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抗争与发展

摘 要：通过对丁玲作品的文本阅读，以及对她创作思想、经历的综合参照，会发现其女性形象大都经历了从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孤独，到寻觅道路，追求人格自由与解放的抗争的阶段。她试图通过不同女性形象的塑造，反映女性这个弱势群体在所处困境中心理的变化，探索女性生存、价值等问题，从而为中国广大女性找到出路。

关键词：丁玲 困境 抗争

“丁玲是个擅长写女性的因写女性而赢得了声誉的女作家”[1]，从梦珂、莎菲到贞贞、杜晚香，丁玲创作出了众多敢于向传统挑战、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又带着某种感伤色彩的女性形象。她的女性题材小说的创作为世界文学奉献了一系列典型女性形象。

一、女性意识觉醒与初探

在五四思潮激荡下，丁玲不满包办婚姻毅然的离家出走，陷入生活的困境和思想上的孤独与苦闷，正如她所说“我那时候的思想是非常混乱的时期，盲目地曾倾向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怒、挣扎和痛苦”[2]。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不禁使本来就处在思想混乱期的丁玲陷入更深层次的苦闷中，她创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所刻画的女性形象都带有自叙传性质，也是这一时期女性心理的典型代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舍弃了封建家庭，走入社会，获得了苇弟对她的爱，剑如等朋友对她的关心，但这不是她所想要的，众人的不理解使她陷入孤独与苦闷之中。而凌吉士的出现使她又对生活重拾信心，但当她发现凌吉士的真实面目后，她深处困境中几近绝望，这时的她只能想到“悄悄的活下来，悄悄地死去”这样一条抗争的道路。

无论是莎菲，还是梦珂，她们冲出了封建思想的牢笼，开始觉醒。但她们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大胆主动地去追求所爱，而陷入孤独和苦痛的困境中。“莎菲模式”的创作危机与女性意识的灰色境遇，迫使丁玲不得不以更广阔的视角去思索现代女性的出路。

二、女性意识的沉潜与融会时期

30年代初，丁玲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创作视野逐步转向劳苦大众，并且她意识到了“妇女要真正得到解放，得到平等，必须整个制度彻底改变，否则是不行的”[3]。解放的思潮如新鲜的血液输入她的创作，并与女性意识融会在一起，使她的女性形象创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韦护》中丽嘉在与韦护的恋爱中，逐渐失去自我，陷入困境，直到经历了复杂的心理炼狱之后，决定走上革命反抗的道路，在革命中寻求自救的方法。这一时期作品虽然与前期莎菲等形象相比，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但对于女性困境心理的描写，却比前期显得单薄，且陷入了放弃爱情等个人情感，投身革命以求解脱的怪圈。

而后创作的《水》、《法网》等作品，与前期相比，便有了“易个人而为群体”的“脱胎换骨”。然而，随着丁玲逐步的走向大众，她对于女性困境的观察及女性形象的描写，也逐渐淡化了。经过一番深刻的反思，她将创作方向重置于自己熟悉的人物上来，创作了细腻而平实的《母亲》，试图找回丧失的女性意识和艺术感觉。令人惋惜的是这一尝试因她的被捕入狱而被迫中断，不过三年的幽禁生活，让她反思和总结了自己这一时期创作的得失，找到新的创作突破点。

三、女性意识的复苏与深化时期

1936年，丁玲出狱后来到延安，她奔赴前线，这使她与解放区社会现实更广泛的接触，以一名女作家特有的敏感，她捕捉到了解放区的女性的困境。这一时期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积极的探讨女性的反抗与出路，这在当时的革命圣地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这一形象具有悲剧色彩，日寇的蹂躏，邻居甚至是自己家人的唾弃和误解，使她处于苦闷、孤独的困境中。但贞贞始终有着高于环境的理想，为之执着追求，并找到了出路：投身革命，寄希望于党。但是丁玲这种寄希望于党的抗争方式是被动而又太过于理想化的。

比起丁玲前一时期的作品，《在医院中》有了很大的进步意义，她对造成困境的原因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但由于当时的环境影响与作家认知的局限性，文中最后，也没有找到真正的抗争之路。只是以“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融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结尾，指出她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分析了导致她失败的主观原因，单方面的对自我进行反思。

四、女性意识的重现与停滞时期

抗战胜利后，丁玲由于受强大的主流文化的冲击，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出明显的追随主流文化的倾向，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更趋向于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尽管丁玲努力试着去调和女性自我意识与社会主流思想的矛盾，但实践证明她难以缝合两者之间的裂痕。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比起《水》等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创作有很大提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但对于人物所处客观环境有着细致的描摹，更渗透于人物心理层次。她成功塑造了漂亮、善良的女性形象妮，她本可以将更多的笔墨投向这些女性形象，但为了自觉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她只有欲语又停。

1955年起，由于，丁玲一度陷入沉寂，但这并没有停止她对女性形象的困境挖掘和对生活的反抗。《杜晚香》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但对于探求女性形象困境及抗争的描写，并没有独特的意义。别人大权在握，居高临下，而她却处于为自己伸冤辩诬的劣势中，这就不得不使她小心谨慎，甚至带上面具，学点乖巧。30年代开始，她自觉不自觉的走入主流话语社会，对于女性形象的困境及抗争的描写，也进入了尾声。

参考文献：

[1]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

[2]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丁玲文集第五卷[C].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3]丁玲《解答三个问题》，丁玲论创作[C].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