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电视谈话类节目的传播特性

从1995年上海东方电视台创办的中国内地最早的谈话类节目《东方直播室》算起，我国谈话类节目已经走过了12个年头，其间谈话节目不断涌现，《实话实说》等节目更是久盛不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节目形态以其鲜明的人际传播特性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平等交流的心理需求，把大众从“宣言时代”带入了“对话时代”。这种节目形态的功能实际上是一种人际交流和人际传播，只有根据这两种模式的传播特点才能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

一、电视谈话类节目的传播特性及其特殊性

对于谈话类节目本质特性究竟是“大众传播”还是“人际传播”，研究者评论不一。有人认为，电视谈话节目“有其特定的概念与内涵，它是指通过一种人与人之间自然亲切的交谈方式来实现大众传播的特定功能的节目形态”，①“节目的本质是大众传播”。②但笔者认为，在电视谈话类节目中，“谈话”是节目的核心，人际传播才是节目的本质特性，从“电视节目”到“电视谈话类节目”，表现的载体和手段没有变，仍然是作为大众传播工具的电视，它是“人际口头语言传播通过电视技术的放大”，③而电视谈话类节目主要是以其人际传播的特殊性来面对大众，它能在最大程度上优化大众传播的反馈资源，整合出最佳的传播效果，是大众传播学“枪弹论”的真正终结者，也是场内场外“双层反馈”的节目形态。

电视谈话类节目中的“人际传播”并非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传播”，而是受电视大众传播特性制约下的人际传播，它不仅是“谈话”，同时又是要向广大受众播出的“节目”，这样节目的组成系统“人员系统”、“文本系统”、“环境系统”相对应下的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话题的选择、谈话的情景气氛以及空间位置势必会存在“场外意识”。

首先，大众传播的特性决定了节目中人际传播的策划性。《讲述》主持人王婷曾说：“在诸多的电视节目形态中，谈话节目的‘不可控’因素或许是最多的。”④目前，我国谈话类节目基本上都是采用“准直播式”的录制方式，这同样要求节目在播出形态上要展现一个一气呵成的“纪实现场”，所以前期的策划很重要。《实话实说》之所以能一炮打响并创造了一个收视神话，和它背后一支强大的策划团队是分不开的。在这个战功显赫的班底里，成员来自方方面面，有学者、作家，也有记者、编导、制片人。在传播形式既定的基础上，策划主要是在其组成系统以及整个谈话过程中信息的流量、流向和谈话的“起承转合”结构的安排上。

其次，大众传播的特定决定了节目人际传播的导向功能。无论是社会性谈话节目、娱乐性谈话节目抑或是情感性谈话节目等，谈话在引导、教化或是引发大众思考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对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谈话类节目传播特性偏颇下人为的“位移”现象

目前我国很多谈话类节目在运作的过程中过多强调大众传播这种表现手段的特性，过于看重节目的政治导向功能或是片面的突出“趋同思维”，追求“合家欢”的结果，势必会削弱节目本质特性―――人际传播的自由表达性，从而违背谈话节目本身特有的传播规律，产生一些让节目失去新鲜感的“位移”现象。

1.“人员系统”被人为“位移”

“人员系统”中的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是构成节目的主体要素，只有当这三者在谈话现场的人际传播中，以一种遵循话语本身的脉络和节奏的姿态进行彼此的交融和碰撞时，节目才能真正实现由人际传播向大众传播的嬗变。但据笔者对谈话类节目近两年的关注来看，很多节目中的主体把客观事件呈现给观众的过程中，无不体现着严密的“现场”包办和“事无巨细”的周到设计，谈话主体的“伪谈话”现象就是其表现之一。

电视谈话类节目存在着很强的电视纪实状态下的话语风险，所以对节目主持人的现场操控要进行周密的设计。这样主持人的思维就很容易被限定在前期文本提纲的“框架”中，按照原先策划好的谈话脉络，控制现场嘉宾和观众的谈话节拍和情绪节奏，上演预期设计的“悬念”和“冲突”。这种“控制器”式的权威性和具有所谓结论在胸的优先权，很难捕捉到谈话现场精彩话语的“真实”呈现，也明显地忽略了人际传播的平等交流，于是节目主持人的角色被故意“位移”了。

笔者认为，嘉宾被人为“位移”有两种，一是在进入演播室前就已经被“位移”了，例如，《讲述》的节目主持人王婷在谈到提前和被采访对象―――著名作家刘震云敲定采访内容时，她和编导把拟好的思路和采访提纲对刘震云大致说了一遍后，对方却“摇了摇头”，“这样谈话不好！上次录小崔的节目，人家就让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没有任何提纲嘛！”。⑤从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人际传播的主角在传播前就可能被“既定结果”的传播“框架”“位移”了；二是嘉宾在面对镜头时就已经有了被电视节目的大众传播特性所“位移”的趋势。

出于对节目的需要，达到策划的某些特定意图，现场观众中就出现了“预埋观众”或“钉子观众”，虽然这样的设计会使节目的内容更丰富，但如果这些观众让人感觉到有表演或是做作的痕迹，或是节目精心设计的痕迹，人际传播“真实”的魅力就消失了，于是，现场观众被人为“位移”了。

2.“文本系统”被人为“位移”

“文本系统”这里指节目传播的内容。《讲述》栏目的“实验片”也是“成败片”是有关“大禹号”海滩一段凄美感人的故事，主持人王婷说：“明明凤是当事人，可她的反应却像是在说别人的事，完全没有当事人的情感”。⑥。王婷提到的这种现象存在于很多电视谈话类节目中。客观事实本来的“真实”，让人体会不到它的“真实感”，文本被人为地“位移”了。

3.“环境系统”被人为“位移”

从谈话类节目所展现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节目主持人的头脑中都固守着一个惯有的节目流程。例如，嘉宾讲述一段后，中间穿插部分观众的提问，为了能让谈话“好看”，除了场上场下的“问答互动”外，主持人会对观众中一些“冲突性”、“尖锐性”的问题加以引导，让节目“出彩”，最后又回到预定的结果。这种“谈话流程”，很易忽略或很难有机会感知到谈话过程“不加修饰”的真实，更不会捕捉到谈话现场精彩内容的“真实”呈现，这样环境系统中人际传播时的一些“意外”或“真实”被人为的“位移”了。

4.“成品系统”被人为“位移”

录制的节目形式决定了电视谈话节目在录制结束后，还要经过后期剪辑这样一个制作环节。但在后期剪辑的过程中的“大动”和“小改”往往涉及人际传播中“真实感”的问题。正如胡智峰和顾亚奇在谈到“真”与“假”的关系时所说的一样：“真的内容做出假的效果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可是恰恰是这种情形大量地存在于我们的电视内容中。许多真实、真切、真诚的内容，被我们的内容生产者、制作者处理加工后却电视播出时给人产生虚假、做作、矫情的效果”，⑦而此现象违背了观众对于“好看真实”的期待和追求，这种媒体追求与受众期待的不对接正是我国谈话类节目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三、电视谈话类节目传播特性得以体现的保障

笔者认为，“真实感”是谈话类节目的灵魂，它是大众传播特性制约下人际传播“真实”的再现。

1.主持人在人际传播中“平等谈话”的角色定位

主持人的语言要有亲和力，使节目风格尽可能地保持平常生活的原有状态，这样不仅有利于嘉宾消除镜头前的紧张感，消除其戒备心理，也利于寻找到最合适的对话方式和内容，以便于与嘉宾日常的谈话方式接轨，在双方思想的共振下，为话题的进一步深入推波助澜，在这种状态下的谈话是“真实感”关键的保障。当然，这种近乎原生态的谈话，前提应该是节目前期主持人与嘉宾尽量少的接触和沟通。

崔永元在主持《实话实说》节目时，开场前往往会来到舞台中央讲些笑话，博得大家开口一笑，对嘉宾和观众的紧张情绪起到了缓冲作用。通俗、平易、即兴、口语化的语言表达方式可以拉近主持人和嘉宾的距离，引导其尽快进入角色。⑧

2.人际传播过程中“即兴因素”

在谈话类节目中，即兴因素是最吸引人，但又是最难控制的。在即兴的谈话中，人的真实个性、真实的内心世界才会自然流露，这种真实的魅力才是最吸引观众的。在谈话现场中出现的即兴因素有大有小，其影响也有轻有重。大的有各种非人为因素造成的突发事件、意外状况等。⑨例如《国际双行线》录制的《谭盾来了》这期节目时，嘉宾谭盾因忍受不了卞祖善的滔滔不绝的批评，愤而离席。但就是这期节目也体现了主持人在面对这种大“即兴因素”时的镇定，使节目化被动为主动，使突发事件成为节目的亮点，尤其是在节目最后对那位发言观众的一声“谢谢”，让我们感受到了人际传播中的那份真实。笔者认为，小的即兴因素包括传播主体的即兴幽默以及偏离既定“谈话场”的“小插曲”，都会让观众感到节目过程的“真实感”的回归。

3.后期剪辑中要以人际传播的“真实感”为宗旨

纯粹“真实”的再现是不可能的，但经过后期剪辑的谈话只有给观众以“真实感”，即“真实的谈话情形就是如此”的一种感觉，才能提高节目的可视性。

谈话类节目如果要持续发展，必须要具有百姓意识，重视人际传播的本质特性在大众传播中的真正体现，使节目能够真正进入百姓的内心世界，满足观众的需求，并尽力提升观众的需求水平。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影视学院）

注释：

①杨浩、陈振：《主持人节目驾驭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②禹雄华、于红岩：《此“谈话”非彼“谈话”―――试论电视谈话节目中人际传播的特殊性》，《新闻界》2006年第2期

③朱光烈：《电视谈话节目的文化意义和电视节目的经营的观念引导》，《现代传播》1998年第5期

④⑤⑥王婷：《电视谈话节目创作散论》第24、17、5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⑦胡智峰、顾亚奇：《中国电视内容生产的潮流与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1期

⑧胡伟、吴倩：《谈话节目主持人牵引力的把握》，《青年记者》2006年第14期

⑨苗、王怡林：《脱口成“秀”―――电视谈话节目的理念与技巧》第24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