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读史方舆纪要》的经济地理价值

摘 要 清初顾祖禹独撰的《读史方舆纪要》在同时期诸多地理学著作中独树一帜，被梁启超誉为“旷古一绝作”和“实称绝学”，其最为后人所称道的便是鲜明的军事地理价值，“其书言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所可见，而景物游览之胜不录焉。”而书中有关经济地理的记述，也是其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就围绕其经济地理价值展开一些论述。

关键词 读史方舆纪要 区域经济 价值

一、《读史方舆纪要》简述

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躬耕于虞山之野，久之益穷困”。其父临终前留下遗训“吾家自两汉以来，称为吴中文献，先代所著述，小子可考而知也。士君子遭时不幸，无可表见于世，亦惟有掇拾遗言，网罗旧典，发舒志意，昭示来兹耳。尝怪我《明一统志》，先达推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只要，类皆不祥；于山川条列，又复割失伦，源流不备。……而十五国之幅员，三百年之图籍，泯焉沦没。文献莫徵，能无悼叹乎！余死，汝其志之矣！”在其父去世十五年后，二十九岁的顾祖禹开始动手撰写《读史方舆纪要》，直到五十岁（1692年）才撰成此书，历时三十余年。

《读史方舆纪要》共一百三十卷，体大思精，发凡起例别具一格，“天下之形势，视乎山川；山川之包络，关乎都邑。然不考古今，无以见因革之变；不综源委，无以识形势之全。是书以列代州域形势，先考镜也；次之以北直，尊王畿也，次以山东、山西，为京室之夹辅也；次以河南、陕西重形胜也；次之以四川、胡广，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东南财富所聚也；次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北而南，声教所为远暨也；又次以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络也；终之以分野，庶儿俯察仰观之义与。”

“是书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史其方舆之乡导乎？方舆其史之图籍乎？苟无当于史，史之所载不尽合方舆者，不敢滥登也，故曰读史方舆纪要。”正因为顾祖禹对历史地理学有这样一层“舆史结合”的深度理解，所以这部书相比之于唐代的《元和郡县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和明代的《大明一统志》、《寰宇通志》在体例、文献涉猎和创作理念上都有极大的超越，特别是在军事地理、经济地理、生态地理等方面有非常翔实的记述和考证，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和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

近代以来，学界对于此书评价甚高，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尤其在历史地理学界，先师们对此书更是倍加推崇，国学大师钱穆曾因耽搁了其稿本的点校而后悔不已，在他晚年台湾出版的《九十书怀》有这样一段感慨：“见主事者，为顾廷龙（起潜），乃顾颉刚叔父。起潜告余，彼之主要任务即为续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迄今将三十年，闻合众图书馆已不存在，景葵与起潜亦不获其消息。《读史方舆纪要》之顾氏传家本，今不知究何在。苟使余不主先作校对，则此传家本将早已行世。余对此事之愧悔，真不知何以自赎也！”，由此可见《纪要》一书不仅在史地学界，而且在整个史学领域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学术价值，就连钱穆这样的大师仅因错过了稿本的点校而愧悔不已。对于此书的研究，基本上重点都在于它的军事地理价值，《纪要》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张之洞认为“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随着历史地理学的深入发展，此书在经济地理，生态地理等方面的价值也被进一步挖掘，本文就其在经济地理的研究作些探讨性的论述。

二、《读史方舆纪要》中的经济地理

顾祖禹在书中对经济的重要性有明确的认识，认为“自古未有不事民生而可以立国者。”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传统经济导致了一个经济区大致上和一个自然区是大致重叠的，而自然区中的地形、气候、水文等因素又决定了该区的经济地域特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过记述：“夫山西饶材、竹、b、r、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x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旖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较也。”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影响了人口、交通和城镇的变化，进而导致了区域经济圈和经济中心的形成。

清初的苏州，地处今江苏省的东南部，西南临太湖，北依长江，东接松江府，西连常州府，南通浙江嘉兴、湖州两府，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驿路四通八达，交通便利，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溢巷，悉L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宋代祝穆的《方舆胜览》中对姑苏有着这样的记述：“民安俗阜，田利倍他壤。曾子固静应山修造记云：鱼虾竹苇柿栗之货，既足以自资，而其江山之胜，又天下之奇处也。”由此可见，苏州在两宋时期其城市发展已有相当规模，农工商业也高度发达。到了清前期，苏州不但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也是全国极为重要的文化中心。康熙时人沈寓就曾说：“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正如司马迁所说，高度繁荣的文化势必要以殷实的经济为基础，而经济要发展离不开交通的制约，特别是在传统时期大宗的交通运输主要依赖于水运，所以顾祖禹首先点明的便是“枕江而倚湖，食海王之饶”，由长江、京杭大运河和东海三者为主构成江南水上交通网将当时中国最为繁荣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又加上几个经济重镇比如杭州、无锡、吴江、嘉兴、常州、苏州等串联起来，使其在经济发展上具有极大的地理区位优势，从而使该区域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意义的经济发展圈，《纪要》在此卷开篇便言此区位因素，可见作者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形势的把握是具有十分准确而长远的眼光的，后世也证明了此种观点的正确性，乃至今日，顾所言之也不曾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