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家宠物医院追讨50万医疗费

昔日共同参与救狗的伙伴，为何分崩离析，并最终对簿公堂？这项多方参与但规则尚未清晰建立的行动，是冲突的根源。NGO的内部治理问题也被摆上台面。

从递交诉状开始，到一审判决胜诉，北京宠福鑫动物医院等10家收治拦截狗的宠物医院整整花了一年时间。一年前的6月25日，这10家宠物医院将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和腾讯公司告上法庭。庭下多次调解无效后，5月28日，双方在公堂上短兵相接。

昔日共同参与救狗的伙伴，为何分崩离析，并最终对簿公堂？这项多方参与但规则尚未清晰建立的行动，是冲突的根源。NGO的内部治理问题也被摆上台面。

2011年4月15日，京哈高速上的500多条狗牵动着在京的数百名动物爱好者的心。他们拦截下这趟开往东北的运输车，并花了11.5万元买下这些狗（以下简称“4·15拦狗事件”）。

随后这些狗被安置在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在北京海淀西玉河的基地，与此同时一些患有犬瘟或感染病毒的狗被志愿者送进北京的43家宠物医院。当时，这一行动在动物保护圈传为美谈，全国各地随后相继出现拦截车辆保护动物的行动。

由抢救犬只引发的欠款风波

朱宁万万没有想到，当初做下的收治决定，会让自己陷入到与送治方——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以下简称“动保协会”）对簿公堂的境地。

4·15拦狗事件发生后，那些狗被安置到动保协会在西玉河的基地，与此同时一些患病的狗则送往北京的43家宠物医院，紧邻京哈高速的宠福鑫医院通州分店就是其中一家。当天，总经理朱宁接到动保协会会长芦荻的电话。卢会长承诺：这次腾讯出钱，费用肯定没问题，之前欠多少钱也会一并补回来。

此前，宠福鑫曾与动保协会有过多次合作，不过对方还欠着医院几千元的费用，朱宁见卢会长“亲自打了包票”，便答应医治送来的狗。最后宠福鑫的重症室接受了6条狗，其中5条为传染病犬瘟。与此同时，其在回龙观等地的三个分院也都接收了数只狗。因事态紧急，双方并未签下任何医治合同，规定双方的权责关系，这也为后来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事后，宠福鑫多次向动保协会追讨治疗费，除前期结清的3000元医治费用外，其余的费用协会“一直说没问题，但没给。”另一方面，“动保协会却称，和宠福鑫宠物医院没有协议”，而且“医院提供单据有误、费用虚高”。这回复让朱宁显然不满意，朱宁多次邀请协会派人来签协议，审核治疗费的单据、签字，但均无下文。

“你们实在等不了，就找腾讯要吧！”动保协会的回复，也曾让朱宁试图去找曾承诺承担所有狗的后续医治费用的腾讯公司，不过腾讯又把皮球踢回协会。无奈之下，朱宁选择了打官司。

告上法庭

宠福鑫并不是唯一被欠费的宠物医院，怡友佳宠物医院便是其中的一家。负责人谷秀丽说，当时收治的16只狗，均患有病毒感染、严重外伤、皮肤病等重症，在医院花去10万多元治疗费，可动保协会只付了8000元。

“医院可以救助，但起码应该保本吧。”针对协会提出的治疗费用过高的问题，负责人谷秀丽毫不客气地说，“这些狗一住就是几个月，如果是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住半年多少钱？”

去年6月25日，10家参与收治拦截狗的宠物医院，一纸诉状正式将“动保协会”和腾讯公司告上法庭。庭下多次协调后无效，今年5月28日，昔日的伙伴终于在公堂上对质。

国内第一家关注动物保护的基金会——它基金工作人员韩霞表示，这类案件在动物保护领域“非常少见”，主要与动保机构大多没有注册有关。而动保协会是一家注册的社团，具备了被的主体资格。她评价道，4·15事件“史无先例”，不过“动保协会对如何处理毫无经验”。

这并非动保协会第一次遭遇的因救治小动物引发的纠纷。一位姓陈的前协会员工告诉记者，2007年2月11日，动保协会率队前往天津，从河北区花鸟虫鱼市场救出415只待杀或待卖的小猫。当时，协会把100多只病猫送到12家宠物医院，可猫治好后，面临着与现在400多只狗一样的问题，宠物医院的费用最后没人结，这些宠物医院也一度要联合一起打官司。后来，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亚太分会拿出一些费用替协会结账，这才息事宁人。

旧债新账一并追讨

正式开庭前，三方曾进行过多次调解。“由于争议比较大，最后都没有调解成功。”中小保律师蔡春红说，争议的焦点正是医治费用。蔡表示“欠债还钱基本逻辑没问题。”她也承认这些宠物医院救治狗的事实。但“这些医治的费用与医治的事实是否关联，目前对方提供的证据却证明不了。”让她不解的是，宠物医院提供的费用清单中，竟然有猫的医治费用。

而在朱宁来看，这些都是事实。“不仅要将4·15事件救狗的欠款拿回来，之前的欠款也要一并要回来。”朱宁说，宠福鑫回龙观分店因离动保协会基地近，后者经常将医治的猫狗送过来。可医院每次一说要结账“动保协会就说，你想结钱，就要接受我们新的病猫病狗。”就这样，旧账未清，新账又来。一直到4·15事件前，欠款仍未结清。

记者就此事与芦荻会长进行确认时遭到否认，她认为4·15事件里根本没有猫，那些猫是医院加进去的。

动保协会声称，其对部分犬只的收养是建立于腾讯公司的承诺基础上。芦荻对记者说，解救这些狗的当天，协会、腾讯以及另外两家共同出资购买狗的机构进行了会谈，腾讯公司现场表态会承担这些狗的医疗及后续费用。

在2011年4月18日举行的“爱之生灵”慈善晚会上，腾讯也做出同样表态。此后腾讯履行了承诺，先后两次向动保协会支付了50万元救治款，这点其在向记者出具的声明中也得到证实。但后来为何会中止资助，腾讯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被质疑的财务问题

有知情的动保人士猜测，这可能是腾讯后期发现，救治费用达到120多万，超出原先的计划，而且狗的数量、救助费等明细并不清，所以他不愿继续支持。

长期关注动物保护领域的律师安翔称，发生诉讼“与现有的救助模式不规范有很大关系”。不论在捐款、收款以及动物收容环节，都缺少法律文书，意味着法律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同时他也指出，不仅需要用法律文书来确定权利义务关系，也要向社会公众明示这些善款的接收以及使用细节。

此外，曾接触过动保协会的多名业界人士均表示，协会的财务不清晰。一位熟悉动保协会的志愿者称，协会的声誉不好，效率低下，此外“账做得一塌糊涂。”也有一志愿者观察到，自4·15拦狗事件后，中小保曾在2011年做过三次有关救狗的信息披露，但“这些财务不是很清楚”，而且“有明确的账目也很少”。

对于外界的质疑，动保协会前工作人员王琦解释说，这跟“协会当初人手比较少，捐款的公示又比较慢”有关。另一方面，他对卢会长界定捐款的方式也持保留意见。4·15拦狗事件发生后，有些捐款人写捐给4·15的狗，就是捐给这批狗的；没有写，就认为是捐给协会的。具体捐给哪些狗，卢也说不清。

去年春节后，王琦离开动保协会。他透露离开的缘由是“与卢会长无法有效沟通”。本次诉讼中，这位动保协会的前工作人员站到了宠物医院一方，成为其证人。“证明这些狗是协会送到宠物医院的。”王琦解释出庭的理由。他当时是4·15救狗的总协调，后来他听说协会以及芦荻不承认这些狗是协会送的，让他很是气愤。

6月26日下午，此案的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动保协会需支付欠下的10家宠物医院的医疗费用，而腾讯公司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不过，到记者发稿时为止，动保协会和蔡春红均表示尚未收到判决书，因此，也暂时无法确定是否提起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