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叛逆者

作为以色列“新浪潮一代”作家的优秀代表之一， 阿摩司•奥兹既从他的祖先和前辈那里继承了犹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又在创作中突破了传统的希伯来文学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把卡夫卡的困境当成自己的困境，来揭示人的存在问题”。这使得他的作品不仅在以色列而且在全世界都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其中《我的米海尔》既是奥兹的成名作，也是迄今为止奥兹创作中最负盛名的一部。从时间这一纵向来看，这是一个犹太姑娘从小到大的成长故事，时间横跨以色列建国、发展的三十年；从空间这一横断面来看，故事以犹太圣地耶路撒冷为中心，涉及到以色列国土的许多地区，纵向与横向互相延伸，既展现了典型的以色列风光，又讲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犹太妇女的女性形象――在这里，笔者将汉娜称之为“浪漫的叛逆者”。

本文中的浪漫一词，是与纳博科夫在其《文学讲稿》中讨论包法利夫人时所用的浪漫的涵义是一致的，作为一个浪漫的人，汉娜不论在感情上还是精神上都愿意将自己放于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之中。作为一个浪漫的叛逆者她的生存状态主要体现在她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以及精神生活三个方面。

按照传统的犹太教教义和习俗，犹太女子地位完全不能等同于男子，犹太教经典《塔木德》也宣称“生育男孩的人是有福的，生育女孩的人则是悲哀的”。从这一点来看汉娜对于爱情和家庭生活的理解，我们不难发现汉娜作为一个犹太女性从小时起就已经意识到了非勒司中心主义――男性代表的就是强者与压制。当她还是一个九岁的小姑娘时，她就开始幻想自己成为一个男人，她像女王一样对邻家的一对双胞胎兄弟发号施令，施展自己的支配权。在选择恋爱对象时，她选择了安静、温和的地质系高材生米海尔。她之所以选择米海尔与她对于非勒司中心主义的反抗不无关系，就如同米海尔所说“要是小时候就见面的话，你会把我打翻在地的”。汉娜嫁给了米海尔之后，她并没有承担起一个贤内助应起的作用，相反，倒是米海尔在辛勤的工作之余，又承担起了照顾她的责任――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甚至每天去市场买菜等等。尔后，等到她怀孕要做一个母亲时，她并没有像其他的女人那样满怀期待的去等待小生命的降临，她之所以要生下这个“意外”的小生命，并不是出于母性的伟大的爱，仅仅是由于当米海尔听到她怀孕的消息后，“他一点也不高兴，再三追问我是不是真的”，为了表示对他的抗议，她没有听从姑妈把孩子打掉的建议，而是义无反顾地将孩子生了下来。为了叛逆而生下来的孩子并没有激起汉娜完全的母爱，作为母亲，她对儿子漠不关心，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事实上，米海尔在整个家庭生活中一直以她文学式的方式生存着，她耽于幻想，多愁善感。甚至为了寻求内心的平衡而每日幻想着自己是处在大病之中。而她的这种病态的不切实际的叛逆不仅仅表现在她的家庭生活中，还表现在她的社会生活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以色列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即使是再不关心政治的人也不可能逃避得了政治与社会的敏感问题。虽然汉娜和米海尔不用像他们的父辈们那样为了复国而经历肉体和精神上的重压，然而，这个新建立的国家却仍然面临诸如与阿拉伯国家的争端、在复国以后重塑民族精神和民族身份等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个以色列公民，人们不可能将自己置身于国家政治与民族责任之外。然而，对于汉娜来说，这些似乎都没有在她心里激起她承担民族重任的激情，甚至在她身上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独立战争使得那些颠沛流离、在外流浪的犹太人终于有一个名正言顺的栖息之地，但对于汉娜个人来说却不啻于一场灾难，这场战争，破坏了她和童年时代的阿拉伯男性玩伴之间的亲密关系，也使她失去了少女的玫瑰梦想。当米海尔和他的朋友们高谈阔论国家大事时，她又是极其无聊地坐在旁边或干脆不在旁边，即使是偶尔会发出点声音也“主要是为了避免整个晚上都坐在那儿一言不发显得有些失礼”。从一个以色列公民的角度来看，汉娜是应该遭到谴责的，因为她对政治漠不关心，将自己置身于民族责任之外。甚至是当米海尔被征兵去了战场时，她因为内心的紧张和空虚所做的那个梦也并非带有“冰冷而现实”的色彩，读她的梦我们丝毫不能感到她对于以色列或犹太民族的担忧，相反在她的下意识里却充满着无限的，对于米海尔的，对于阿拉伯双胞胎的。因此，为了躲避这样的一种环境，她将更多的心思放在了读她的文学书上和耽于整日的幻想与梦魇上。当然，还有无度地挥霍米海尔辛苦赚来的钱来换取暂时的物质上的满足。然而对于米海尔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她真正能够忽略残酷现实的理想的社会。不管她愿不愿意，她都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每个地区都有围在高墙内的秘密中心，每个敌对要塞都向过往的行人关闭着”。每天当她走出家门时，她出生和生活的城市――耶路撒冷就会用耶路撒冷独特的风景和历史遗痕来提醒她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的存在。每天的街谈巷议和新闻广播也不停地提醒她，她的这个国家――流徙世界各地一千多年的犹太人重新建立起来的国家正在面临的困难和战争。因此，这种每天的熟视与她内心的追求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即使是生活在犹太民族的精神圣地――耶路撒冷，她也不知自己的精神或灵魂将归向何处。

犹太教经典《塔木德》里曾说“上帝给了世界十分美，有九份给了耶路撒冷”。对于犹太教教徒来说，耶路撒冷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是先祖王国的首都――锡安山上有他们的圣殿，城东有他们的哭墙。以色列人已经将他们的精神、宗教与耶路撒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先辈们心中无比神圣的耶路撒冷到了汉娜这里却成了“一座极其遥远的城市，即使你身居其中，即使你生于此地”。那个神圣的“流着奶和蜜”的土地在汉娜的眼中却是“纵横交错的小巷具有某种不可抗拒的专横。迷宫般的住宅、棚舍满怀义愤地斜倚在时呈灰蓝、时呈微红的石头上。破败的贫民窟。坍塌的墙壁……荆棘丛生、碎石遍布的荒地”。然而耶路撒冷在汉娜的精神世界中越丑陋就代表她对耶路撒冷的感情越深。当想象的理想世界与现实的差距似乎超越了她能想象的范围时，于是这种爱的情感就变成了憎恶。因此，灵魂的漂泊才是真正的导致汉娜精神反常的原因。为了维持自己不知何去何从的精神世界，她把生病当成了最好的逃避和疗救方式――“由于生病在某种程度上可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事实上，在汉娜的精神世界里一直存有“忘记意味着死亡”这样的意识，只是每天琐碎的生活已经解构了那神圣伟大的理想。

与困扰她的耶路撒冷一样，“活着”这一哲学命题也一直使她苦恼不已。在这一点上，她的父亲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使是最强的人也不能挑选他想做的事”，这是她的父亲在世时经常说的话，因此到了现实生活中，别人的遭遇在汉娜看来就像是戏剧中的一个情节，而没有其他的意义。当时间一天天过去，她又在慨叹的同时意识到了“世间万物中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此乃生命的内在韵律”。但是，对于人生不确定性的意识与动荡不稳的现实生活碰撞在了一起，使她对于生存的问题更加的关注，以至于当米海尔说出“人不为什么活着，活着而已”时，她认为她最终将像疯子一样发疯的。所以，她多次用梦语一样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然而，也许死去的爱不仅仅是指爱情，更是指她对于生活的爱和信心。好像对于汉娜来说，除了死还有什么能够带给她精神上的充实与满足呢？

因此，汉娜始终生活在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中。她虽然不写诗，但是它比谁都更具有诗人的气质――生活在真实的现实之外，甚至是生活在梦境与无意识一样的精神状态中。这样的汉娜在以色列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都是一个有棱有角的独特的形象，是作者阿摩司•奥兹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以他细腻的笔触，采用女性话语，以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为我们成功塑造的一个女性形象。她既因为作者的成功塑造而变得更加生动，同时也为我们更好地探讨阿摩司•奥兹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参考文献：

[1].徐新：《以色列文学四十年》，《当代外国文学》，1993.4。

[2].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黄丽：青岛大学文学院2005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