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政策“吊”在经济增速上

紧缩造成中国经济增速近期下滑，外加国际金融危机，一时间给中国经济抓药方的“大夫”满天飞。一些眼光犀利，视角独特的“大夫”谈论中国经济时候，我们感觉也有问题，其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最有代表性。

他近期指出，中国经济可能进入到一个中等增长的时期，将来的常态年经济增长率不是10%，而是5%~8%，在衰退期间，有可能低于5%。他经过测算发现，改革开放30年来，制造业产生的就业岗位数占全体就业的25%左右，30年间比例几乎没有变化。而过去依靠投资，特别是大多数投在制造业的增长方式，已经很难有效地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并增加居民收入。

未来中国服务业快速发展的空间仍很大。2007年，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而印度是50%、日本是65%、美国是80%以上。

许小年认为，如果再次以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短期会缓解经济下滑，长期则会使过去的发展模式持续，反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引用这些数据再加上配合经济学逻辑，结论倒也是天衣无缝。但西方经济学家徐斌曾打趣说，统计数据如同“香肠”，要是看到制作过程，你绝对不会碰它。

说到服务业人员占就业岗位比例问题，学者周其仁曾说，他到家电商场购物，就发现导购员都是家电厂家外派，那这些导购员是算服务从业人员呢？还是工业就业？随便观察一下，遗漏在统计数据之外的服务从业人员比比皆是：给城管撵得鸡飞狗跳的“黑摩的”司机、桥头拐角烤红薯的农民，乃至街头巷尾卖正版盗版光盘的商贩等等，算不算城市服务从业人员？莫不成只有敲打电脑的小白领，或者端盘子拿固定薪水的服务员才符合“服务就业人员”定义？2004年国家统计局一次调整GDP增幅17%！这等于原先的各年GDP数据“香肠”全都掺了“三聚氰胺”，天晓得以前就业人员统计数据里面有多少“三聚氰胺”。学者官员以此著文演说不足以致命，但要拿来以定国是，只怕我们草民都跟着要得肾结石。

服务从业人员增多，一方面是一些产业准入壁垒的降低，但更多是城市化率提高的结果。因为城市人口越多，分工就越细，相应的工作机会就很多。在村镇或者县城，擦皮鞋养不活一个人，但在大城市天桥擦皮鞋，只要城管不掀摊子，收入能养活一家老小。一些就业岗位也就大城市才会创造出来，比如摩天大楼擦窗子的清洁工人，以及大大小小的地产中介等等。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城市化率一旦突破20%，不久将进入城市化加速期，到60%左右将会放缓，呈“S”曲线。中国目前城市率在1998年开始突破20%，目前在45%左右。考虑到中国户籍制度和公安部门的效率，这个数据“香肠”里面的“三聚氰胺”分量应该很小。如此说来，城市化进程今后还会加速，城市积聚效应带来的服务就业人员自然增多，经济学家对此不必忧心忡忡――只要政府管制不要太过严厉即可。

原先经济高速增长，靠资本和劳动力的简单再投入即可。但劳动力和资本简单再投入是有极限的，到一定程度自然要转型，经济增长必然是技术进步为主要推动力，经济增速放缓迟早的事情。但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具体转折点是何时，这是不可测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差距越大，经济高增长的持续时间就越长。这个差距既包括技术上，也包括制度上的。这个差距我们能感受到，但我们很难量化，因此我们也很难具体推断出转折时间。至于这个经济增速是从10%下降到8%还是什么其他数据，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放开行业准入门槛，让社会资本行业间自由流动，同时将农地权利还给农民，这样才能打破城乡户籍制度，让城市化进程高效推进，达到城乡劳动人口充分就业的目的。

无论政府还是私人投资公共工程，其成功率都是五五之数，但就效率而言，自然私人投资为优。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一旦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政府出面搞基建刺激经济，算是聊胜于无。因此不好随便断言政府积极财政会有多大弊病。但不管学者或者政府官员，都不能简单认为，通过若干规划，经济增速将是多少，更不能断言以此将增加多少就业岗位。官员学者应该更多将精力放在制度变革上，而不是将精力放在不靠谱的经济增长速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