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云轩,复刻百年图史

“年轻的人想着30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球，陈旧而迷糊。”

这是张爱玲小说名篇《金锁记》开头的一段描写。细腻的文字不仅流淌出淡淡的海派情结与风雅韵味，更让人记住了“朵云轩”这个名字。“朵云”是书信的雅称，自光绪26年创立算起，以制作信笺、画笺闻名于世的朵云轩，其木版水印技艺，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一门绝技 再现国画神韵

在上海的延安路上，书画出版社后院有一座不起眼的小楼，墙壁的一块木头牌子上镂了一行沉水般的阴文隶字：木版水印。旁边则是亮锃锃的“工人先锋号”铭牌。工作室里数十人或坐或立，日复一日地从事着这项古老的技艺。

100多年前，“朵云轩”的笺扇商号在上海河南路开张。当时，江浙一带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许多文人逃难至上海，因为频繁与亲友通信往来，信笺需求量加大。一位叫孙吉甫的文化生意人应势创办了“朵云轩”。“朵云”二字，源出《新唐书・韦陟传》：韦陟常以五彩笺纸书信，落款字仿若五朵云。后人将“朵云”引为对书信的雅称。不出几年，“朵云轩”手工印制的信笺和扇面声名鹊起，深受上海文人雅士的喜爱。

木版水印源于雕版印刷术，可以追溯到隋唐时代，宋元时多用于书籍插图印刷，明末时期创造出“版”“拱花”等复杂工艺。“”为堆叠之意，“版”术即彩色套版套印技艺，按画稿上的不同色彩雕制成不同模版，再给各块版上色依次进行套印或叠印。利用“版”术复制水墨画可以达到乱真的境界，木版水印作品也收获了“次真迹一等”的高评价。这项技艺不仅保存了传世名作，也让普通人可以欣赏和收藏国画大师的杰作。

木版水印的基本工具仍由技师亲自制作，并通过口传心授，代代相传。譬如水印所用的棕刷、棕耙，雕版所用的拳刀、圆刀等皆是如此。但作为一门技艺，木版水印又从诞生之始就有着顺应时俗的韧性。

“画须大雅，又入时眸”，朵云轩在复制画作时，都会选择艺术造诣突出，又符合当代人审美的作品。2008年6月14日，上海朵云轩木版水印技术继北京荣宝斋木版水印后，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至此，传统木版水印制作工艺的保护传承项目终于变得完整起来。

珍贵技艺 望珍视之

不想这门古老的技艺，“掌门人”竟是年轻的70后郑名川。当年就读中国美院国画系时，郑名川被称为“难得之材”，很有希望成长为一位国画家。然而在他毕业前，朵云轩木版水印手艺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郑名川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这项寂寞的职业。

郑名川介绍说，木版水印有四步工艺，根据原作笔触设色用毛笔依样分版“勾描”，用刀具刀法进行“刻版”，在宣纸或画绢上“水印”，最后“装裱”。这是手口相传的技术活，有其独门秘笈，经验无比重要，背后是木版水印技师们经年累月磨砺出的手艺和耐心。正如傅雷在1960年写给傅聪的家书中说：“木刻水印在一切复制技术中最接近原作，工本浩大，望珍视之。”

林玉晴是现在水印室资历最长的师傅，也是“朵云轩木版水印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做水印已经40多个年头，2008年退休后被返聘回来带徒弟。在印制张大千的写意画《泼彩山水》时，她采用高丽纸，分60多块版，每一块版要重复印好几次，完成需要大半年的时间。“这种厚重的色彩，画家是用一小碗的颜料直接倒在画纸上的。我们没法这样做，所以要一层一层反复地印，做出层次感，很费时。”她一边介绍，手上的动作却没有放慢。每印完一块版，还要用蘸水的毛笔将木版的轮廓留下的印口跟画面衔接起来。因为画幅大，需要从早到晚站着工作，但经过了40多年的水印生涯，她已经习以为常，并不感到十分吃力。

水印的技巧说起来似乎并不复杂，用棕刷、毛笔把水墨和颜色掸刷在刻好的木版上，将画纸覆盖其上，以棕耙砑印，如此往复成千上百次，最终叠印出酷似原画的作品。但实际上，看似简单的几个步骤中玄机密布：每一次套版时手工固定的位置都要非常精准，每一次拉开纸张时的力度和方向都要做到完全一致，任何的失误都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掸色、砑印的手法、色彩的运用、水分的控制处处都是学问。因此，即使是刻得上佳的木版，不同的水印师傅印出来效果都不一样，这并不仅仅是熟练与否的差别。

“因为喜欢，也就做了一辈子。”林玉晴轻描淡写地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工作，就像吃饭睡觉一样稀疏平常。

传统依然要走向市场

2006年秋季的一次拍卖会上，一幅署名“白石老人”的《荷花蜻蜓》图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从笔墨、线条、色彩上来看，这张用笔老辣、墨韵S富的作品堪称齐白石晚年佳作。于是，鉴定师毫不犹豫地将此画估价18～22万元 ，并赫然印上了拍卖图录。然而，短短几分钟后，一个电话竟让拍卖行大跌眼镜。原来，这张极为精彩的《荷花蜻蜓》，竟然是上世纪50年代朵云轩用木版水印技法复制而成，其制作成本仅800元！

正是这样“次真迹一等”的高超技艺，成就了朵云轩木刻水印技术的名声。然而在今天，木版水印的实用已经基本消褪，只有它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始终凸显着。

面对着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木版水印已经不再成为复制、保存、研究古画真迹的唯一方法。日本东京“二玄社”的精美复制技术更令美术界叹为观止，甚至连著名的美术史论家、画家谢稚柳、陈佩秋夫妇为了研究董源真迹，不惜高价从“二玄社”买来与原作最相仿的复制品加以研究。对此，著名学者、画家卢辅圣却认为：“木版水印运用原作材料进行复制印刷，几乎做到原汁原味，以假乱真，更不会出现现代印刷的网点，绝对是现代印刷术无法做到和替代的。”

以朵云轩木版水印作品《明・胡正言十竹斋书画谱》为例，1989年，当这套佳作送往“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会”展出时，组委会为此特设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高奖项――国家大奖，以肯定其杰出的艺术成就。

近年来，类似于木版水印被误认为真迹拍卖的例子不在少数，这一方面表明了技艺之精湛，但另一方面，也使朵云轩陷入了无奈与尴尬。“复制品”这顶“帽子”决定了水印版画的价格只能定在中国传统绘画作品原作之下，这也就是为什么水印版画始终打不开市场局面的原因之一。此外，高昂的人工费与偏低的市场价格始终很难协调，加之印刷周期漫长，注定木刻水印作品不能大量投放市场。

根据数据显示，若以一个人计算，制作一幅《杂花图卷》，需勾、刻257块版，勾描者至少要勾勒520张刻稿，总共需花一年半左右时间；而刻版者刻这些版子，也需将近一年时间；印刷者以印一卷长卷计，需用13张宣纸组成，257块版子，上、下版子和套版对位770余次，叠色套印、翻动纸张至少达3 340次。加起来一个人勾 、刻、印，至少要花费8年半时间。而成品的市场价格约在120 000元左右，无论如何也不够人工成本费用。成本和周期制约了市场规模，使得其经济效益每况愈下。此外，从业队伍青黄不接，传统技艺如何保护、传承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2008年非遗申请成功的时候，电视台曾为朵云轩木版水印拍摄了一部纪录片，郑名川始终记得里面的一句旁白：“木版水印看价格就像一群大厨辛辛苦苦做了一桌菜，最后卖了个盒饭价。”尽管如此，但郑名川并不灰心，毕竟在“工匠精神”越来越被强调与重视的今天，手工制造有着机器生产无法替代的价值与精神存在。正如翁同后人、著名收藏家翁万戈所说，现代印刷品印得再好也是印刷品，但木版水印的作品还是美术品。

木版水印的最大优点是水墨、色彩可以渗透到纸背，这是油墨浮于表面的机器印刷无法做到的，传统材料的采用使得木版水印作品能够保存的时间更久远。更重要的是，其中所包含的人的情感和温度，让水墨画难以捕捉的神韵得以灵动再现。

文化多元，科技发达，但越是传统的技艺，越显得珍贵而重要。木版水印在当下无法市场化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参考西方艺术家原创版画的办法，使木刻水印技术成为一种创作手段，而不仅仅是复制品的制作。展览、现场表演、网络传播等，也不失为一个宣传和展示的渠道。传承需要保护，更需要创新和发展，这样才能让这门具有百年历史的传统技艺，走得更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