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产专业的现况与助产教育的发展趋势

【摘要】 对国内外助产专业概况和助产专业教育进行了总结和回顾,认为只有规范助产士认证制度, 明确助产士职责,倡导“助产士主导模式”,构建助产专业体系,“高移”助产教育层次,建立助产专业团体,才能真正提高我国助产服务水平,尽快与国际接轨。

【关键词】 助产专业;助产教育;助产士

【中图分类号】R71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1005-0515(2010)006-126-03

【Abstract】To review and summarize the existing circumstances of midwifery specialty and midwifery education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We think we should do something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just like standardizing the certification, clearing the duty, making ‘midwife first’, constructing specialty system, improving educational level, building professional confeder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midwifery specialty, midwifery education, midwife

国际理念强调助产士是孕妇孕期的主要照顾者,助产士要给产妇提供连续性照顾的专业医疗服务。现实尴尬却是我国助产服务仍以产科医生为主导,助产学仍从属于护理专业,既非独立学科,也无专业体系,与国际水平相去甚远,这一领域的专业化进程亟待加强。

一、助产的发展

近代公共卫生专家毕汝刚曾指出:“国家之强盛,基于民族之健康;民族之健康,则又基于妇婴卫生”。杨崇瑞博士是近现代的杰出女性,是留美医学界的精英,同时她也是近代中国妇婴卫生实况的目击者和见证者[1]。1929年1月,杨崇瑞主持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示范性助产学校──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学校附设一所产院,并亲任校长。该校是我国助产教育最早最高的学府。1930年杨崇瑞拟订《助产士管理法》设讲习所培训旧式接生员,呼吁新旧助产士一律需登记注册。1947年时,我国公、私立助产学校共计86所,学生约1712人,全国持助产士证者计5268人[2]。

郭红花[3]等分析1949-2008年中国助产政策的演变过程,显示建国后助产政策演变过程分三个阶段:(1)1949-1957:独立的助产政策;(2)1958-1977:停滞的助产政策;(3)1978-2008:分化的助产政策。分析认为,中国没有独立的助产专业管理体制,助产政策制定尚落后于发达国家。

二、助产士

1919年创立的国际助产士联盟(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Midwives,ICM),是一个由75个国家88个助产士协会组成的组织。它在1992年宣布建立“国际助产士日”(5月5日)。国际助产士联盟中规定助产士(midwife or nurse-midwife)的定义为:“在以‘妇女为中心’服务中与妇女结成伙伴并对其负责,提供孕期、产期、产后期护理、支持和建议,把分娩服务作为独立职责的人”。

建国后我国采用苏联教育模式,国家取消了建国前的助产高等教育,只保留了中专助产教育。因此人们逐渐认为中专毕业的助产士是次于产科医生的二等职业[4],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助产专业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的助产专业的建设和发展的特殊局面增加了助产士不稳定工作的因素,我国助产专业教育开始面临“瓶颈”。助产士在执业注册和职称晋升方面完全与护士相一致,助产专业的毕业生即能够从事助产工作又能从事普通护士工作,这对助产士流失提供了很大的空间[5]。助产士流失在岗助产士疲惫作战,人心不稳定,成了新一轮人员流失的诱发因素,而造成恶性循环。

三、助产职责

国际助产士联盟中规定助产护理包括:预防性评估,促进正常分娩,监测母婴并发症,医疗支持和开展急救的评估等;健康咨询、教育也是重要工作,包括对妇女、家庭、社区的产前产后教育及心理支持,生育卫生教育等。

Hog berg[6]认为,瑞典助产士在降低孕产妇病死率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助产士的角色职能主要体现在保障生殖健康和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两大方面。瑞典助产服务理念崇尚自然分娩,认为妊娠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助产士是低危孕产妇的专业护理者,为怀孕妇女提供整个孕期的产检服务、分娩准备教育、新父母角色适应教育、母乳喂养宣教以及产后随访、照护等措施[7]。生产人性化过程强调助产士要给产妇提供连续性照顾的专业医疗服务。

四、助产模式

Midwife这个词在古英语中的意思是“与妇女在一起的人”,这个人一般是女性,它暗示着助产士所起的作用是支持性的,而不是干预性的。

目前,随着《中国执业医师资格法》的公布,我国各项医疗措施规定都朝向以“医生为主”的产科服务政策,助产士在医院必需在医师指导下才能担任接生工作,助产教育面临瓶颈,加上保健制度的实施,更多的产妇涌向医院所生产,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共收集了9个亚洲国家的数据,对超过10万名产妇进行了调查分析,中国的剖宫产率超过46%,明显高于美国家卫生研究院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理想剖腹产率15%以下的标准。

助产服务在荷兰属于基层卫生系统,产科服务模式提倡“以助产士为主导”的社区和住院分娩,医生和护士只在出现分娩异常时提供帮助和支持。2002年荷兰的社区家庭分娩率达34%,婴儿死亡率为5‰,,剖宫产率在12% -13%[8]。以助产士为主导的服务模式强调减少对正常孕产妇的不必要的医疗干预,这样能有效控制剖宫产率。

五、助产体系

1881年,英国政府组织成立了助产士训练班(1947年改为皇家助产学院)。1902年,英国通过英格兰助产师法,并且成立中央助产委员会(CMB),以协助专业助产师培育、执业及考试。1949年实施全民健康保险,英国的非高危险群孕产妇皆由国家认可助产师(SCM)负责[9],欧洲如荷兰、瑞士、瑞典也是。英国助产师接生率约75%,其职责包括产前检查、在医院或家中自然生产方式的接生及产后的照护。

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妇幼保健体系,但助产士须经过注册护士考试才能准入,注册和职称晋升也完全与护士相一致,助产士队伍缺乏自身的专业体系,对整个助产队伍的梯队建设及专业特色建设都形成了一定的障碍[10]。

六、助产教育

在许多国家助产士教育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高等专门教育,助产士具有大学乃至更高的专业教育背景,发达的国家都实行助产士独立注册制度。但在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助产士则十分紧缺,助产士专门教育仅附属于护理专业的一般教育,医学院校很少有独立的助产士专业设置,在医院很多助产士是从护士中改行的。

在欧洲如芬兰,助产士大多具有大学或硕士学历并有了专门的资格认证,一般助产士本科教育是在护理普通学科制3年半之上再加1年完成。1996年芬兰即有85%的分娩为助产士接生,婴儿死亡率约5‰[11]。

我国解放后助产专业教育一直是单一的中专层次教育,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了大专层次的高等助产专业教育, 唐玲[12]曾报道:2005年国内开设大专助产专业的仅有天津高等医专等4-5所高校,全国尚无统一的教材和教学计划。目前,国内尚无助产专业的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的教学点,现在仅有福建省的莆田学院及江苏省的徐州医学院两所高校开办独立的助产本科教育[13]。

据教育部招生阳光工程指定平台“阳光高考”招生计划网络查询资料统计,2008年全国已共有73所院校招生大专层次的助产专业学生,各院校平均招生约50人。目前,全国大专层次的高助人才培养已初具规模,但高层次助产专业人才培养起步较晚,各省市本专业人才发展不均衡,人才培养规模总体上尚不能满足社会要求。

七、助产前景

世界妇女发展基金与国际助产士联盟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全球范围内需要新增70万名助产士,才能满足需要. 我国助产士严重短缺,人力资源匮乏。中国首届“国际助产士日”庆祝活动,于2009年5月5日在深圳举行。今年世界助产联盟提出的主题是:“世界需要助产士,现时比以往更甚”。

WHO于2005年启动并于2009年推出了《专业护士及助产士起点教育全球标准》,以指导193个成员国按照统一标准有计划地规范专业护士及助产士起点教育。已有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护士越能够更好得挽救患者生命、改善患者安全及促进护理质量提高[14]。程瑞峰等[15]指出:我国的中专助产专业教育层次必须“高移”才能跟上形势的发展。

2006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与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护理学院合作开发了国内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助产学中外合作项目,标志着中国高等助产教育进入一个新阶段。新西兰助产学的发展具有百年历史,是世界上第一个颁发注册护士资格证的国家,怀卡托理工学院则是新西兰开展助产学教育规模最大的学院。该学院是全世界第一所授予助产士学科博士学位的学校。

曾连续三次代表我国出席国际助产士联盟大会的王立新主任在论坛上大声疾呼,由于专业体系缺失,中国助产学难以建立独立的学术团体和学会,这也成为我国加入国际助产士联盟的现实阻碍。在此次论坛上,来自全国27个省市的140多位妇产专业的医护人员和护理院校教师还在“关于成立中华助产协会的倡议书”上集体签名,呼吁我国成立助产协会,早日融入国际助产士的大家庭。“有了学会,助产士才有自己的家”。

参考文献

1. 杨红星,王华玲.留美医学生杨崇瑞与中国妇婴卫生事业的近代化[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3(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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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郭洪花,付伟.1949-2008年中国助产政策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健康研究,2009,4:298-302.

4. Cheung NF,Mander R,Cheng LN.The ‘doula midwives’in Shanghai [J].Evidence based midwifery,2005,3:75.

5. 韩清波,叶青,古海燕.综合性医院助产士生存质量调查分析及对策[J].护理实践与研究,2009,6(20):123-125.

6. Hog berg U.The decline in maternal mortality in Sweden:the role of community midwifery[J].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04,94(8):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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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简雅娟,赵平,甘西西. 助产专业建设与发展的现状与思考[J]. 中华护理杂志2008,43(9): 832-834.

11. 顾美皎.临床妇产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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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杨峥,刁桂杰,唐亚琴,盘小娟.高职助产人才培养的改革与体会[J].现代医药卫生,2008,24(20):3162-3164.

14. WHO.World Health Statistics,2007.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7.

15. 程瑞峰,孙利,吴国平,等.高职助产专业人才规格和培养模式研究[J].卫生职业教育,2006,24(4):5.

(责任审校:陈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