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技术产业创新分析

1引言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成都高新区”)是以集成电路、软件及服务外包、精密机械、通信、光电显示为主导产业的集群。在中国55个国家高新区中,知识创造与孕育创新能力、产业化与规模经济能力排名第四,可持续发展能力则排名第二。自从波特1990年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的概念,集群就在国家竞争优势与格局的形成与技术转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随着时间转移,地域集群如何影响该地区企业的创新和成功是组织科学中需充分研究的课题[2]。为了分析在传统的严格管制和区域经济条件下,产业集群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作者考察了成都高新区的起源与发展,研究其在促进技术转让与创新中的作用以及其面临的挑战与未来。这有助于理解企业高层决策是如何影响其他公司在该地区的行为,国际战略和企业家精神的竞争优势是否可使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由于科学园区往往会导致快速增长、行业内企业的地理聚集,因此正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促进技术转移与区域发展。

2理论背景

2.1集群: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产业集群是由地理上接近,在某特定领域的业务上具有共性和互补性的公司和相关机构构成。作为一种新的空间组织形式,它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参与人员竞争力[3]。然而20世纪后期的技术和社会变化已对组织形式和特点产生了深刻影响,市场和层次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建立在区域网络基础上的工业系统成为构成集群竞争力的主要因素[3]。一个地区的工业系统具有三个维度:本地机构和文化、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工业结构突出了社会分工,客户、供应商和竞争对手之间联系的程度与性质决定了产业集群的优势。拥有发达工业系统的集群更加灵活,比那些实验和学习仅限于个别企业的有更强的技术活力[3]。得益于集群中的互补性,集群内企业容易获得专门的投入、员工、信息、机构和公共产品。生产力与创新是集群互补性提升后的结果。集群企业之间的联系不需要企业牺牲灵活性来换取规模经济的竞争优势。低进入门槛促成了新企业的产生,通过创业和高增长潜力进一步增加了集群的优势[4]。类似于企业竞争优势,集群优势意味着集群更有生产力,比别人更创新。Porter(1998)解释了集群与生产力、集群和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集群和新业务的形成[4],假设集群是同质性的,则公司的汇聚导致了高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如硅谷这样的集群成为促进技术转移和吸引创新集群的重心。

2.2集群形成背后的动力集群、技术转移和创新依赖于创新过程中各个阶段所提供的知识的不同来源。创新中所必需的知识和技术设备投入,包括公司相关制造产业、大学R&D集中度、工业R&D集中度和商业服务提供者集中度所构成的网络[8]。一旦企业的技术不确定性、制度压力相似,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会鼓励企业采用模仿知名企业等模仿整合模式[5]。当面临不确定性时,企业为了节约搜寻成本,会去模仿其他组织的行动[6]。由于集群往往与先进技术、快速增长行业、技术和市场不确定性相联系,所以高水平的相互关联很可能会使得企业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而采取模仿行为[2]。集群是个聚类过程,组织模式本身对其他组织的作用往往受到高技术产业环境不确定性和剧烈动荡的影响[2]。当两个企业聚集到一个地方时,竞争双方更注重对方的行动和战略信息。为此,竞争对手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展正式和非正式关系。集群也是企业集体努力,控制生产者生产的结果。需求方面,企业集群可以减少消费者的搜寻成本。供应方面,企业集群可以从高校和科研院所获取信息和劳动力,公司可以建立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关系,以利用互补优势。

3产业集群:成都高新区的案例

3.1成都高新区的先决条件科技园的资源主要是围绕如下几个特征来配置的:与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之间的正式的业务联系;知识型企业与其他组织的成立与发展;将技术和业务技能转移到组织现场中的管理功能[7]。这些带来了在集中网络空间的中小企业集群,它们常常利用柔性生产技术,其特点是与本地企业具有广泛联系[8]。当然,并非所有相似或者相关产业的小企业的空间集聚就构成科技园,其必须具有一个有效运作的企业网络[12]。其实一个集群在产生之前是很难识别其是否出现的,先决条件导致研究人员去研究促进产业集群出现的区位因素:军事基地、研究型大学、科技园区、国际机场、风险投资公司以及娱乐设施[9]。例如,先决的区位因素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半导体产业会在美国硅谷发展起来,斯坦福大学为技术工业园提供了一支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员,同时,该地区已经存在了一些电子公司,旧金山湾还有大批军事和航空航天设备的潜在客户。类似情况也存在于成都高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格局。在之前停滞的经济中酝酿了巨大能量和动荡,这有利于企业活动产生。不同于前苏联大棒式改革,中国采用了循序渐进和步步为营的改革方案。这些外部变化带来了更多的国内和国际竞争与合作[10]以及企业家精神的诞生和兴起,更灵活、自负盈亏、以技术为基础的公司的增长。成都高新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如图1所示。成都高新区主要分为南部园区和西部园区,分别位于成都南郊和西郊。成都南郊和西郊一带以其研究和教育机构密集程度被誉为四川地区乃至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智力集中区。虽然中国对该地区自“一五”和“三线”时期开始已进行了多年投入,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政府才认识到科技知识的商业价值。在那之前,科技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与产业相独立的,由于对专业人才进行严格限制,研究人员也缺乏将研究成果商业化的动力。伴随着改革开放,创新氛围开始涌现,政策试图通过建立市场化的机制来重新组织现有研究制度,如政府大量削减中科院下属研究机构的研发经费,鼓励中科院自筹经费和市场导向的投资。中央政府还设立项目,如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国家集成电路 设计产业化基地、国家信息安全成果产业化基地、国家网络游戏动漫产业发展基地等,直接支持成都地区某些科学研发,这也引发了科技创业的热潮。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的重新布局及新方案和项目形成了高技术发展所需的良好环境,鼓励了国有科研机构成立密集的、市场为导向的企业来挖掘其创新潜力。

3.2成都高新区的诞生和发展企业集群有时候起源于一个快速成长并取得成功的新创公司[11]。在北京中关村的示范效应下,一些人开始扮演冒险者,如1992年11月成立的成都倍特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批准的,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第一家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股份制试点企业。这是在美国硅谷成功例子基础上,得到技术转移和扩散的中国化模式。然而,这个模式在头两年面临着相当大的、深深植根于传统指令性经济的质疑。这种情况到1993年开始转变,并在随后发展成为一种带来高新区建设与管理由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经济支撑为主的转化的重要经验。企业有加强合法性、避免新责任的动机[12]。加强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方法是取得政府机构的支持,这在中国转型经济中尤为重要[13]。成都高新区诞生和成长背后的有形之手是成都高新区管委会。作为监管机构,管委会处理诸如许可证、税务、国际贸易、金融和投资、就业及高新科技企业知识产权事务。在企业增值服务方面,建立了专业的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创新投资公司等专业服务团队,帮助解决发展困难和问题。在创新创业服务方面,不仅打造了全国最大的科技孵化园,还配套了创业辅导、风险投资等服务措施,尤其是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搭建的“梯形融资”体系在全国范围产生了示范作用。另外,还特别重视培育本土的大企业、大集团,每年锁定一批重点企业,在市场开拓、上市融资、政策扶持等方面采取针对性的内培服务,帮助企业快速做大做强。同时还监督企业,确保它们遵纪守法。作为奖励,管委会会给表现良好的企业颁发证书,这个证书是企业申请国家科技贷款的先决条件。如果公司的业绩不佳,不仅会从高科技企业名单中除名,还会丧失诸多优惠待遇[13]。

4成都高新区的成长路径

4.1成都高新区的技术转移和创新一旦网络集群通过自发分拆或位置因素得以初步建立,则其他新创业公司会继续寻找附近的竞争对手。如果第一家进入企业取得成功,其供应商、技术工人、投资者等变得可用,会降低后续企业进入成本,使该地区更具吸引力[9]。成都高新区已成为我国创新驱动的典范之一[13]。该地区在历史上已因高密度、高质量的研究人才及大量发明和专利存量而着名。但技术优势并未商业化以创造财富,直至科学园出现。在政府鼓励技术引进而不是销售进口和零件组装的战略推动与网络经济效益的拉动下,自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以来,中国形成了许多类似的高科技创业企业集群,成都亦是如此。这些科技园已经成为中国孕育大量高科技产品的温床。

4.2成都高新区的创业文化临近性、资源共享以及新兴集群有助于提升创新环境。集群可以利用当地力量推动本地企业行为[4]。大量分化或新建企业的创业精神可以推动企业创新和文化发展。此外,由劳动力资源、供应商和竞争对手组成的网络会刺激创造力和思想交流[3]。竞争者、供应商及其他相关业务之间正式和非正式的信息交流会泄漏竞争对手的信息和创新实践[3],促进集群内企业竞争信息的发展与完善[2]。成都高新区的大多数高科技企业已经接受了政府主张的“四原则”,即自主选择合作伙伴、自负盈亏、自作和自我承担损失责任。对此,企业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给予回应,国有科研院所和企业里的研究人员与科学家已被卷进到市场竞争当中。中科院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就是一个成功例子,其转制而来的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CASIT)是中国软件行业50强之一。在行政职务、管理和人才方面均实行市场化运作,其支付计算机应用研究所的设备、技术和人才使用费,并用部分利润为研究所发展提供支撑[13]。同样,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也成立了几十家高科技企业。创业领导者的存在是科技园区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在成都高新区中,从国有企业中分化出来的企业以及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孵化出来的创业企业担任了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

4.3成都高新区的战略概要成都高新区中企业的一个主要战略是专业化和差异化。其大部分制造企业都缺乏持续的、专门化的标准化生产流程,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变化配置,小批量生产专业产品。成功的企业家则是那些选择了与他们的上级组织的核心竞争力相关的细分市场的战略。更重要的是,即使对细分市场,进入也是不公平的。原因在于中国不同部委控制下的大多数工业部门中的刚性、垂直的国有企业体制,各部委强大的行业控制力所形成的壁垒是很难进入的。但也有诸如生物医药、计算机软件、新材料等少数例外。这种模棱两可的区域边界给了企业家采用边界模糊战略的巨大机会。其主导逻辑就是政策未明确禁止的事就是可以做的事[14]。另一个关键战略在于该地区已经网络化了。企业和其流通区域内的供应商共享资源与知识,并成为包含所有成员公共利益的社区的一部分。在高技术产业集群中,竞争对手之间已经形成了相互依存的、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4]。它们分享在大学、熟练人力资源、高素质供应商网络以及风险资本池等方面的关系[2]。这些相互关系的延伸促进了集群的形成,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集群的存在性[3]。华人社会交往被广泛认为是由非正式的人际关系所组成的[13]。成都高新区中,企业家们一直试图将个人之间的非正式人际网络转化为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间关系。由于成都高新区中两个企业之间主要存在信息共享和投入产出交易两类联系,因此,信息交流主要靠如下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定期的高新区调研信息网络,有超过5种调研信息提供区内不同类型产品的目录,主要是为了支持上级部门和党工委管委会以及区内外各企业及时掌握情况。二是非盈利组织和活动,它们分别存在于不同时期,解决不同的问题,例如有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改革政策,谋求小企业信用担保或新创企业投融资处理办法的投资说明会;有为了弥补企业资本运作不熟悉的局限,加快全区企业改制上市进程的上市培训会。这些沟通方式加强了企业与其不同上级政府部门下属国有企业之间以及与不同类型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显着地促进了合作创新。

5成都高新区可能面临的挑战

按照生命周期理论,成都高新区随着时间推移会慢慢显示出结构转型特点中衰老的迹象。判断方法是对比不同时间点高新区内企业的组成。成长初期的特点是橄榄状结构,如图2。长远发展中一定要尽量避免出现北京中关村那种集聚经济正在被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少数几个玩家的市场结构所占据,使得模仿和聚类的竞争压力减少,最初高度创新的公司竞争策略已经失去了势头,其他公司更多表现为对大公司的依附而非竞 争。这种限制竞争的视角会产生“盲点”,限制公司的创新潜力,影响其绩效[2]。随着集群进一步发展,规模过大,交通拥堵,集群饱和可能会慢慢切断集群经济的优势[2]。随着生活费用、房地产价格和技术人员工资的持续上涨,可能会出现集聚但不经济的情况。当前中关村科技园中,企业被无差别的竞争搞得不堪重负,多样性的优势正在减弱[14],集群所需的技术和财政资源正在降低,创新动力也在下降。这些变化最终使其他地区更具吸引力。当制造业出现过大规模时,集群经济可能就会受到破坏,规模经济逐渐转向规模不经济。集群竞争优势逐渐丧失。

5.1阶段过渡与结构会改变对成都高新区而言,二次创业阶段的特点是产生更多创新和推动新一轮增长的能力不足。与早期阶段的发展经验相比,要尽量避免发生如下变化[14]。(1)鼓励创新的环境氛围减弱。随着经济发展,启动成本、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都会显着增加,导致有些大公司开始投资房地产,控制住巨额的商业和工业财产。同时,高新区土地价格的迅速上升也对新公司成立形成了限制。随着经营成本上升及知识产权保护缺失,企业很可能会变得不那么积极地投资于研发,而更喜欢追逐短期利益,导致相关行业垂直分离,使得越来越多公司不看创新和核心技术,只看股票上涨,并容易落入多元化陷阱。(2)高新区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成都高新区目前的社会结构是扁平和简单的,这非常有利于中小型企业发展,使该地区成为有抱负的企业家创业的天堂。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资源会集中到已完成初始资本积累,并取得了较大经济实力的大企业,留给小型和中小型企业的机会所剩不多。橄榄状结构代表了更有利的营商环境。而金字塔型结构则是大企业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控制了关键的资源和政治联系。这种体制结构是不稳定的,抑制了中小企业发展,限制其向上流动,切断了集群的可持续增长。(3)区内主导的创业文化衰落。如果大学的发明难以获得适当回报,带来新资源和创新的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智力资本慢慢会被受保护群体与特殊利益的政治网络结构所取代,主要的研究机构就会成为旁观者,而非创新和技术转让的领导人,高新区与高校学术机构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深。出现只有很少R&D创新活动、很少新初创企业、新进入者和先进入者之间很少联系、很少的自我成长的局面。这会是企业持续自主创新的一个明显缺陷。如果区内大量企业把业务重心转向贸易,则高新区会堕落成一个电子产品交易市场。

5.2成都高新区的推动因素与转型地理分化可能会削弱强大本地网络的形成[14]。从历史来看,高科技企业中研发中心的设立是临近于总部的,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后,越来越多企业开始迁入成都高新区。截至2007年底,园内有外商投资企业700余家,园内主导产业产值已占到全部工业增加值的77%。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首先,这种分散主要与土地需求和产业关联直接有关。统计显示,成都高新区只有不到30%的产品正在进入其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有些产品和工艺已经标准化,随时可以转移到其他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地点。第二,虽然当前成都高新区的办公室/店铺租金相比于成都其他地区要高15%左右,但相比于北京中关村地区每平米6000元人民币/800美元左右的价格而言,仍非常便宜,增长速度也较缓慢。所以,目前成都高新区还处于大量企业不断移入园区的阶段,但以后很可能会出现如北京中关村内因为租金等商业成本过高,造成园内企业不断移出的现象。虽然成都地处中国内陆,离北京、上海等政治、经济中心较远,但当地政府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即使是国有企业,在处理外汇流入、生产决定等方面都需要与其合作。因此,包括联想、英特尔等在内的企业已经占据了成都高新区顶层,使得高科技企业可以避免刚性的旧体制约束。当然,在这些新趋势出现前,仍有更多的跨国公司不断将国外或国内东南沿海地区的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区域总部转移到成都,尚无一家企业从园中撤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企业家需要在成都高新区发掘新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在中国建立合适的社会网络极其耗时与昂贵,但不可或缺。网络一旦建立了,企业家是不太愿意放弃的。这会促进高新区内企业领导、风险投资机制、技术转让等的重新定位,以帮助大学和科研院取得适当回报,建立有利于中小创业公司,而不是大公司与垄断力量的要素市场。许多高科技公司被迫专注于其他业务,如房地产开发或进口产品的销售。很多小公司宁愿获得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溢出效应也不愿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减少了对部分企业继续R&D投资的激励。长期下去,公共和私人利益可能均会受到损害。

6结论与展望

虽然在相对较短时间内,成都高新区还在不断成长、壮大,提供了支持产业集群演化模型的证据,在促进技术转让和创新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何避免类似中关村相比于硅谷过早老化和衰退的迹象,如何建立成都高新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使其成为类似硅谷那样的创新中心,而非日本东京秋叶原一样的电子城是决策者和管理者需要着重思考的。此外,需要强调,在分析成都高新区时,除了关注已取得的各类耀眼成绩外,更重要的是考虑集群的未来,尤其是在中国要更紧密地融入全球经济的背景下。一方面,如何在拥有巨大资源和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的包围中保持和增加本地公司所占份额;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如何为产业集群和企业提供一个不断改变以适应环境和获得生存的独特机会。这些垂直整合的公司可以改善其营运效率,通过建立诸如价格竞争战略来占领中低级别的细分市场。另外,受益于快速的后发优势,集群中规模较小的企业可以利用战略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迅速实现从仿制向创新过渡,建立竞争地位,或者利用灵活性,锁定外包商和跨国公司的OEM厂商的国际市场。最终,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企业学习了新的竞争规则,一些创业公司最可能激励和改造自己,从而带来集群调整、振兴和新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