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我与郞平的交往

从14岁开始，她与排球结缘。

间隔14年，她再度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

第一次看郎平打球是1979年9月30日下午。那时候，我还是北大新闻专业二年级学生。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中，有一项是体育表演赛，由北京女排对八一女排，地点在北大第二体育馆。

整场比赛看下来，印象最深的是北京队4号，穿着一身蓝色球衣，梳着两支刷子辫，身材瘦长，跑动轻快，扣球动作舒展有力。双方打得挺认真，在北京队上场球员中，她非常抢眼。那时候不知道，这个姑娘已经是国家队的主攻，拿过亚运会银牌，更不知道她的名字叫郎平。

在1978年曼谷亚运会上，刚刚18岁的郎平被主教练袁伟民当做主力推出。那是因为此前中国女排在苏联举行的世界锦标赛上只取得第六名，强攻不强的弱点让教练组下决心将郎平从北京队征召进来，并在亚运会关键场次中大胆起用。比赛中，中国队轻松击败韩国（当时还称南朝鲜）队，但输给了日本队，获得银牌。郎平本人的表现时起时伏，高点强攻的特点尚未充分发挥，与二传等队友的配合也还远不到默契的程度，毕竟那时她进入国家队才几个月。

曼谷亚运会与日本队争夺冠军的比赛据说有电视转播，但我们还在读大一，因为课程安排顾不上看转播，加之当时女排从未在世界大赛上获得令人震惊的佳绩，不足以引起广泛关注，甚至不及人们对男排的关注。那时的郎平已经在悄然之中从北京女排走到了中国女排主攻的位置上，但无论在国家队还是地方队，她还只是一名重点培养对象而已。

1979年，就在前文所述到北大打表演赛之前，北京队刚刚打完第四届全运会，获得第六名。后来从一份资料中看到，郎平在所有球员扣球成功比值表上，以41.2%位列第三，并以413次排在扣球总数第一。当时，全国女排运动员扣球时手可以超出网沿70厘米的只有两人，其中一位就是郎平。一些排球专家对全运会比赛的技术调研表明，郎平同时还是高大队员攻防技术全面的典型。调研报告中有这样一段：“北京的郎平从少年时期开始系统训练，打下身体素质的基础，腿部力量强，反应快，弹跳轻松，柔韧性、灵活性都不错。在后排防守时，身体重心低，出动快，低球下腰快，远球也能较自如地运用摔救动作。整个比赛，郎平的防守163次，防起90次，成功率为55.2%。”

1980年夏，中国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对中国女排来说，备战奥运会时的训练重点之一正是主攻位置上的郎平，抵制奥运会使得进一步考验郎平的计划不得不推迟。为此，中国女排在湖南郴州等地的艰苦训练成了提高队伍意志和实力的磨砺。今天，人们在怀念老女排精神的时候，常常提起竹棚中的反复摔打。对郎平来说，锻造成一把拎得起来、砸得下去的“铁榔头”，正在彼时。

1981年夏天，中国女排赴罗马尼亚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对手未派出国家队全部主力的情况下，拿到了冠军。那时候，在北大校园里诞生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中国男排成了我们这些学子的榜样和楷模，排球情结由此而生，比女排火得多，没有人注意到那个曾经在学校里打过一场表演赛的郎平已经是中国女排的主力队员，她的强攻也已成为中国女排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

1981年深秋，中国女排在世界杯赛上实现突破，获得了中国三大球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同年年底，我从北大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对女排和郎平的观察也从观众转变为记者。

作为中国女排核心球员，郎平接连参加了1981年世界杯赛、1982年世界锦标赛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荣膺三连冠，她还获得了世界杯赛优秀运动员奖杯。那一段岁月是她运动员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刻。1985年世界杯赛，队伍已经从主教练到基本阵容完成了大换班，郎平的球衣上多了一道队长的标志，成了队中资格最老的队员和主心骨。场上每每遇到“情况”，她会主动用眼神和短语跟年轻队友沟通。这样的队伍有着超强的战斗力，毫无悬念地拿下四连冠。多年来身体状况已经透支的郎平选择了退役，虽然只有25岁。

在这个过程中，我几次采访女排比赛。作为四国邀请赛的前身，中国女排几次到香港参加世界超级女排赛。在那里，我亲睹郎平和女排受到香港民众的欢迎和追捧，红磡体育馆里座无虚席。日本队中号称世界第一二传手的中田久美日渐走红，人长得漂亮，球也打得很好，但在香港观众和中国女排面前，只能是配角。美国女排更不愿当“灯泡”，海曼、克罗克特等人都被留在替补席上。袁伟民让患病初愈的郎平象征性地短暂出场，只打了几个球，以满足香港球迷一睹为快的要求。

1990年，北京成为世界女排锦标赛东道主。中国女排有了在家门口出战的机会，但队伍在五连冠后，1988年折戟于汉城奥运会。没有人意识到中国女排将堕入一个漫长的低潮期，已到美国读书的郎平被征召归队。尽管她在1986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已经成为中国队助理教练，但人们还是希冀有郎平在场上的中国女排能够迅速复苏。结果，中国队输给苏联队，获得亚军，这也是郎平最后一次代表中国女排参加世界大赛。

了解一名教练员，不一定非要看当运动员时的履历和成绩，一名成功的教练员也不一定非得具备优秀运动员的经历，这在很多项目上都可以找到案例。但是，郎平有4次踏上世界排坛领奖台最高一级的纪录，有多次大赛获得单项技术奖的荣誉，将那么多的汗水泼洒在训练和比赛之中，从中收获了那么多宝贵的心得。在排球运动中，她拥有极为丰富的专业“资本”。这是她日后成为优秀教练员的坚实基础。

今天，很多人没有赶上亲眼目睹郎平打球的风姿，只是凭着一种读出来的感觉和媒体的炒作，认定郎平是中国女排主帅的最佳人选。其实，郎平在当运动员的时候，就有过退役又复出的经历，当中国女排主教练又是两度出山。以我的感觉，她从14岁开始积淀排球情结，喜欢了就放不下。无论打球还是执教，中国女排每落低谷，有人就要呼唤“铁榔头”，她成了中国排球的符号。如果说最初的召唤是为了女排重铸辉煌，再上峰巅，那么在郎平再一次握起女排教鞭时，中国队的世界排名和大赛成绩比上一次要好得多。奥运会第五名，二流队伍前列，似乎说过得去。同一时期许多项目下滑比女排严重得多，在中国的三大球当中，女排依然是伦敦奥运会上名次最高的队伍。但是，呼唤郎平出山的声音却比上一次更强烈。

人们期待郎平，不是20多年前从成功的运动员走向成功的教练，而是要她从上一次执教的成功走向新的成功。

郎平打球的时代，新闻和信息传播不发达，同时，体操、跳水等一批中国体育优势项目屡有在世界大赛创造佳绩的捷报，连足球都让人充满期待。她所面对的只是一支世界冠军球队理所当然会受到的关注。1995年初次成为中国女排主教练，她头一回领略到闪光灯下的生活和工作是什么感觉。人的性格是不容易改变的，何况世界新闻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比排球运动的变化快得多。郎平很在意学习，又愿意保持自己待人处事的一向原则，虽然不容易，但这是必须的。

1995年，郎平接手中国女排后，我去采访女排备战当年世界杯赛的情况。她的两位助手是后来相继成为中国女排主教练的和与王宝泉。约我到饭桌前边吃边聊的是领队姜伯因，从辽宁调过来的，人很随和，又很直率，毫无保留地介绍了女排的困难，希望得到媒体的理解和支持。只在一顿饭的过程中，我就感到女排有这样一位责任心很强的领队，郎平有这样一位合作者，实为幸事。可惜，这位默默为女排复苏做出奉献的体育管理人才后来英年早逝。

在女排宿舍，郎平笑着说：“我看过你的很多报道，别老写football（足球），关心关心女排呀！”

说实话，当时正是足球改革热潮，那是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不容记者不关注。而且，排球项目的改革提不到日程，人们只是盯着国家队，特别是女排。我无意辩解，只表示祝愿她执教顺利，希望女排成功。

那次世界杯赛，中国队取得第三名和奥运会参赛资格。在神户赛场休息室里，郎平平静地谈起带队以来的感受。她这个人，在严格要求方面很像袁伟民，看到队员哪里做得还不够，不但明确指出，还会亲自示范，这比厉声批评更有效。郎平说：“我都快40岁的人了，她们蹲杠铃还蹲不过我，那我就蹲一个给她们看看，日后训练她们就不会再懈怠了。还有，扣调整球的动作不对，我说，你们看我怎么打。现在的队员，缺的东西太多啦！”

1996年夏天，郎平带队备战亚特兰大奥运会。当年五连冠的辉煌被制成五面旗帜，挂在女排训练馆里，郎平用以激励队员，也激励自己。在亚特兰大，她因血液中缺氧突然晕倒。郎平的健康备受关注，但也只是在代表团内一个很小的范围，放到今天，早就成为微博热议的话题了。与古巴队的决赛，中国代表团团长袁伟民来到赛场，独自坐在贵宾席上，离得很远，不想打搅场内球员和教练的注意力。他关注打进决赛的中国女排，也关注自己的学生郎平。他带过的队员，只有郎平当了教练。

比赛以中国队毫无胜机而告结束。场内正在布置颁奖台，媒体记者堵着球员谈感言，郎平来到休息区，接了一杯水，坐下来彻底放松。面对刚完成比赛的人，我本想说点比赛之外的话。不过，郎平并不避讳，也没有那么多讲究。她主动说起两名主攻孙玥和李艳，“你看我们这俩主攻，都算不上世界一流。你再看何琦，也不够世界最好的二传手吧？那我们靠什么去争冠军？”

1995年世界杯第三，1996年奥运会第二，1998年世锦赛第二，在此期间的两届亚锦赛和一届亚运会均获冠军，一个完整的4年周期，郎平做了国人希望她做的全部。曼谷亚运会是她那次执教的最后一役，在曼谷北郊孟通他尼体育中心，袁伟民给出了自己的评价：“中国女排近两年大赛成绩不错，大体上处于世界第二到第五名之间，这不等于实力上有多少优势，在体能、技术和战术上都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的记者喜欢让我把现在的中国女排和我执教时的队伍作个比较。其实，排球运动在发展，新的东西总会不断出现。”对郎平的执教，这些话既是结论，也是提醒。

1999年4月29日，在浙江余杭体育馆，郎平以一只排球为标志，将中国女排主教练的责任转交给胡进，当着众人的面，郎平洒下热泪。回看她当时谈话的内容，竟跟14年后参加中国女排主教练竞聘时的陈述所差无几。郎平说：“中国排球已经不像我当球员在漳州集训时那样热火朝天，国家队选材的余地也小。有些队员练了8到10年，进了国家队，还得纠正动作中的习惯性错误，技术要领答不上来，卧推练习还不如教练，比赛总结挺大的字写不满一页。解决这些问题，完全取决于要求是否严格。”

关于再度执教中国女排，已经被持续炒作。我参加了竞聘教练员的陈述会。本来，按照排管中心4月3日发出的通知，我和郎平都在评议组名单之中，将一起履行考官职责。会议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人还是座位相邻，郎平却变了身份，成了考生。她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纠结，媒体关注的焦点先是她与和之间是否会出现对决，继而在获知和不参加竞聘后转为国家队与恒大主帅一肩挑是否可行。

竞聘陈述中，郎平不提自己执教的可能性，始终围绕中国女排未来队伍建设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这与其他三位竞聘者不谋而合。会后，我们在饭桌前一起聊天。我说：“你的陈述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你没有展开讲的那一小段，就是中国女排要带头，大力在青少年当中普及排球运动，因为你没有在这个话题中强调普及对未来国家队选材的直接作用。不然，总把普及是提高的基础当做推广排球的主要目的，不可能吸引大批孩子打排球，那就无法真正达到普及的意义。我非常赞同你所说快乐排球的观念。”

郎平听了，点点头说：“在美国，到处是打排球的孩子，随便找个地方，就能拉开网子打排球，不一定有什么水平，但是玩得很开心。”

“没错，我几次去美国采访，亲眼实见。如果我们还是照老路子走下去，恐怕将来连真正爱排球懂排球的球迷都没有了。”我说。“我们小时候可是什么都玩儿啊！”郎平有同感。看来，她在外面时间久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教育现状有所不解和困惑。“女排精神不能只是用在专业队身上，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的传承。”郎平说得实实在在。

力推郎平的人们有的只想着眼前，而郎平想的是中国排球发展的长远之计，那才是所谓“拯救中国排球”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