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道二十讲(十六).书道之品格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是“道法自然”，但什么是道，什么是自然，却缺少具体的说法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要凭借创作者和欣赏者具体与综合的感受。简而言之，我们于今认识的所谓“道”主要是指反映真理与规律的道理，是经过认识与提炼的思想；而所谓的“自然”则主要是指变化莫测、不可捉摸、不以人们的意志所左右的客观世界。基于此，所谓的“道法自然”，就是明确“自然”是现实、是本体，而“道”是要遵从其基本的变化规律，并加以提炼和概括的道理。在这样一种相对模糊和混沌的文化认知背景中，要论及书道的品格，自然有相当的难度。但作为历代有作为的书道探索者，相关的探索依然有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古往今来，所谓的“品”即品格、格调、品质、等第、韵致等的简称，都具有精神的追求和具体的标准。书道之品格主要是依据来自历代学界和书界的共识，它既是行业标准，又是社会欣赏的标准。其思想和做法源于人品、文品等已有和流行的概念，既有时代色彩，也反映了普遍的规律。

在南北朝的齐梁时代，有颍川(今河南长葛)人钟嵘作《诗品》（公元513年），在刘勰《文心雕龙》之后第一个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品评诗歌的优劣得失，为当时及后世诗风的优化作出了突出贡献。据《诗品・序》所言，当时虽然诗风日盛，但是十分混乱，缺少品评的标准，致使诗坛显得混乱无序。为此，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先例写成此书，欲纠正诗坛思想和标准混乱的局面，共涉及两汉至梁诗人122位，包括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钟嵘的《诗品》不仅对后代的诗歌批评有很大影响，对唐司空图，宋严羽、敖陶孙，明胡应麟，清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在观点上、方法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启发，对书品评判也有极为重要的借鉴与影响。

钟嵘认为：“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由此看来，他十分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即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需要整体判断。他不仅反对一味地追求形式、弱化内容；又十分强调诗人独特艺术风格的确立；并注重在史诗源流发展的大背景中评判诗人的贡献，提出了言在、情寄、风骨、雕润、词采、音韵、动心、清便、宛转，以及才、文、气、秀、质、味等相应的角度、标准和概念。《诗品》不仅在诗坛影响巨大，对书道品格的评判也有直接、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与钟嵘几乎同时，仅比其小约20岁的南阳新野人，时任南朝梁度支尚书的著名文学家、书家庾肩吾（487―551）著述了中国书道史上第一部品评书道优劣的专著《书品》。在他之前，虽有南朝宋王献之弟子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记72人），有南梁袁昂奉敕撰的《古今书评》论及古代书家25人，有萧衍的《古今书人优劣评》等，但由于都只作了简要的风格介绍，所以还不能取代庾氏此书的地位。该书仅一卷，载汉至齐梁能书真、草者凡123人（序言128人，当为版本传承之误），冠以总序,效《汉书•古今人表》之例，分上中下品，每品中又分上中下三等，合而为九品，各系以论，体例严谨。在小序中，作者提到了“日以君道则字势圆”的思想，并根据天地尊卑的观念来论述书道作品的长短。在“上之上”品中，庾氏只列了张芝（草圣）、钟繇（隶楷之圣）、王羲之（书圣，兼长各体）三人，并评曰：“隶既发源秦史，草乃激流齐相，跨七代而弥遵，将千载而无革；诚开博者也。均其文，总六书之要；指其事，笼八体之奇能；拔篆籀于繁芜，移楷真于重密；分行纸上，类出茧之蛾；结画篇中，似闻琴之鹤；峰兼起，琼山惭期敛雾；漪澜递振，碧海愧其下风；抽丝散水，定于笔下；倚刀较尺，验于字中。真草既分于星芒，烈火复成于珠佩。或横牵竖掣，或浓点轻拂，或将放而更流，或因挑而还置，敏思藏于胸中，巧态发于毫。詹尹端策，故以迷其变化；《英》《韶》倾耳，无以察其音声。殆善射之不注，妙轮之不传。是以鹰爪含利，出彼兔毫；龙管润霜，游兹虿尾。学者鲜能具体，窥者罕得其门。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烟花落纸，将动风采。带字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世人之所学，惟张有道、钟元常、王右军其人也。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羊欣云：‘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若孔门以书，三子入室矣。”

由此可以看出，羊欣论书品，虽注重人品、书品风貌和综合素养，也注重书者各自的艺术风格与特长，其所推崇的三人虽同为最高品“上之上”，但亦各有所长和特点，非归于同一模式。羊氏思想虽深受魏晋时期士族阶层对人物进行识鉴、品藻的习尚影响，但确实反映了当时学界、书界对书道品格的思考，有着不少深切与独到的见解。

在庾肩吾的影响下，不仅书界的风气与标准有了调整，相应的研究也后继有人、逐步深化。在唐朝即有孙过庭著《书谱》多有书道精论；李嗣真撰《书后品》将王献之列入“四贤”，与庾氏所评“上之上”三人并列，且列“超然逸品”名目，使书品概念更加鲜明，其文载80余人，文辞绮错、条理井然，对庾了很好的补充；张怀《书断》三卷列书体10类，备述源流,附之以赞，次为总论，由此始分神、妙、能三品，各以体分，评百余书家，前记小传，后为评鉴，扬弃古今，论辩精当，皆为前载所不及。对书品的关注盛于六朝、隋、唐，元、明之后著述渐为稀少，只是到了清末汉学复兴，又有阮元、包世臣、刘熙载、康有为等再掀波澜，既论古今，另立“碑品”，又品当朝书坛各家，典型的代表为包世臣《艺舟双楫》中的《国朝书品》。依照包氏的观点：“平和简净，遒丽天成，曰神品。”此品只一等，清朝只邓石如一人。其余“酝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逐迹穷源，思力交至，曰能品；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曰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门庭，曰佳品。”以上四品又各分上下，累为“九品”。仅依据包氏的标准，于今书坛所尚，实多在“佳品”层面。究其原因，书者多囿于“法”与技艺，而在人品和文品等修养方面均略逊几筹，故难有深入的发展与“上之上”的追求。

从庾肩吾开始，品评汉至齐梁著名书家即按三级九品法论列。察其渊源应为《论语》把人分为“上智”“中人”“下愚”的“性三品”之说，同时参考了汉魏以来荐官论才的“九品中正”制度。当东汉之时为征辟选荐官员，尝以善恶道德标准制“九品”以察举豪门世族所荐人才，其中品评人物是必须经历的重要过程。凡获得优良评语，进可入仕，退为名流，遂为风尚，至魏晋而不衰。

在中国，自古而下，论人、论诗文、论书道等，均以品德为首，因为在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人们都认同，具有高尚情操襟怀者方能在书道上有上佳的表现。正如唐人张怀在《书断》中所言：“艺成而下，德成而上。”内在的道德修行是任何书者成就高下的根基所在。人们坚信：“修身为本，为诸艺生成发展之基，可得乎上；反之，则虽有天赋，仅能得其下。”诚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书道的表现，即人品的表现，字如其人的思想自古就已经形成了传统。这不是“泛政治”“泛道德”的虚浮之论，而是古往今来世人对“书道为人道”思想的一种明确阐释，是基于书道本体基本特征和原则精神的自觉追求。

到魏晋之时，延揽人才是诸侯争霸天下的首要人物，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士族豪门对举荐人才的垄断，也使“德才兼备”的品评原则得到了当时及后世的认可。起初，除了帝王豪门有权品评任务外，还有社会上的名士专以品评人物为务，其褒贬会直接影响被品者的仕途进退与成就高下。而他们主要从家世、状、品三方面来考察判断。所谓家世，即门第出身；所谓状，即道德才能；而所谓品，则是综合考察后的结论性意见。党锢之祸后，因品评他人稍有不慎就会带来“破族灭身”之祸，于是评品的内容多由单纯地举荐为官转为对学者才性、知识、能力、气质、格调、风貌、韵致等精神层面的鉴别方面，转变成为文艺、文化批评方面的重要形式与内容，既超脱而又趋于专业化。

自汉魏以来，由于受佛道传统及其思想的影响，儒家也开始思考自家“道统”的梳理、继承与发展的问题。这对方兴未艾的书道品评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为此，前人在论及书道品格时也开始有了对渊源师承的关注，有了对流派与风格的鉴赏，也才会对书道作品的优劣作具体的审美价值判断，这在学界和书界几乎成为定式，一直延续至今。其积极作用在于，容易把握书者作品的渊源变化与个性特点，在参照和比较中判断其有否独到之处和个性特征；而消极作用在于，对自学成才或不依附于某一流派的书家则有可能被边缘化和存在门户之见等，进而在书道品评方面形成壁垒，影响了书道充分、自由发展的进程。

在古今论书道品格的诸家经典中，清人刘熙载的《艺概》可谓卓见丰富。他在文中强调：“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从另一个角度形象地论述了书道的品格。他认为：“书要心思微，魄力大。微者条理于字中（强调字法的表现要用心），大者磅礴乎字外（强调章法的设计要有胆识和气魄）。”“凡书，笔画要竖而浑，体势要奇而稳，章法要变而贯。书之要，统于骨气二字，骨气而曰洞达者，中透为洞，边透为达。洞达则字之疏密肥瘦皆善，否则皆病。”“学书者，始由不供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庄子•山木篇》曰：‘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善夫!”论述了在书道品格的评判中，对大与小、字与章、奇与稳、工与朴、病与善、骨气与洞达、心思与魄力等表里内外的兼顾，将传统书论的思想作了精练的概况。

除了就书论书之外，刘熙载的书道视野相对而言更为开阔。他一方面注意继承历代书论对书品的分析见解；同时又鲜明地指出其存在的局限性，更突出地强调书道品格的确立需要综合的文化素养。他说：“司空表圣之《二十四诗品》其有益于书也，过于庾子慎之《书品》。盖庾品只为古人标次第，司空图足为一己陶胸次也。此惟深于书而不狃于书者知之。”刻意突出了书外功夫、书外思想对书道品格的影响。并说：“论书者曰苍、曰雄、曰秀，余谓更当益一‘深’字。凡苍而涉于老秃，雄而失于粗疏，秀而入于轻靡者，不深故也。”在前人论及书道各类讲求的基础上，更强调了书道创作和欣赏品鉴者个人修养和执着探索的重要。

对书道品格的鉴别除了他评之外，也有自评。在这方面，书圣王羲之亦开先例（仅就有限且存疑的文献史料判断）。他在《自论书》中曾说：“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又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说：“余少学卫夫人，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由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岁耳。遂改本师，乃于众碑学习焉。时年五十有三，恐风烛奄及，聊遗教于子孙耳。”一方面，王羲之有着充分的自信敢与大贤抗衡比肩；同时，他又善于自省和学习，53岁时改以众碑为“本师”。可见其确有自知之明和自信自强两方面的超凡能力。

当然，对于书道品格的评判也是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清代学者赵翼所说的“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五百年”，对于书道而言亦是如此。而所谓的“各领”，就是指书者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在书道作品中的充分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理念在纵向的书史长河与横向的百花齐放中现实的超群个性。我们今天到各地旅游，经常会看到清朝乾隆皇帝的题诗、题匾，慨叹其书写娴熟、字体娟秀。但如果我们了解了二王的贡献、知道了赵孟日写万字的经历，再看到汗牛充栋的“馆阁体”，就会对乾隆皇帝作品的品味有了恰如其分的判断：在书道史上，其难有地位。

应该指出，对书道品格的关注有利于书道本身的发展，也有利于对书道作品的鉴赏。而这些品格是难以学习和模仿的，因为在这些经典的书道范本背后，是书家人格和修养的支撑，是其勤奋、感悟与体验的结晶。有志者当以自身修为为基点，善于学习、思考和探究，加强书外的修养与素质提升，方能有所成就，形成属于自己的特点与风格，甚至超越前人、确立品格、引领。

（作者单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