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民间投资增速放缓的着力点在哪?

当前投资的增长点主要是服务业，但对服务业的投资增速很难在短期爆发式增长。

2017年1月到2月，我国民间投资略有起色，但由于国有投资积重难返、基建投资呈现饱和态势、服务业投资增速相对较慢、新经济新业态的培育和发展需要时间等原因，投资增速难以再次高速增长。与中国宏观经济L型增速一致，民间投资也将长期处于L型底部。而另一个重要的投资领域――房地产将拖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值得警惕。

我国投资增速或将长期处于L型底部

从投资增长的历史看，已出现长期下滑。自2010年以来，投资增速直线式下滑，虽然曾多次出现过短暂企稳，但最终都未能真正稳住：2010-2011年，投资增速在25%左右走平；2012-2013年，投资增速在20%左右再度走平。从投资的来源看，中央项目投资波动大，地方投资项目趋势基本和总体投资保持一致、同步下滑。从投资对GDP的贡献看，自2008年后开始明显下滑。

从投资增长的趋势看，投资增速或将长期处于L型底部。投资于基建和工业等资本密集性产业，投资增长快。但是，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不可能无休止的几何式扩张，现在已经出现冲高回落态势，很多民间资本找不到优质的投资项目。而工业去产能又令新增产能受限。所以，当前投资的增长点主要是服务业，但是依照经济规律，服务业发展速度慢于工业，服务业对商业模式、人才技能和服务、知识和技术等的要求较高，对资本依赖性低于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其投资增速也很难在短期爆发式增长。

投资增速放缓是国内国际原因共同通用的结果

第一，经济“新常态”总需求疲弱是投资增速放缓的总量原因。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很可能正在运行L型拐点，即未来几年经济增速有可能改变明显下行态势，逐渐转向波动中横向运行。全球经验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回落到4%这一潜在增长率水平上。

第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工业“去产能”是投资增速放缓的结构性原因。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去产能”在2016年取得了良好成绩。可以肯定的是，新增产能项目的审批大量减少了，也就是说产能的死灰复燃也只是利用原有机器设备，并没有新增过多的固定资产投资。国务院曾多次开会和发文明确表示，严禁新增产能的审批。例如，国务院派出调查组，严肃查处河北安丰钢铁公司未批先建、边批边建钢铁项目；江苏新沂小钢厂生产销售“地条钢”等顶风作案问题。2017年1月，国家能源局下发十一省（区）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停建清单，停建项目装机容量总计高达2221万千瓦，约占2016年新增煤电装机总容量的55%。简言之，“去产能”可能带来产能波动，但是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在放缓。

第三，部分地方领导干部作为不积极是投资增速放缓的体制性原因。很多学者反思中国制度的特殊性，认为以绩效考核为基础的领导干部竞争体制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制度基础。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之后，中国对领导干部的晋升标准确立为以经济绩效为主，激励关心仕途的领导干部追求经济绩效。而为了做大一方经济，领导干部则像经营企业那样经营着一个城市或地区，同时为了扶持企业发展，主动招商引资、吸引落户、代表企业向上级要政策，成为改革发展的第一行动集团。但是，本轮改革在提高中央决策层改革意愿的同时却出现了“中间层不作为”的局面。在部委及地方政府层面，很多改革设计没有被很好的消化继而转化为具体举措。部分领导干部在疏导市场机制的落实层面上作为不够积极，未能让市场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第四，金融和房地产抑制是投资增速放缓的金融原因。目前，金融服务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帮助不足。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收益分配格局看，实体经济处于弱势地位，金融业获取高利润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高并存。而且，金融发展过度，已成为对实体经济有显著负外部性的攫取性金融体系。从社会报酬结构看，金融业的资本回报率和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都很高，导致包括资本、人才和企业家才能等创新要素“脱实向虚”。攫取性金融的后果就是“金融诅咒”，极端情况是金融越庞大，实体经济越凋敝。其主要作用机制是虹吸效应，即金融过度发展导致社会报酬结构有利于金融业而非实体经济，从而导致创新要素不断被吸引到金融业，从而使实体经济难以得到其亟需的创新要素，对实体经济产生负向效应。

就房地产业而言，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就有限。自2009年之后，房地产投资急速下滑。尽管如此，房产热的负面作用仍在持续发酵，对实体经济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房地产投资对GDP拉动的边际效应正逐步递减；其二，房地产虹吸了过多的资本和人才，变相挤压了其他行业的生存空间。其三，从更长远的影响来看，房地产或将令产业结构逐渐“脱实向虚”，助推浮躁的社会风气盛行。

第五，逆全球化趋势蔓延是投资增速放缓的国际化原因。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意大利公投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频发，显示国际上民粹、本土、反全球化趋势日渐成形，令中国严峻的进出口形势雪上加霜。同时，美联储加息成为本年度牵动中国资本流动、货耪策、汇率政策以及资本市场波动的重大事件。2016年，我国进出口总值36849.3亿美元，同比下降6.8%。其中出口20974.4亿美元，下降7.7%；进口15874.8亿美元，下降5.5%；贸易顺差5099.6亿美元，下降14.1%；2017年1-2月，得益于进口拉动，进出口数据好转。1-2月，我国进出口总值5635亿美元，同比增长13.3%。其中出口3028.1亿美元，增长4%；进口2606.9亿美元，增长26.4%；贸易顺差421.3亿美元，下降50.4%。

第六，民间投资的积极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自2012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放缓，从2012年的24.8%放缓到2015年的10.1%，而2016年增速仅为3.2%。2017年1-2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2497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6.7%，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3.5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8.9%）。今年前两个月民间投资的陡然上升与年初PPP项目的集中落地应有很大关联。然而，PPP项目落地峰值或从二季度开始逐步退潮，对基建和民间投资的拉动作用也将明显减弱。

民生是解决对策的着力点

第一，深化改革，淡化短期增长目标。在坚定不移地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思维。针对现阶段情况，中国不仅需要缓解短期经济增长带来的矛盾，更需要引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这就要求创新宏观调控方式。需要树立L型增长的理念和魄力，不能急于一时的高增长。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能会给传统产业带来短期阵痛，而新动能的培育需要一定的积累和过渡期。因此，我们不能急切希望通过宏观调控实现V型反弹，要做好长期处于L型增长的心理准备，培养战略定力。面对短期稳增长和长期搞改革的“两难”，一方面要在改革的力度、措施的选择、措施出台时机的把握上，掌握好力度和节奏；另一方面，要创新宏观调控理念和思路，把宏观调控嵌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

第二，保障民间投资的公平待遇。一方面，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降低民企市场准入的制度成本。政策制定机关制定市场准入、产业发展等政策措施，应当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在资源使用权及支付价格、信贷利息、土地租金等方面加强市场化改革，促进国企和民企的公平竞争。另一方面，产业政策由选择性转向普惠性、公平性。应将民间资本有意识的引入到特定产业部门，以实现新产业对旧产业的替代。为了培育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为当地企业提供以普惠性政策为基础的良好制度环境来降低企业的制度易成本，例如降低高速路收费，而不应当通过破坏市场规则，强制企业进行重组和垄断。民间投资活力得以释放，居民收入才可以获得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

第三，政府投资应向企业创新领域倾斜。未来的中国经济需要一个全新的内生增长模式，要发挥市场决定作用，加大改革力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让市场和民营资本发挥更多主动性与创新性，增加供给的活力和质量。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并行不悖。政府投资亟需转变宏观调控思路，财政在经济建设领域可援助但不兜底。与此同时，企业技术创新是培育新动能、挖掘长期增长潜力、提升产品供给质量和结构的主要途径，也应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着力点，这也与“创新驱动发展”、“双创”、“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是一致的。同时，政府在促进创新手段上，既要强调资金扶持更要强化制度建设。从目前一些激发企业创新的政策实施效果看，部分企业为了“寻求扶持”，一味增加创新“数量”代替实质性创新。

第四，把民生作为稳增长和新经济的着力点。当前，幼儿园等教育产业、健康产业、养老产业、农村互联网建设等都是短板，不妨将投资重点放在这些民生项目上，以民生项目拉动经济发展，在改善民生的同时实现稳增长的目标。比如教育方面，如果要实现教育均等化的目标，至少要投入上万亿元才行，尤其是二胎放开和延迟退休后幼儿园、托儿所的需求激增。据不完全估计，仅在教育、健康养老、农村互联网三个民生项目方面，我国的投资缺口就达到数万亿元之巨。如果宏观调控政策能够将更多的资金投向这些民生领域，那么这些投资不但能在短期内稳增长，还能长期调结构和改善民生。具体而言，政府可以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也可以鼓励民间自发投资。

第五，对关键领域，尽快出台消费补贴政策。当前，政府应从消费者角度尽快出台消费补贴、个税改革、降低社保成本等举措，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及购买力。政府先前出台的家电补贴和汽车补贴都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而且国外实践也证明消费补贴具有更好的市场效率。例如，美德日等国为光伏产业提供了大量消费补贴，不仅避免了产能过剩，还提升了产品质量。例如在电脑、互联网、电信等领域提供消费补贴，既可以拉动需求，又可以改善民生。此外，这两年一直热议的个税改革以及降低社保成本等政策，应该尽快出台方案和细则，并尽快落地，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还要关注互联网低端货品和房地产挤压高端消费现象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