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货币之害

钱多钱就贱了。

池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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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塘里的水到底比“理想蓄水状态”多出多少立方米，这是无法精确统计的，但水的温度是否适合鱼苗生长，伸手摸摸就知道。

中国央行“货币超发”正变为一场罗生门式的讨论，央行公布的2月末M2（广义货币）余额已接近100万亿元。M2/GDP比到底合不合理，争论纷扰。但水有多少不是关键，水温适不适合鱼生长才重要。

不妨放下货币“超发多少”这种在数量上的纠缠，转而从价格角度去审视货币对经济的影响。事实上，廉价货币的长时间推行，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微观伤害，比宏大视角更富有痛感。

人为地压低资金价格，除了导致投资缺乏效率、财富分配扭曲等“恶果”之外，其对经济的伤害还可能是基础性的，它会破坏中国民营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原有底层架构和信用体系。 超贷冲动

从金融海啸之后的放贷潮开始，国内关于“货币超发”是隐性掠夺的讨论一直在持续。随着全国“两会”的召开以及新一届领导人对“中国梦”的诠释，“货币超发”作为一种可能伤及普通人“中国梦”的中央银行权力行为，再次成为讨论热点。

“公知派”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堪称全球第一的印钞机，目前的M2余额达人民币99.86万亿，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1/4，是美国的1.5倍，比整个欧元区还多20万亿；“体制派”专家则辩护称，首先，M2数值惊人和货币超发是“两码事”。其次，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问题，货币使用效率低，“超发”是无奈之举。“体制派”还指出，商业银行的“超贷”冲动创造了货币量，央行只是“最后贷款人”。

显然，新一届政府日益关注民生大计的今天，“公知派”经济学家的论述更容易得到普遍认可。但事实上，“体制派”专家的话并非一无是处。央行可以印刷钞票，但不能把钱空投到市场，必须要通过庞大的商业银行体系把货币释放到市场。商业银行是盈利主体，它们有强烈的“超贷”冲动，其存贷业务对货币量的影响的确要比央行“货币超发”更直接。

就在3月，为回笼资金，央行正回购操作频繁，看起来好像是对外界批评的回应。但与此同时，各大商业银行却开足马力，纷纷把3月作为“黄金时段”猛冲贷款量。“慢一拍，大客户就可能被抢走，支行年底绩效一下子就少了几千万。”深圳一家中型银行坪山支行公司业务负责人表现得很忧心。还有一位基层信贷经理透露，2月和3月的报销单据加起来可能有3万多，都是请企业高管吃饭和桑拿的花销。

在中部一些省份，股份制银行还开始大招兼职人员，后者一般是当地干部、国企高管的亲属。如果做成一笔抵押贷款，贷款额的3‰可以作为兼职提成。

长期以来，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一直掩盖了银行的贷款冲动。一位著名的宏观经济分析师告诉记者，中国银行业超过70%的利润都来自利差，存贷业务是生命线。中国银监会自成立以来，八成的力气恐怕都在遏制银行“超贷”。“存贷比要求、资本金管控、平台贷限制，哪个不是限制贷款的？”

如果中央银行独立性欠缺，那么“超发”冲动可能是基于行政命令；但就商业银行而言，其“超贷”冲动则兼具了行政命令和利益驱动的双重因素。

首先，国有银行体系拥有中国金融领域最庞大的官僚系统，从正部级的央行行长到副部级的商行总行行长，再到基层处级或科级的支行行长以及劳务外包的柜台人员，每个人都有“层阶”，上级命令重于一切；其次，银行是上市公司，也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标杆行业，因此“业绩”也必须兼顾。两个因素叠加，商业银行的“超贷”冲动可能远比央行的“超发”冲动来得猛烈。

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繁荣，金融业的利润便是无源之水。但银行管不了这么多，只要“超贷”，便可换来看得见的回报。3月初，银监会的2012年度监管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商业银行全年累计实现净利润1.24万亿，相当于日赚34亿。但问题已经开始暴露，银行业的整体不良贷款余额4929亿元，同比上升647亿元，为连续5个季度上升。

不难发现，中国的银行也大多属于人力密集型产业，利润是通过人海战术来实现的。为中国银行业创造最多价值的人，要么有销售天赋，要么有过硬的“关系”。从中西部的市长夫人到县办企业负责人家属，他们都可以成为贷款者和银行之间的“桥梁”。这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式金融作业方式，一方面让银行对经济体系的渗透力异常强大，同时也打造了廉价货币的灰色流通渠道，并催生了新的食利阶层。 如果中央银行独立性欠缺，那么“超发”冲动可能是基于行政命令；但就商业银行而言，其“超贷”冲动则兼具了行政命令和利益驱动的双重因素。 资金倒爷

在商品价格双轨制和商品短缺的时代，有关系的倒爷“倒腾”茅台和手表，而在资金价格双轨制和廉价货币的时代，倒爷开始“倒腾”资金。

罗湖区嘉宾路及周边一带曾被誉为地下钱庄的乐园，高耸的写字楼中的小隔间和街边小店都可能是换汇的天堂。如今，这一带俨然成了金融中介的“呼叫中心”。贷款销售人员每天不停地拨打陌生人电话，并时常拿出一副和对方很熟络的口吻，好像志在必得。

推销电话背后是高利贷。深圳一家中介机构介绍，如果是没有房产抵押的信用贷款，管理费和利息为两分三，即1万元需要承担每月230元的成本，折算成年化利率为27.6%（2.3%×12）。目前6个月至1年贷款的基准利率不过6%，光是管理费和利率实际已超过4倍的基准利率，属高利贷范畴。如果再加上10%的手续费，成本最后为37.6%。

但如果从银行直接贷出贷款，即便在基准利率上有所上浮，利率也不过8%左右。

倒爷从商品领域到资金领域的“升级”，只是廉价货币时代资金流动的一个截面。倒爷们，可能是顶着担保、小额贷款、信托等名义的机构，也可能是具有影响力的个人。但本质上，它们都是银行资金的分销商，是金融领域的食利阶层。

在要素市场没有完全市场化的地方，距要素越近，致富的几率也就越大。在一线城市，地方政府是土地要素的所有权人，所以它们富得流油；而在银行系统，这些人可能是陕西“房姐”龚爱爱这样的“县级银行家”，也可能是浙江吴英公司这样的有限合伙人。他们处在一条单独的轨道上，获取资金的成本很低，6%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还可以打个折；而在另一条轨道上，民营企业拿到的短期贷款年化利率超过30%。资金倒爷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不断“进货”和“出货”，“进价”和“售价”的差价就是利润。

即便是凯恩斯主义者，大多也会承认长期的廉价货币政策会导致财富分配扭曲。在他们看来，普通劳动者工资会受到契约的限制，必然滞后于要素价格变动，所以价格上涨时，实际工资就减少了；而企业家却会因为工资在内的成本上涨滞后于产品价格上涨而出现利润增加，因此会变得更为富有。

但以上推论的前半部分是对的，而后半部分有失妥帖。在市场化较彻底的地方，廉价资金的确会让实体企业赚更多的利润，但在市场化不彻底并且金融集权强大的地方，变得更为富有的只会是“炒钱”的人。

事实上，除了扭曲财富分配之外，导致投资无效率也是廉价货币政策广受关注的负面效应之一。但是，廉价货币对中国经济的另外一大伤害却容易被忽略。 横向信用

除了IT精英之外，中国多数富人的发家本钱都来自于民间信用体系。可以形象地说，民间信用体系就像一眼眼甘泉，浇灌着宗庆后、刘永好这样一个又一个的富豪神话。因此，企业家回忆创业艰辛时常不忘加上一句，“银行当时看不上我”。

现在，苦咸的海水漫灌进来，大有淹没甘泉之势。

在资金价格“双轨制”的模式下，从正规银行体系中导出的投机资本便是“海水”。因为权力的介入，这些钱迥异于早期的民间借贷资本。首先，寻租有风险，必然要求相应的风险回报，因此权力成了利息的膨胀剂，年化利率超过制造业利润率好几倍是常态；其次，权力的介入还使得很多民间借贷“黑社会化”，金融互质的借贷被异化为野蛮的生死契约，这使得老板上吊的新闻越来越频繁地见诸报端。

民间借贷的变异，无疑是信用体系崩坏的开始。如果把信用系统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体系，那么国家政权和民间主体之间的信用便是纵向信用，比如国有银行和民营企业；民间主体之间的信用则可称之为横向信用。民间信用固然必须有所规范，但它也是一国金融体系顺畅运作不可或缺的部分。尤其在中小金融机构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培育一个健康和规范的民间信用体系尤为重要。

但如今，中国的民间信用体系正被泛滥的廉价货币冲得七零八落，后果是实业式微，投机盛行。企业家最感兴趣的不再是扩大生产和加码研发，而是负债和食利。 但如今，中国的民间信用体系正被泛滥的廉价货币冲得七零八落，后果是实业式微，投机盛行。企业家最感兴趣的不再是扩大生产和加码研发，而是负债和食利。

曾长期在长三角进行企业调研的海通证券副总经理李迅雷不无感触地告诉记者，在经济好的情况下，江浙地区银行的坏账率最低，但如今却是全国最高的。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局面从来都没有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很多企业其实已经不再经营企业，而是把企业当作一个融资渠道，办了企业就可以问银行借钱，借了钱便去炒楼和放高利贷。“一堆钢材，一些企业家可以反复抵押很多次从银行贷款，最后成为了坏账。”李迅雷批评说。

记者在深圳地区调查发现，在很多情况下，企业不再扩大生产，其直接原因看上去是收入不足以覆盖成本，但从根本上来说，这同样是个货币问题。

“这个行业都不想扩大生产了。”深圳超维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芒是业内小有名气的生活电子制造商，其生产的LCD电子钟表远销欧美。从2008年年底开始，LCD面板的价格已经上涨了7次，每次的涨幅在12%至16%之间，现在的价格已经是当时的两倍多。陈芒说，上游厂家有时候一个传真发过来就提价了，没有商量余地。但大家都知道它们的难处，原材料价格上升和人力成本的增加是陈芒的供应商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人力成本的上升可以作为廉价货币危害的观察切入点。记者调查发现，蛇年春节之后，深圳、东莞一带的很多农民工都不再返工，而是留在家乡参与“城镇化”建设。

以大兴土木为先导的“城镇化”无不有赖于银行低利率中长期贷款的支持。廉价货币通过“以旧偿新”的操作方式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城镇化”这部“烧钱机”中。各种重大项目因资金价格较为便宜，也使得农民工的工资水涨船高。在河南和四川等农民工输出大省，建筑业的月薪已经达到了3000元，加剧了沿海制造业的人力成本上升压力。

陈芒坦言，自己并不关心M2存量和企业成本上升之间的具体学术逻辑，但市场上的钱太多了这是业内企业家的共识。

“钱多只是表象，钱贱才是关键。当钱变得很廉价的时候，赚钱便没有了意义。”以上的宏观经济分析师如是总结他对“货币超发”的思考。他说，央行没有必要反思到底有没有“超发”，而是应该考虑应该什么时候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