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洋芋做“窑工”

自打“跳出农门”后，新的朋友场中，遇上饭局，我留心观察：大家点菜，提到洋芋则以“土豆”呼之。

生活好了起来，闲吃海喝的场面多了，我住的小县城晚上也闹腾起烧烤。土豆竟也在烧烤摊子上占得一席之地：拳头大的一个土豆洗去泥后，削去皮，一分为八块，五块串一竹签；吃时，让这土豆串在油锅里炸熟，撒些洋味儿十足的胡椒粉即可。

在吃要吃得悠闲吃得潇洒的红男绿女眼中，这土豆可与羊肉串争半壁河山。

这时，大棚种植已在县城普及，菜农们似乎什么时候高兴就能叫各种菜蔬什么时候出现；洋芋也不例外。

只不过，它一“洋气”，改头换面就以“土豆”的名儿与无所事事的吃喝混在了一起。

在这种场合颇感寂寞的我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土豆叫“洋芋”时的那段岁月，想起我为它做“窑工”的情景。

那时，包产到户不久，滇西的永平农作物多种两季，春末夏初收的是蚕豆、小麦，洋芋这样的“杂粮”，是名为“小季”；而秋天收的是谷、稻等“主粮”，是名为“大季”。小季时，村人多有种洋芋的。

那一片一片的紫红土壤上，深绿而粗糙的掌形洋芋叶纷披挺立。阳历4月左右，枝叶间出现朵朵粉白的小花，花落处结一些小果，待这样的果子长到成人拇指大小时，已是5月左右，到墒里随便拔起一棵植株，就会拖泥带水地弄出一嘟噜一嘟噜的洋芋。

这些农情，我和小伙伴们都懂。于是，我们到了田里，烧洋芋窑子。

那时，孩子们嘴馋到田地里找谁家的作物解解馋是不算偷的（当然，吃不了乱丢，那是糟蹋，自然不包括在内）。嘴也馋的我最爱邀大家烧窑子。

我们往往把人分三组：一组去扒洋芋，一组去田边地角捡柴火，一组去搜集土块。三组人马在选好的窑址会齐时，我出彩的时候就到了。

我将较规则而且厚重粗大的土块围一圈作为窑基，窑基留一个缺口，缺口处放两块平整些的石头，石头上置一些中指粗细的棍子，做窑子的门楣。这之后，就大小搭配地使用手边的土块，分层逐圈地码上去，如鬼子的炮楼，但这窑子最后是要封顶的。封顶的工作最见功夫：手笨心粗的人屡封屡垮；经我手的土块相互咬合，一下就闭住了顶部。

窑子砌好后的工作是烧窑。这事还是我做得好，张老大或李老幺去做的话，心急而贪功，柴草凑得过多，火往往易熄；手里吝啬呢，柴草凑得过少，就往往因为不经烧而浪费。我呢，就没了这些毛病。

掌握火候又是烧窑子的关键。好多生手常常在窑内柴草没烧完、窑内壁没烧红的时候就慌着做下一道工序，结果是：洋芋不熟。

我呢，避免了他们的错误：在整座土窑通红，热气逼人的时候，才投进适量的洋芋。

投够洋芋后，我指挥大家用棍棒将土窑弄倒塌，再盖上一些没烧过的土块，敲击，使洋芋被盖得厚实，最后被热量焐熟。

焐熟后的洋芋，轻轻一吹，黑灰即去，露出金黄的皮，这种带皮洋芋没入嘴，香味早已充斥五脏六腑。

这香味搁在记忆里，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它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农家乐”。

毕竟，我曾为洋芋做过“烧窑工”，那时，它还没被我们喊做“土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