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档案馆参与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研究

摘 要：从学理的角度对《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颁布实施背景下高校档案馆参与信息公开业务的可行性作一阐释。从档案学的角度看，高校档案馆参与信息公开业务是档案信息价值的展现，是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认识回归；从教育学的角度看，它是高等教育公共性特征的必然要求；从法学的角度看，信息是一种权利形态,公民享有知情权,信息公开实为高校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关键词：高校档案馆；信息公开；参与

中图分类号：TU2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9-0060-02

2010年9月1日起施行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是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进一步深入，是信息公开理念在高校的一种体现，对于档案界而言，由此也引发人们对高校档案馆能否参与高校信息公开业务的思考。高校范围内，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规约下，对高校档案馆参与信息公开业务的质疑来自于法律基础、理论支撑、实践条件等多个方面，本文无意对高校档案馆参与信息公开业务的各种质疑作出阐释，旨在从学术理论的视角对其作一分析。高校档案馆参与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可以在多学科视野之下加以探究：从档案学的角度看，它是档案信息价值的展现，是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认识回归；从教育学的角度看，它是高等教育公共性特征的必然要求；从法学的角度看，信息是一种权利形态,公民享有知情权,信息公开实为高校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一、档案学基础：档案价值理论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

档案信息公开不仅是为了满足来自各个层面现实要求的被动性举措，从本质上讲更是档案自身价值实现的主动需要。档案是人类对凭证信息的合目的控制[1]，它作为一种行为方式所展现的凭证的结构和功能可以称之为“工具价值”，而作为一种实体对象所体现的凭证信息内容可以称之为“信息价值”。虽然档案产生的初衷是作为管理控制的工具，其工具价值的认同要先于信息价值产生，但是要想最大化实现档案自身价值，信息价值的展现同样不容忽视。从档案价值实现的“椭圆现象”[2]中我们也发现，偏颇工具价值与信息价值中的任何一方，都会拉大档案价值实现与档案价值本体之间的距离，导致档案价值实现程度变小。过分强调信息价值导致“失控”与过度关注工具价值形成“封闭”都是档案价值实现不能的极端状况。纵观我国档案发展的历史，在档案价值的运行轨迹上，还是能够明显感受到统治者对档案工具价值的眷恋。我国的档案文化里还是深藏着控制工具的色彩，流淌着“保密”、“封闭”的血液。从总体上而言，我国档案的两种价值远没有达到均衡的和谐状态，档案信息价值一直有待提高重视。参与高校信息公开，不仅是档案开放在另一个层面的续写，是由被动规定到主动参与的转变，更是档案价值实现的本质呼唤。高校档案的内容中，除了极小比例的内容因为密级的原因不能直接服务于高校信息公开外，绝大多数的高校档案完全可以在高校信息公开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文档分离管理体制，文件与档案不仅被当做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也被安排在两种不同的管理轨迹中运行。因此，档案机构对现行文件的介入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越界行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文件从其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是一个完整的运动过程；二是由于文件价值形态的变化，这一完整过程可划分为若干阶段；三是文件在每一阶段因其特定的价值形态而与服务对象、保存场所和管理形式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对应关系。

现实中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存在两个方面的误读。首先，是过分强调文件运行的阶段性特征以及不同阶段管理方式的差异，而忽略了文件运行的整体性特征，这也是文档分离局面形成的原因之一。其次，对于文件运行中价值形态变化的认识存在偏颇。关于文件运行中的价值表现，最为著名的当属谢伦伯格的“双重价值”理论，他认为文件运行中包含两种价值，一是具有对形成机关的原始价值；二是具有对其他机关和个人利用者的从属价值；在我国被对应的称为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谢伦伯格认为文件运行初期第一价值更为突出，随着文件的不断运行，第一价值会逐步衰退而第二价值会不断显现。我们的误读在于将文件运行中的外显价值当成了文件的唯一存在价值，将两种价值力量的博弈看做是有明显阶段的生死更替。实际上，文件两种价值在文件运行的整体过程中，表现为随着文件运行阶段的变化而发生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从而影响外在呈现价值的变化。文件经过归档变为档案后，并不代表其完全失去了在现实工作中的作用，高校档案完全可以在高校信息公开中体现自身的价值。所以，高校档案馆参与高校信息公开，是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回归，是对文件运行整体性特征的观照，是具有理论基础的可行行为。

二、教育学基础：高等教育的公共性特征

公共性一词被学界广泛关注是源于汉娜・阿伦特的《人的条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两部著作的问世。关于公共性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本身就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与私人领域是相对的”[3]。公共性指的“是一种公有性而非私有性，一种共享性而非排他性，一种共同性而非差异性”[4]。不管如何定义公共性概念，但公共性强调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平，以及社会进步基础上谋求个人发展的理念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具体到高校领域，高等教育的公共性是指“高等教育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以及社会资源的使用，影响社会成员共同的必要利益，其共同消费和利用的可能性开放给全体成员，其结果为全体社会成员得以共享的性质”[5]。

高等教育的这种公共性特征在我国高校，特别是公立高校中表现的尤为突出。首先，高校具有投入上的公共性。我国公立高校一般由政府来投资主办、管理和运行，开办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共财政的投入。高校由政府来投资主办，从所有制的角度而言，高校就应该属于国家和社会全体民众所有，高校信息作为高校“资产”中的一种，也具有广泛的公共性，社会民众作为所有权人有权知悉高校相关信息。其次，高等教育产品的公共性。我国高校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为公众服务的,与公众的切身利益有密切关系。我国高校投资的公共性和它提品的公共性,让我国高校信息具有很强的外溢性，涉及全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公众有理由去要求作为教育公共事业单位的高等学校对社会公开其相关信息。虽然高校档案馆作为高校的一个内设部门具有一定的内部性和非独立性，但是基于高校在整体上的公共性，高校档案馆也具有社会服务的职能要求。因此，高校档案馆参与信息公开是符合高校公共性特征要求的一种社会行为。

三、法学基础：知情权与信息公开义务

知情权，即知道、了解情况的权利,也可以被称为了解权或知晓权。对于知情权的具体含义，呈现众说纷纭的情况。有的学者从广义的角度认为，知情权是一个人知道他应当知道的事情的权利，是指人们通过视、听、嗅、触等方式，感触外界信息，接受他人传递的情报资料，获得与己有关(如自己的档案材料)或与自己无关(如社会新闻)的种种情况的权利[6]；也有学者从狭义角度认为，知情权是民众享有通过新闻媒介了解政府工作情况的法定权利[7]。笔者认为不管怎样对知情权概念进行定义，知情权都应该包含公权利和私权利两个方面的内容。知情权首先是一种公权利，例如公民拥有知政权，有权知悉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重大政治制度和行政决策行为等；知情权还带有私权利的性质，例如公民有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这是公民作为民事主体不可缺少的民事权利，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

知情权的产生与发展，在实际生活中直接推动了各国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不管在形式上是否将知情权纳入相应的法律规范之中，实质上都不得不正视知情权对公众信息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唤醒。我国还没有将知情权明确写入有关法律规范，包括已经颁布执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缺少法律文本形式上的认可，但是从我国宪法的整体思想及其相关权利的规定中，我们还是可以得出公民享有知情权的结论。我国公民享有知情权，首先是符合我国国家体制要求的，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知情权和信息公开理念符合人民原则的基本宪法精神。其次，我国实行民主政治，民众拥有参政议政和监督权利，知情权和信息公开正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再则，宪法规定了我国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对公民传递信息的自由权利作出保护。既然传递信息是自由的，那么不论是信息的发出者，还是信息的接收者，都拥有对信息的知情权，而且不容妨碍。

公民的知情权最主要的内容是获知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和社会公共机关同普通公众地位悬殊，通常要以法律或注册规范来规定有关部门公开信息的职责，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8]。因此，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高校也有公开自身相关信息，接受民众监督，保障民众知情权的义务和责任。《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也是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后，国家对民众高校信息知情权的尊重和保护，是民主政治的进一步深入。高校开展信息公开工作已经成为一种责任和义务，它的开展也有助于高校通过“自我革命”的方式对高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监督，从而达到整治失范、促进学校发展进步的目的。高校档案馆作为高校可公开历史信息的主要管理机构，参与信息公开是自身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社会知情权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覃兆刿.双元价值观的视野：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25.

[2]覃兆刿，范磊，付正刚，乐庆玲.椭圆现象：关于档案价值的一个发现[J].档案学研究，2009，（5）：3.

[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2.

[4]王保树，邱本.经济法与社会公共性论纲[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3）.

[5]余雅风.重构中国高等教育公共性的法律保障机制[J].中国教育法制评论，2004.

[6]蒋碧昆，鲁志坤.初析公民的了解权利[C].中国宪法学会，1998年年会学术论文.

[7]吴涌植.公民了解权的政治保障[J].当代法学，1988，(2)：8-10.

[8]魏永征.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