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抑郁症歧视第一案:IBM工程师叫板“蓝色巨人”

IBM中国有限公司26岁的工程师袁毅鹏，因工作压力太大，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他听从了公司“停职治疗，最快两个星期，最慢一个半月即可回原岗位工作”的安排。然而，两个月后，袁毅鹏基本康复申请回公司上班，却被要求主动提出辞职。袁毅鹏多次反抗无果，抑郁症再次发作。家人不服，毅然将该公司告上法庭，成为我国第一例“反抑郁症歧视”案。但对方是有着“蓝色巨人”之称的跨国大公司，他们能赢吗……

随着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这场官司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职场精英突患抑郁症

2008年1月11日深夜，湖北省武汉市一户普通人家的电话突兀地响起。年近六旬的赵敏菊老人拿起电话，电话是儿子所在单位IBM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IBM)的同事打来的：“你们的儿子袁毅鹏今天下午服毒自杀，被送到了上海曙光医院……你们快来照顾他吧，要不然我们只好把他送到精神卫生中心……”听到这里，赵敏菊一下子愣住了……

26岁的袁毅鹏是袁朗和赵敏菊中年所得的儿子，他18岁考入了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四年后被保送到本校电子工程系空间物理学专业读研。2005年，IBM在武汉举行校园招聘，当时公司在武汉只招三个人，其中在武大仅招一人。还有一年才毕业的袁毅鹏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顺利地与IBM签订下了为期五年的劳动合同，担任上海分公司研发工程师一职。

那可是在业内有着“蓝色巨人”之称的IBM，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大企业呀!看着儿子终于成才了，老两口心情别提多舒畅了。

2006年6月19日，袁毅鹏背着几十本专业书籍，独自踏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父母牵挂着从未出过远门的儿子，一直守在电话机旁。但直到傍晚，儿子才打来电话，他兴奋地说：“爸，妈，你们知道我在哪吗?我在北京啊!到底是跨国公司，工作效率就是高，我全身的细胞都被调动起来了。”

原来，袁毅鹏办好入职手续仅三个小时，就被公司派到北京出差。

在公司，袁毅鹏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晚上回到住处，还要继续做在公司末完成的程序，跟同事探讨编程中遇到的问题。时常等他觉得饿了抬头看钟时，时针已经指到了次日凌晨三四点，而此时吸足了水分的方便面已经变凉变软，结成软烂的一大坨。遇到紧急任务时，袁毅鹏便感觉自己的脑袋成了一部高速运转的马达，几天几夜不睡觉是常有的事。

母亲心疼儿子，几次打电话要他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能太累了。袁毅鹏却说：“妈，跨国公司就是这样。我才来，哪能怕吃苦?再说我年轻，没事的!”

然而，工作的重压和没有规律的生活，很快就让袁毅鹏尝到了苦果。2007年3月初，袁毅鹏忽然感到身体异常疲惫。尤其是刚起床的那一时间，哪怕是睡足八九小时才醒来，却还像通宵熬夜一般，走路发飘，头昏脑涨，感觉生活没什么意义。

袁毅鹏以为自己是春节作息不规律，上班后又突然忙了，身体不能适应。可渐渐地，他开始整夜难以入眠，随之而来的是思维和反应力开始迟钝。

直到此时，袁毅鹏才察觉自己的身体可能出了问题，他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连忙跑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经过检查，医生确诊袁毅鹏患上了“双向性情感障碍”抑郁症!但医生表示，只要袁毅鹏不要有太大的压力，积极配合治疗，这种病并不难治。

回住处的路上，袁毅鹏几次按下了家里的电话号码，最终还是没有拨出去。他自责地想：我怎么会得这种病，这怎么对得起父母的期望啊!因为情绪不好，当天下午，袁毅鹏就跟公司香港经理发生了冲突，不可抑制地乱发了一通脾气。

事后，领导找他谈话，要求他承认错误。袁毅鹏却固执地说：“我没错!”他还主动把自己得了抑郁症的情况向二线经理解方作了汇报。没想到第二天，袁毅鹏就接到人力资源部的通知：“你的情况需要停职治疗，最快两个星期，最慢一个半月就可以回原岗位工作。”袁毅鹏觉得，自己的确病了，先把病治好再说，反正很快就能回来上班了。于是他服从了公司的安排。

然而，就在袁毅鹏安心养病时，一切却发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复工无门抑郁症复发

经过五个星期的积极治疗，袁毅鹏的抑郁症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已经与正常人一样，可以工作了。2007年8月17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了“建议边工作，边治疗(缓解期)”的鉴定。

走出中心，袁毅鹏抬头望了望天，湛蓝湛蓝的天空阳光灿烂，快半年里，他沉陷在抑郁情绪中，这时感到心头所有的阴霾都一扫而光，眼前豁然开朗。袁毅鹏先把来照顾他的母亲送上回武汉的列车，然后回公司递交鉴定书，等着公司如约销假的通知。

没想到一周后，当袁毅鹏如约去与上司谢欣达谈话时，谢欣达却忽然对他说：“你不能再回原来的岗位，还是辞职吧!”袁毅鹏脑袋“嗡”的一阵巨响，忙问：“为什么?我是在公司的安排下去治病的，当初公司不是承诺我……”没容他说完，谢欣达冷冷地说：“这是公司的决定!”袁毅鹏无法理解，公司的承诺怎么说变就变了?他不服，直接去找当初给自己承诺的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说要调查一下，让他先回家等消息。

袁毅鹏只好焦灼地等待。但直到一个月后，他才等到谢欣达的电话：“要不你换一个部门或公司，我们好聚好散，我在你的履历中什么都不写；要不你回来几个月后，我们肯定还会跟你解除劳动关系，而且会在你的履历中写上你生病闹事……”

袁毅鹏气得大喊：“你这是恐吓，威胁!我要投诉你!”那天夜里，袁毅鹏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他啜泣着问母亲：“妈妈，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是呀，谢欣达几次三番地为难儿子，是不是儿子哪里做错了，得罪了他?赵敏菊思量再三，还是拨通了谢欣达的电话：“你比他大几岁，请你像大哥哥一样帮他，如果他做错了事，你就批评他。让他回去工作吧，这样对公司和他都好。”除了“是”，谢欣达没有说任何一句话。有着丰富人生经验的赵敏菊也茫然了――谢欣达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国庆临近，又连着中秋节，想到儿子一人留在上海等待消息，赵敏菊抱着一线希望拨通了谢欣达的电话，央求他让袁毅鹏回单位跟同事们一起过节。谢欣达这回毫不犹豫地说：“不可能，叫他回武汉去。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我是代表人力资源部和部门经理的!”

频频被拒绝，并没有完全康复的袁毅鹏再度陷入情绪波动中。一天，袁毅鹏散步归来，看到有人在卖小狗。一条小狗跑到他身边又蹭又舔。袁毅鹏觉得自己像这条小狗一样孤立无援，心一软，就把小狗买了。没有想到，这条小狗竟在后来的五六个月中成了唯一能让他放心去交流说话的对象。

随后的日子里，袁毅鹏先是被经理告知：“我们不是福利公司，你已经提供不了生产效率……”接着，

人力资源部也委婉地表示：“如果你不签约离开，那么用PIP考核系统(IBM考核体系)及离职备案系统，公司照样可以跟你解除劳动关系。”

直到此时，袁毅鹏才彻底明白：谢欣达的意见真的代表公司，而他们以辞职苦苦逼我的根源，就是我患上了抑郁症；公司不相信，也不想尝试让一个得过抑郁症的人回来继续工作。自己的病是因为在公司工作且压力太大造成的，现在已基本康复了，他们却要卸磨杀驴!

袁毅鹏思虑再三，用短信告诉人力资源部经理：“我拒绝签约辞职，但愿意接受考核。如果经考核仍不合格，我再辞职。”他抱着一线希望：只要回到公司，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还是“有用的人”，公司还会接纳他的。

又是一个月后，公司才通知袁毅鹏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8月开具的鉴定内容模糊，需要重新开具。第二天，袁毅鹏将重新开具的“建议尝试参加工作，并坚持门诊随访”的鉴定交于公司，但很长一段时间又没了音信。

在一次次申请复职、一次次漫长无果的等待中，袁毅鹏的信心被一点点销蚀了，他感到走投无路。而他原先每月9000余元的工资，在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被降为1700元。在支付了下季度的房租后，袁毅鹏陷入了经济困境。 2007年圣诞节前夕，袁毅鹏踯躅在上海街头。即将迎来26岁生日的时候，他却忽然有一种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感觉。因为对抑郁症已有深刻体验，袁毅鹏预感情况不好。可是这里连治病的钱都没有了，他赶紧向公司医疗总监寻求帮助。当天下午，公司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约见袁毅鹏。负责人表示，医药费可以暂时在公司合作医疗机构部分报销，但工资就没有办法了!

随后那些天，袁毅鹏日渐感觉到抑郁症复发的迹象，他开始频频给公司领导和同事发送有关情感障碍疾病知识、抑郁症复发严重性、所服用药物的副作用之类的文献，以及希望被理解和得到帮助的电子邮件。然而，这一切都如同石沉大海。

2008年1月8日，袁毅鹏忽然接到同事的电话，通知他三天后下午到单位签字，而且“有多个解决方式”。这让几个月来深陷在“必须辞职”答复中的袁毅鹏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

1月11日下午，袁毅鹏如约来到公司。人力资源部的领导什么也没说，拿出一份双方同意解除劳动合同书，要求袁毅鹏签字，并声称：如果他不同意解约，三天内公司就单方面解除与他的劳动合同。领导还说：“解约的唯一理由是你最近十天内乱发邮件。”袁毅鹏不服，辩解道：“你们一直不解决我的问题，我用邮件向你们反映问题难道也错了?”但是，没有人听他解释。

袁毅鹏看着参加工作时公司发的《员工手册》及里面记载的“IBM会尽力为所有员工建立健康、安全和高效率的工作环境。这个工作环境也不会有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年龄、国籍、遗传、残障或其他与IBM利益无关的歧视与困扰”的条款苦笑着。这个他曾深信不疑的条款，在他身上有着多么淋漓尽致的讽刺意味呀!他寒透了心，打电话给母亲，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在母亲的再三追问下，袁毅鹏只说了一句：“我不是坏人，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活得太累了……”当日，袁毅鹏吞服安眠药自杀。

反抑郁症歧视路有多长

得到儿子自杀的消息，赵敏菊急忙飞赴上海。

离开儿子不到五个月，又看到病床上的儿子，赵敏菊心如刀割。由于吞食了40片氯硝安定被洗胃抢救，袁毅鹏极度虚弱。更令赵敏菊痛心的是，袁毅鹏因为抑郁症复发，已经失去了生活的欲望。医生诊断，必须对袁毅鹏作持续服药三年治疗!

儿子是为公司工作才生的病，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大公司，竟然如此咄咄逼人地对待一个抑郁症病人，他们良心过得去吗?但作为母亲，她无力保护儿子。赵敏菊心力交瘁，抚摸着儿子的脸悲戚地说：“鹏儿，我再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在上海了，咱们先回家再说!”于是，母子俩暂时回到武汉。

2月20日夜里，抑郁症那可怕的“自杀”意识又一次侵袭袁毅鹏。深感丧失所有自信与尊严，他觉得没有再活下去的意义了，一口气服下了整整60粒氯硝安定。直到第二天，赵敏菊去儿子的房间才发现他再次自杀，而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几个小时!幸而，医生发现，袁毅鹏尽管吞服了足以致命的60粒氯硝安定，又过了十几个小时，却只是陷入恍惚中，并没有生命危险。原来，因为长期要依靠安定才能入睡，袁毅鹏已经对它产生了抗体。

安眠药杀不死儿子!赵敏菊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悲!但是，如果儿子再用其他方式自杀怎么办?任凭这样下去，自己就有可能失去儿子了!气急之下，她冲着儿子一通怒吼：“鹏儿，我和你爸把你养大容易吗?你想死不要紧，但我和你爸怎么办?你的病是在公司得的，你没有任何错，你是个男人，为什么不站起来跟他们斗，就这么想不开!”骂完了，她伏在儿子身上放声大哭。

也许母亲这些话像利剑穿透了袁毅鹏冷漠已久的心，他思考了片刻，挣扎着支起身子。他已经几天没有吃饭，这时却拿起桌上的馒头使劲塞进嘴里，还硬撑着喝了一瓶乳酸奶，然后说：“妈，您说得对，我要活下去!我跟您一起跟他们斗，我要争取属于我的合法工作权利!”

几天后，袁毅鹏和母亲踏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在接触了几位律师后，袁毅鹏遇到了曾在英国留学的陈庆广律师。听袁毅鹏述说近一年间的遭遇后，陈广庆律师笃定地说：“这是一起典型的歧视案。”赵敏菊有点担心地问：“IBM可是跨国大公司呀，您有底吗?”

陈庆广说：“在国外反歧视是很常见的案子，只是在国内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被歧视的人，总会因种种隐私而产生顾虑，不敢站出来争取自己正当的权利。IBM在世界各地都有公司，他们应该知道这些，特别是他们在中国经营就必须服从中国的法律，他们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2008年3月7日，袁毅鹏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起了仲裁申请。在申诉书中，陈庆广律师指出：“在袁毅鹏身患抑郁症的情况下，IBM几次欲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严重违反了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侵害了袁毅鹏的合法权益和基本人权。根据我国《劳动法》等相关法律和袁毅鹏与该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该公司的《员工手册》等，袁毅鹏享有不受非法歧视的权利。《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也规定，精，神疾病患者病愈后，其所在单位应当为其安排适应的工种和岗位，在待遇和福利等方面不得歧视。所以IBM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事实依据，其所实施的一系列违法侵权行为给袁毅鹏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应当负全部法律责任。”

5月30日，仲裁委正式开庭，6月18日下达裁决书认定：袁毅鹏和IBM签订的劳动合同有效，必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IBM在裁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按照9822元/月支付袁毅鹏工资以及假日奖金和春节奖金等共57332元。

袁毅鹏胜诉了!

2008年7月3日，袁毅鹏收到IBM公司发来的通知，通知称将尊重并履行上海浦东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认可裁决书中关于赔偿4个月工资及奖金的裁决，但将袁毅鹏的工作地点安排在武汉，“工作方式为在家办公”，并请袁毅鹏在收到通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意见。

后来，袁毅鹏又多次收到IBM发来的电子邮件，让他最晚于2008年7月21日签署同意“在家办公”的通知。袁毅鹏咨询律师后得知，如若不签，IBM有权按《劳动法》开除他。精神状况已经大有好转的袁毅鹏说：“社会发展到今天，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患抑郁症的人也越来越多，用人单位歧视抑郁症患者的事件不乏先例，但却没有人反抗。这与抑郁症患者情绪沮丧、避世和担心泄露隐私有关。但没有反抗就永远要被压制。我是中国反抑郁症歧视第一人，尽管为这部分人维权的路还很长，但我一定要尽微薄之力去抗争，为我们自己争取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