记录了当时宫殿建筑的各种建造图例和标准,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一部建筑标准手册。尽管里面有太多的术语无法读懂,但古人的智慧令他惊叹,他由此定下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志向。

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梁思成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准备完成名为《中国宫殿史》的博士论文。1928年2月,他告诉导师,为了完成论文,必须回国去实地调查,收集资料。从此以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到祖国,奔走于大江南北的荒山野岭间,开始了他梳理中国建筑史的事业。

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祖师爷

为了全面研究中国古代建筑,需要更广泛的搜集资料,梁思成与林徽因以简陋的交通工具,奔波于穷乡僻壤与山峦沟壑中,从事艰辛的古建筑踏勘与测绘调查,对中国古建筑研究做开拓性的工作。历时五年,跑了100多个县。包括应县木塔、定州大佛、赵州石桥在内的几百座古代建筑。他依靠简陋的工具、采用古老的办法测绘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总结匠人抄本经验起步,用现代的建筑表现方法,记录整理古代建筑遗产,梁思成成为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1934年通过实地调查与测绘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这是梁思成的第一部著作。他把中国清代的建筑样式、结构、装饰做了科学的分析并用现代建筑的图表示出来,使后人对古建有了科学的认识。

1940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及助手开始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然而他们从重庆的国民政府那里只能要到很少的经费,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1945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终于在西南后方的一个农村诞生了。这部著作总结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历史、规律、特点与西方建筑进行比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其学术水平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迄今此书仍以其先例精当、引文浩博、文字精炼而独树一帜。

1946年10月梁思成受邀到耶鲁大学讲学。其间又完成《中国雕塑史》,把中华文化的瑰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为此,美国东亚问题专家,曾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的费正清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不怕困难献身于事业的崇高典范”。“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技发展史》中多处引用梁思成的著作。他无疑是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祖师爷。

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

梁思成是我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先后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培养、发掘和团结了一大批人才,他经常说“君子爱人以德”,并以满腔热情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普遍爱戴。

当时,国内各大学尚没有设置建筑系这一专业,年仅27岁的梁思成,担起了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的重任,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在东大建筑系开办的第一年,他是系主任,他的夫人林徽因是唯一可以找到的另一位建筑学教师。经过梁思成的努力,次年又请到了童家、陈植、蔡方荫等组成了高水平的师资阵容。

在东北大学的三年,梁思成为我国的建筑教育事业迈出了坚定而重要的一步,成为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他主张建筑师必须有广泛深厚的文化修养,建筑师的认识领域要广,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是,最本质的是建筑师应当是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

在建筑系课程设置上,他有意识地加强专业课程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认为学术修养要博精结合,“‘专’不等于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牛角尖’里”。“既有所专而又多能,能精于一而又博学;这是我们每个人在求学上应有的修养。”“为了很好地深入理解某一门学科,就有必要对和它有关的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否则想对本学科真正地深入是不可能的。”

梁思成先生将自己一生的心血投入教育事业,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结出了丰硕成果,清华建筑系人才辈出就是对先生最好的汇报。

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庄严、挺拔、凝重、壮丽,高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在共和国每一处庄重严肃的场所。梁思成和林徽因是国徽主要设计者之一。

1949年7月,全国政协成立后,立即公开向全国及海外侨胞征求新中国国旗、国徽的图案及国歌词谱。当时梁思成是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另外,他和夫人林徽因都是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的负责人。

国徽征稿结束时,共收到900多件设计图案,但都未被选中,政协筹委会决定把设计国徽的任务交给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梁思成夫妇认真分析了征集来的国徽资料,首先明确了国徽和商标的区别,认为国徽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它应体现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意志,一个政党的主张。中国的国徽要有中国的特征,政权特征,形式也要庄严富丽,要表现出中国人民的自豪感。那一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身体都不太好,几乎轮流生病,但他们还是和大家一遍遍修改图案,当年新林院8号梁思成夫妇的家,其实就是名副其实的国徽设计中心。经过几个月不分昼夜的奋战,国徽图案终于诞生了。而梁思成和林徽因却在终评的前一天双双病倒了。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上,全体代表以起立方式一致通过了梁思成组织领导的国徽设计图案。

梁思成的名字,还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紧紧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征求纪念碑设计方案。不久,收到方案约180份,大致有如下几种设计类型:平铺在地上,贴近大众;采用巨型雕塑;用碑型建筑。梁思成主张采用碑型建筑,但他充分考虑了雕塑家的意见,请清华教师收集了很多国外的雕塑作为参考。

1951年8月,梁思成得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某方案已在天安门广场建起了大比例的模型,显示为一个有门洞的大台子上顶着一巨型石碑。眼见这一模型即将付诸实施,他焦急万分,带病给北京市长彭真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他对纪念碑的设计意见。他认为,天安门是广场上最主要的建筑物,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筑,两者绝不宜用任何类似的形体,因此,人民英雄纪念碑不宜放在高台上,而高台之下尤不宜开洞。他的意见受到了彭真的重视,后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基本采用了梁思成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又有极高独创性的构思。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念碑庄严、凝重,又不失雅致和优美,它大致来自于梁思成的设计方案。

致力保护北京老城

“古建筑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现出它的宝贵。但是怎样来保护它们,就得在城市的总体规划中把它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撞到谁,就把谁推倒,这是绝对不行的……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

这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经常跟学生们说的一句话。近些年,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随着古建筑保护与城市规划、建设的冲突愈来愈引起人们深层次的思考,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梁思成热”。

早在1950年2月,梁思成就和居住在南京、曾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一起递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方案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这样,旧城留下,新建一个新中国的政治心脏,而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但是,“梁陈方案”立刻被无情地否定。梁思成仍不愿放弃最后的一丝努力,他据理力争:“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大城市用园林地带分隔为小区域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承担现代大都市的区间隔离物。而当国防上需要时,城墙还可作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在现代还能再尽历史任务,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他苦口婆心:“城墙除1米厚的砖皮外,内皆灰土,总数约1100万吨,以20节18吨车皮组成的列车日运一次,需83年才能运完。这一列车,83年之中可运多少有用之物?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广阔的平原,何苦要费巨大的人力取得这一带之地?”但是,在那样一个年代,梁思成微弱的呼喊,很快淹没在历史巨大的呼啸声中。

如今,斯城不再,我们只能借助想象来完成对它的怀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