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 超越 开拓

10年10月31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建院70周年校庆之际，二胡艺术大师王国潼应母校之邀举办自己的“从教五十周年二胡音乐会”。音乐会上，王先生携弟子赵寒阳、严洁敏，以及杨琴演奏家刘月宁、箜篌演奏家崔君芝、古筝演奏家许菱子、香港钢琴家郑慧为大家献上了精彩的演出。上半场王国潼演奏了《病中吟》、《二泉映月》、《三门峡畅想曲》等经典曲目；下半场演出的《怀乡曲》、《翻身歌》、《观音颂》以及他与儿子王澧合奏的《太行随想》则充分展示了他的创作成果。11月2日，由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办召开了“王国潼二胡艺术研讨会”。来自全国的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畅所欲言。这不仅仅是对国潼老师个人二胡人生的一次回望和归纳，也是对新中国二胡事业的一次盘点和总结。

冯光钰：王国潼先生是一位全能型的艺术大家。他不仅是优秀的二胡演奏家、杰出的二胡教育家，而且是才情横溢的二胡作曲家。长期以来，对王国潼先生的认知多是他在二胡演奏及教学上的卓越贡献，对其二胡曲创作方面的成就则少有提及。王先生作为中国二胡界承前启后的领军人物，他一方面继承和发扬我国现代二胡学派创始者刘天华先生的优良传统，在二胡演奏、教学、创作及乐器改革诸方面齐头并进，另一方面又在担任香港演艺学院中国音乐系主任的十三年期间，利用香港的国际大都会的特殊环境，向海外广泛传授二胡技艺。此次校庆期间举行的“王国潼从教五十周年二胡音乐会”的下半场，演出的《山谣》、《怀乡行》、《翻身歌》、《太行随想》、《观音颂》等全部是他作曲的二胡作品，显示出他出众的创作才华。在王先生从教的五十年间，二胡曲的创作一直贯穿始终。他认为：“创作是推动二胡艺术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王先生在肩负二胡演奏、教学及乐器改革重任的同时，又创作了数以百计的二胡练习曲和乐曲，其中不乏精品之作。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他的真实音乐世界。音由心生，美在其真；可以说，王国潼二胡曲创作的可喜可贵也正在于此。

刘再生：我以“开辟 超越 开拓”为题，评价王国潼对中国二胡艺术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1．开辟二胡快弓艺术的道路。二胡是20世纪发展最为迅速的民族乐器。刘天华创作的二胡“十大名曲”，多以慢板性旋律为主。真正开辟二胡快弓时代的是刘文金的《豫北叙事曲》（1959）和《三门峡畅想曲》（1960），尤其是“三门峡”，以类似无穷动的快板主题，淋漓尽致地发挥快弓技巧的个性特色，在二胡艺术发展史上起到了突破性作用。该曲由王国潼和钢琴家周广仁于1961年7月1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大礼堂首演后，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性反响。王国潼在学生时代即借鉴小提琴名曲的快速段落进行练习与演奏，所以在演奏“三门峡”时取得时代性突破并非偶然。可以说，作曲家刘文金和演奏家王国潼共同完成了实现二胡音乐快速跳弓新时代来临的历史使命。

2．二胡艺术领域的自我超越。王国潼由优秀的演奏家升华为艺术名家，是一个孜孜不倦的“自我超越”过程。1961年他即编写了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批二胡教材。1972年他在彭修文提议下调至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任乐队首席和艺术指导，获得了大量艺术实践锻炼，使他在演奏上更趋成熟，形成了技巧娴熟老练、诠释作品深刻、内在气质浑厚、细腻而又大气的个性风格。1983年11月调回学校任民乐系主任，他先后培养了蒋青、蒋才如、张强、许讲德、赵寒阳、严洁敏等一批演奏家。他编选、出版了大量教材，为二胡教学的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建设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同时，他长期致力于乐器改革，对于开发二胡的最佳音色做出了重大努力。

3．开辟二胡艺术事业在香港的地位。在香港回归前夕，王国潼赴港任教具有一种“破天荒”意义，对于推动香港中乐事业的发展，彰显出重要的时代影响。赴港20年，他教过二胡学生（包括日本、马来西亚、台湾、澳门的学生）多达百余人；创作了《天问》、《观音颂》、《太行随想》等优秀作品，改编了大量优秀歌曲，开拓了二胡音乐创作平民化的新领域。赴港后，他在世界各地举办音乐会与讲学100余场次，出版专辑30余张。2004年8月退休后，他以更为积极的人生姿态从事于二胡艺术活动中。一位艺术大家无论在顺境和逆境中都能积极奋斗并保持恬静淡泊的心态，或许是他留给我们思索的极有价值的文化财富。

张大森：王国潼教授是我相交近四十年的良师益友。他的演奏有着雍容大度、严谨缜密、庄严肃穆、正气凛然、意境深邃的风范。这恰是他高尚操守、洁身自好，不趋时、不媚俗，荣辱不惊，古君子之风的真实反映。他身历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却心无旁鹜，潜心于学术的探索和研究，为我们树立了为人师表的楷模。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方向是什么？培养什么样的艺术人才？他60年的艺术历程，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我有幸与王国潼在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共事十余年。从“”后期到改革开放初始，他不仅为乐团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更在曲目的创作和开发上做出了无可比拟的业绩。在那特殊年代，他巧妙利用广播和唱片市场的平台，陆续创演《奔驰在千里草原》、《喜看麦田千层浪》、《怀乡曲》等一大批作品，保持和延续了二胡在民众中的影响；点燃二胡从业者的希望；为后来二胡演奏艺术的大发展，开拓了空间、奠定了新的基础。

王国潼是鲜见的具有丰富乐队实践经验的专家。他编写的大量二胡基本技术练习，有着巨大的受众，说明了练习曲本身蕴含的广泛性和实用性，而这些特性就必然使练习曲具备了无可争议的经典性，为我国二胡演奏法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杨光熊：王国潼先生是中国二胡发展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人，他以几十年积累而形成的“精湛而独具艺术风格的二胡演奏，新颖而别具一格的二胡创作，严谨缜密而执著勤奋的治学态度与教学理念，合作创新、无私奉献的乐器改革精神”，是以对艺术的酷爱、追求、创新、奉献为轴心和正直坦荡的人格魅力为框架而形成的。他不但是刘天华以来二胡发展史中的重要人物，而且是共和国复合型人材培养的典型榜样，从音乐会上，我们看到一个71岁还在舞台上展现如此身手的演奏大师，所带给人们心灵上的震撼究竟靠的是什么？我认为是永不停息的奋斗精神。他以永不停息的精神在演奏、教学、创作、乐改、学术研究、教学管理、社会活动上七路出击，八方耕耘，给了我们在这条战线上的同业以激励、以鼓舞、以榜样。对王先生二胡演奏艺术的研讨带给人很多反思，如何在二胡艺术发展的最好时机，坚持演奏理念的不断更新，坚持前沿技法与中国传统美学的融汇，坚持创作与学术研究为前导的运行程序，坚持在固守本土文化和风格的基础上大胆吸取优秀文化的精髓，坚持传统、现代、民间、移植、流行五大题材的教材体系的均衡实践，唯此才能在中国二胡艺术可持续发展中取得第三个飞跃的辉煌。

“辉煌琴艺六十年，教书育人五十载，翰逸神飞心声曲，人琴合一永相随”。祝王国潼先生为中国二胡演奏艺术作出更大的贡献。

韩惠君：我以几组真实的数据来说明王国潼对二胡艺术的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1．从1956年8月参加“全国音乐周”演出二胡独奏《村歌》起至本次音乐会的举行，他的足迹遍及全球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先后录制二胡独奏、协奏、重奏、齐奏百余首，出版40多种个人专辑。2．自1965年改编《翻身歌》以来，他先后创编了近200首二胡曲（不包括练习曲）。这些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技术难度各异的作品，不但为群众喜闻乐见常用于舞台，还是二胡教学经常选用的教材。3．任教期间，他针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在中央音乐学院首创“一条龙教学体系”，为后来的民族器乐体系的完善和教学的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赴港后，他又为香港演艺学院及整个香港的中乐发展及演艺学院的学位课程设置等作出了重大贡献。为配合教学，王先生精心撰写的著作及论文有40余部、篇。他所创编的二胡练习曲和编著出版的二胡教材，成为二胡学习者的必备教科书。4．王国潼对乐器改革充满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他先后与满瑞兴、宋从甲等多位二胡制作大师合作，进行了多项改革、研制、试验，研制出了三种不同规格的胡琴――即“方圆二胡”、“低调粗弦二胡”（现在的二泉琴）、“扁八角高胡”，并荣获“中国文化科技成果奖”。可贵的是，他对以上乐器改革成果放弃了专利权，使其无偿受益于大众。从以上粗略列举的几组数据可以看出：王国潼先生在二胡艺术领域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而且是多方位的。

靳学东：国潼老师在前天音乐会上的演奏，带给我们的启示很多。时间所限，只说说其中的两点切身感受吧。

首先，我们的演奏者应该给予二胡演奏的“难度”以更为多元化的解读。多年来，二胡演奏者尤其是青年演奏者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势：演奏以技术为荣；技术以快速为耀。但随着自己阅历的不断丰富、艺术素养的不断提高，逐步意识到了以往对演奏技术内涵理解的疏漏与偏颇。昨晚听了王老师的演奏，更加感受到以前对他演奏的某些“误读”。不错，一位年逾七旬的演奏家，时至今日演奏起那些快速的乐句乐段，还是那么从容精准、信手拈来，这仍会让我们敬佩与赞叹。但他留给我们的就是“快”吗？不是。他的演奏告诉我们，“难”有好多种：那种随心所欲的、千差万别的起始和收束；那种也许是长时间因演出、录音所磨砺养成的声音的纯净，音准、节奏的精确和把握性；那种运弓的张力以及用有限的“短弓”奏出的绵延“长音”，都很难啊。王老师右手运弓的“老道”给我印象很深。如果可以用书法艺术来形容他的演奏，我觉得更像是魏碑，雄强朴拙，而且他的“书法”仿佛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拿刀刻出来的一般。这样的年纪还能有这样的功力，实在令人叹服。我想，今天的演奏者，特别是年轻的学子，一定要努力从王老师的演奏中探寻出更多的奥妙，建立起更加丰富而多元的审美观与技术观，这对二胡艺术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第二个感受涉及二胡演奏的“个性化”问题。时下，人们也总在强调演奏要有个性，但真正做起来谈何容易。有些演奏者的演奏几近“完美”，但就是缺乏个性――那种透过声音的不同、解读的不同、诠释的不同所彰显出的个性。听一听王老师的演奏吧，一听就是王国潼而不是别人。甚至，王老师所教授的那么多优秀学生，没有一个是用老师的模子刻出来的。这一方面说明国潼老师有着作为二胡教育家的过人之处，一方面也有力地证明，他的演奏始终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与其他演奏家的“区别度”。也许，他的演奏还有不尽完美之处，我宁愿去听这种有“毛病”和“局限”却充满个性的演奏，也不愿花时间去领略那些千人一面的“完美”。

在国潼老师从艺60周年、从教50周年的时候，我为他题写了这样的话：“弦歌一甲子，蕴秀拙放皆入化。杏坛半世纪，天地不言桃李香。”我衷心地希望并期待，当中央音乐学院80周年校庆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他“矫健”身影，还能听到他苍劲的演奏。

何绍儒：王国潼从艺60年，以他的艺术成就和大爱情怀，一直晓喻着“二胡品级意识”这一文化理念。二胡，“地本庸微，自有天华，乃登上品”（刘半农语），从“求生”的低下地位登上“艺术二胡”这一高层品第。王国潼自“花甲”之后，他的大爱情怀已在道德理念与人生信仰上逐步升华，更加看重二胡的深层蕴意及对二胡的“品级意识”，强调文明教化在二胡艺术中的核心地位。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文明教化。很多人在听完王国潼的音乐会后说，王国潼的艺术事业发展到现在，已不仅仅是让人们享受艺术、愉悦精神、丰富生活的层次，而是达到一定的“文明教化、道德修养”的高度。王国潼从教半个世纪，教琴又育人。他的学生们几乎都有这样的感觉，上一节课有三节课的收获，即：演奏技法、乐曲处理；艺术思维、文化理念；为人之道、大爱情怀。他们感激恩师，不仅是因为艺术上受益，更因为接受文明教化，不断体味着“琴随人德、艺从人品”的道理。王国潼以他对事业、对民众和对先辈、后生的大爱，以及用艺术行为对文化理念的诠释，赢得良好口碑，无愧于大师称号。

鲁日融：最早听国潼的演奏，是在1960年冬，文化部、中国音协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族乐队音乐创作座谈会期间，他演奏的《三门峡畅想曲》，给我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我们相识则是在1961年文化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音乐艺术院校琵琶、二胡教材会筹备工作会上，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他的教学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因材施教；他的创作题材广泛，风格各异；他的科研对当今二胡创作与演奏、传统与现代二胡音乐风格研究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作为音乐社会活动家，他足迹欧洲、美洲、亚洲数十个国家。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4月9―12日，他应陕西省民族管弦乐学会的邀请到古都西安讲学。在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了独奏音乐会及学术讲座。作为他的挚友，我应邀担任乐队指挥合作演出。那是继上个世纪60年代首届“上海之春”二胡比赛会上，时隔46年我们再度合作。也许是我们都在二胡事业上经历了不寻常的创业历程，在古稀之年再次重逢，同台献艺，彼此都倍加珍惜这次具有历史性的友情合作。国潼为中国二胡教育、创作、演奏、传播推广所做出的光辉业绩，是中国二胡艺术宝库里的一份宝贵财富。他那对二胡艺术事业“自强不息”的顽强奋斗精神是我们很好的学习榜样。

赵寒阳：我从小就特别崇拜王老师。在我十七岁，还是常州市文工团的一个小学徒时，就曾给他写信并寄上了两部习作。很快就收到了王老师的回信。1978年我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王老师看到我的名字，就主动收下了我。我是老师的学生中跟随他学习时间最长、继承体系最全面的。王老师的教学，为我们现在做教师的树立了典范，我归纳了四点：

1．博大精深。我跟随老师整整学了七年时间，前后学了上百首的二胡曲。在每次课上，老师会为我做示范。这上百首乐曲，老师从弓指法的修订、各种技法讲解，到全曲的示范演奏，无一不体现出一个杰出演奏家、教育家深厚的功底。

2．呕心沥血。当年老师在教我时，只有我一个学生，后来又加了余昭科师兄。老师给我上课从来不限时，往往是从下午三点一直上到晚上七点，直到师母来叫我们吃饭，才恋恋不舍地收起二胡，那五六年都是这么过来的。3．科学严谨。在专业教学中，老师总是经过深思熟虑，来制定教学计划。在课上，老师总是逐句逐音地讲解、示范。我只要有一点不到位，老师决不放过，直到彻底明白才能过关。这使我能全面、系统地继承王老师的演奏体系，奠定了我后来二胡事业的基础。

4．为人师表。俗话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句话在我和老师之间得到充分体现。当时我一个人在北京上学，所有的日常事宜都是由老师和师母做主的。就连交女朋友都听他们的。老师为人的正直，做事的严谨，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学问的锲而不舍，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的成长。

严洁敏：王老师治学极其严谨，无论是对二胡的历史和发展的方向，还是对一首乐曲乃至一个音符，他都有深入的研究和严格的要求。在课堂上，他不仅诠释乐曲的内容，讲解演奏方法，也一定会反复地进行示范。为了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音乐表达上的分寸感，有时甚至会用一节课来讲解一个乐句，达不到要求绝不能通过。王老师还十分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1986年我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音乐视野开阔起来，萌发了学习作曲的念头。这个想法得到了时任民乐系主任的王老师肯定和支持，在他的争取下我得以破例考入了作曲系。1990年我民乐系毕业后留校，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学习，并于1991年提前一年从作曲系毕业。作曲专业的学习使我对音乐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思考，对于我的音乐生涯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回想起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王老师的教导与支持。王老师教书育人的高尚情操，严谨治学和对音乐执着追求的精神，将是我一直学习的目标和追求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