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7 12:14:51
九月收获。深得全国观众喜爱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周涛喜获第16届、17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最佳主持人奖。此奖项只有5人获得过，这次获奖对周涛来说是非常大的肯定。
记忆中看过这样一句话，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很赞同。我始终相信，在潜意识里，每个人都在有意无意地试图打破熟悉，制造一些陌生，甚至，会有意打碎一些习以为常的生活，用一种不习惯和生疏来刺痛我们的心灵和眼睛――在这种痛里获得新生。周涛就是这样一个给自己制造疼痛的人。
作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她在做完自己第100期《综艺大观》时，宣布了离开。她并不觉得遗憾：“我做的节目让人感觉很热闹，但其实我性格很安静。做综艺节目不容易显出主持人的文化底蕴，会留给观众‘花瓶’的印象。我想离开《综艺大观》的念头已经很久了，幸运的是我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机会离开。”
有人说，她在最火的时候选择了放弃。她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自己的激流勇退：一个人到达一座山峰，不可能一直处在山顶位置，但攀登另一个高峰却注定要先下山。再一次的选择中，人们看到了另一个周涛，更多的是一种成熟蜕变后的大气和沉稳。这一次，她说，她要做好一双眼睛，让观众通过她眼睛的筛选，看到好节目。刺痛这双眼睛的角色就是制片人。
在高速行驶的路上，特别渴望拐弯
可以说，在乍见周涛时，我没有认出她来。即便后来直视着坐在对面的她，我还是没有确信这是荧屏上那个光彩照人的周涛。干净没有一丝化妆的脸，浓密的头发梳成清爽的马尾，她就是想以这样裸的真实，让我去感受她。唯一不同的是她的眼睛，那里面流动着内容，我相信是和她内在的经历成正比的。
周涛吐字清晰语速却极快，可以看出她优秀的主持人功底，我试图拿笔记下她的只字片语，后来还是放弃了这一打算，任由采访机静静地去听我们的对话。
说起主持人，似乎有些旧话重提，但我认为，在走过的岁月中，这毕竟还是她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即使现在已走过一段转型期。
《综艺大观》是周涛成长的舞台，她是从这里开始起步，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可她在评价自己跟倪萍的最大区别时说，倪萍把《综艺大观》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而她不是，“一个栏目在酝酿期时是自己的孩子，但面世后就属于社会了，生存的权利由观众决定。”这话中，我们可以察觉出些许的残酷，但现实如此。
当问及到她是否在试图慢慢远离主持人这个行当时，周涛说她不是不喜欢主持人这个职业，但是在中国，甚至在亚洲，主持人都会对未来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尤其是女主持人。在西方人的眼里，30岁之前的女人叫“女孩”，而30岁以后的女人，有了年龄的修饰，有了阅历的滋补，因为成熟而有味道，才叫真正的女人。这和亚洲人的审美取向是相反的。纵观港台、韩、日的综艺类节目，东方人喜欢的主持人是年轻、漂亮的女孩。所以，对一个主持人来说，慢慢变老，是一个无法抗拒的生理过程和自然规律，恐惧也因此油然而升：当我们老了，观众不喜欢看我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其实，任何一个主持人内心都渴望着，当白发苍苍时，带着很深的资历出现在屏幕前，可是现实是不允许的。
虽然是带着这样的遗憾，周涛还是没有放弃对电视文艺主持的深度思考。从北京电视台做到中央电视台，十年的主持经历让她有了很多的感同身受。她说，如果中国的电视文艺不发展，那主持人就很难再有发展。相对于《综艺大观》诞生之初的辉煌和后来太多的《快乐大本营》们、《欢乐总动员》们的模仿，现在的文艺节目已进入了一个相对的瓶颈期。中国的电视，由于太多克隆海外的形式，而缺少了中国自己的独创表达，这势必会造成电视文艺走入一个穷途末路的状况。另外从自身的角度来说，电视文艺创作力量的欠缺也促成这一现象的产生，比如《综艺大观》、《春节晚会》，那本是中国电视人独创的形式，也曾经为大众喜闻乐见，符合当时中国老百姓的审美和观看习惯。但随着网络的发展，各种信息以各种方式大量地充斥在人们面前时，人们的选择替代就会发生。这时走一味模仿的路子，或者继续沿承以前的思路，都会造成节目和主持处于一种胶着的状态，不知该往哪里走，不知怎么走。因此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主持人会很难再有新的进步，就像跳高，必须要凭借一个力量，才能创出新的高度。
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永恒的，不断变化才是根本，周涛深谙其中道理：人往往都会这样，在年轻的时候会面临许多选择，到老了选择就不多了。但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往往不懂得去选择，等到懂得选择的时候，选择的机会又已经失去了。周涛说不想那样。
于是主动选择发生了，于是一个新的节目诞生了，它叫《真情无限》。它同时赋予了周涛两个角色：老主持人，新制片人。
让周涛给自己做制片人的角色做一个比喻，她说：我不喜欢平铺直叙的生活。就像开车行走在高速公路上时，我特别渴望拐弯，一个弯拐过去了，也许风景就不一样了。制片人的角色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拐弯，我拐到了另外一条路上，看到了另外一片风景。
上帝在这里还未关上一扇门，在那里却又开了一扇窗
周涛曾在她的自述里这样说过：如果说吃不到葡萄也不去评论葡萄是一种境界，那么跳起来摘一串葡萄尝尝应该算做另一种境界。其实，这种境界很有挑战性。
周涛做起那个吃葡萄的人。从《综艺大观》退下来后，她还没有独立做栏目的念头，只是觉得一个栏目做久了，程式化的东西就多了起来，拓展空间会有所限制。想了很长时间，才琢磨自己应该做一档新节目。
周涛是一个极富幻想的理想主义者，不仅拥有一个理想主义的内心世界，还拥有一个理想主义的精神家园。大概这次转型就得益于她这个精神家园的重塑吧。如果把制作一档节目看作是一个工程的话，制片人就是工程师，她要全程负责，从立项开始，做策划，讨论编导的选题，否定否定再肯定。周涛说，以前做主持人，是要绝对服从编导的，不管对选题喜欢与否、胜任与否，是不能挑剔的。她就像编导手中的一枚棋子，不能有太多自己的想法。而现在不管编导把选题说得如何天花乱缀，她都要站在普通观众的角度上看它是否满足观众的喜好，她就是帮助观众挑选节目的那双眼睛。
制片人是一档节目的灵魂，也因此拥有对节目的话语霸权。虽然辛苦，但它带来的成就感是多方面的，也因此要比做主持人的成功来得更强烈一些。周涛迷恋这种感觉，她发现以前在生活中很多不明确的东西，现在好像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甚至完全打破了已形成的生活规律和节奏，这种蜕变很痛苦，但全新的感受又让她很兴奋。《真情无限》的宗旨是公益环保。因其公益的主题，所以在制片的经费上非常有限。周涛坦言，从立项开始，就不断有人来谈合作的意向，有人看中了公益的主题，有人看中了周涛的知名度，愿意在广告和时段上出钱，但势必会影响到舞台的形式配合或选题的迎合度。周涛拒绝了，她说正是因为是公益节目，所以它的制作过程就应该干净，不能让它打着公益的旗号，却带上功利色彩和商业色彩，这是一个长远的道理。因其关注环保，在节目的制作过程中要体现环保专业化的一面，还要赋予娱乐的成分，这对周涛是很大的挑战，一方面是不断补充专业知识，一方面是突出节目的综艺品格，让观众在这样一种氛围下接受了环保理念。
周涛是一个不太容易被外界所诱惑的人，我问她：你心里能平衡吗？和别的制片人相比，你面临的是经费紧张的压力，做什么事情都要精打细算。她说，这是她可以忍受的，为了把节目做好，为了一个目标，她能够忍受，并且做到坚持。这和她骨子里不轻易服输的性格有关。
周涛说自己是一个不断需要肯定的人，如果努力做一件事情，看不到成绩，看不到回报，她会气馁的。好在做制片人的过程中，她认为得到了很多，回报不是在物质上，更多的是精神上、阅历上和修养上，还有领导的赞赏和观众的期许。我问她是否通过做制片人，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她摇摇头，说她可能一辈子都会去寻找自己的定位，从一个平台跳到另一个平台，迷失与寻找，对她来说，更像是命运的表情。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她眼睛里散发出一种朦胧的色彩，迷茫而飘渺，就像她骨子里游荡着永远的渴望和永远的冲动，她能够为之付出，不吝惜任何称之为代价的东西。
“大学毕业十年来，我总是在不断地选择、不停地追求中往前走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命？一种很累也很快乐的命。”
周涛是幸运的，她也不断在强调着自己的幸运，而把那些关乎挫折、磨难抛之脑后。
找到自己的受众群，走专业化道路，才是中国电视文艺发展的前途
魏明伦说：戏剧走到了末路。也有人说，中国的电视文艺也进入了这种状态。怎样能够在新的形式下（新的形式指网络的冲击、生活习惯的改变、人们心理浮躁的状况、实际生活对人的压力……），让大家像当年那样，用很平和的心态读读散文、听听交响乐，谈谈哲学，周涛说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周涛认为，其实任何一种文艺形式，包括戏曲、电影等，都不会消亡的，这是源自每个人心目中对文化、格调等美好事物的向往。向往是存在的，它的不断发展同时向目标事物提出了挑战。所以电视文艺不会走向末路，而是要认清它现在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生存。从前的电视节目是高高在上的，只要做出来，就会有人看，那时谁也不会去关心什么收视率的问题。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观众面临的选择太多，不放下架子，不贴近观众，那么面 临的结果就是被淘汰。从前的电视节目，只要领导满意就好，而现在的上帝是观众。
电视文艺的改革，应该是像生活类的节目那样找到各自的观众群体，针对观众群的定位构成来设计节目，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做为制片人的周涛，为《真情无限》锁定的观众群是：关心公共事务、关心社会生活、有爱心，有时间的人群。她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时刻会将这样的人群反映在她脑子里，节目应该采取什么形式，画面的精美程度、质量等，都会在她心目中有一定的比重。周涛说，电视文艺如果能够发展成有专业频道播出、专业制作人制作和专业观众观赏，那么中国的电视文艺也就找到它的出路，这是一种文化进步的表现，不同的声音代表了不同的观点。有人说电视文化是很弱智的文化。其实，不怪电视这一媒体，而是我们做电视的人没有把文化或内涵的东西做好
比尔・布拉德曾言：“我们都是希望的囚徒，是我们的希望支撑着我们，是我们的视野激励着我们成为应该成为的人。”
周涛似乎是一个专门为电视而生的人，她曾讲的“三个巧合”的故事，都和电视有关。自然，她最终的理想不会脱离电视，做一个真正电视文化人。
对电视文化人的诠释，周涛认为是有一定文化知识和修养的人，但最重要的是具备社会责任感，因为电视媒体应该倡导的是高尚的品格、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社会风气。能够把这样的理念正确地传达给观众，就是电视文化人，但这样的文化不会是过于阳春白雪，也不会太下里巴人，它是界于高雅和庸俗之间的文化层面，是一个亚文化层面。
有人说电视文化是很弱智的文化，甚至说电视无文化。周涛认为，这不应该怪电视这一媒体，而是做电视的人没有把文化或内涵的东西做好。比如，以前一提环保栏目，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纪录片《人与自然》，或者是把专家、教授请来谈沙尘暴、谈绿化，它已在人们的思维中成为一种固有的形式。那就换一种思维，让文艺的形式和严肃的话题相结合，把枯燥、严肃的东西用一个相对精彩的外包装来装饰。其实，内涵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活泼的形式让观众更易于接受了。就像有一种说法来形容中国的商品：一流的商品，三流的包装。电视本身就是一种商品，要实现它的价值，必须把观众放在首位。
如果把做电视形容为做“作品”，最大的苦恼其实最细微，所谓“突破”，有时就在于小小的改动。周涛说，现在的电视观众面临的选择余地特别多，平均0.5秒是一个换台的频率，而他们的口味也是常变常新。一个节目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或者瞬间抓住观众的眼球，那么他就走掉了，也许是永远的走掉。这带给制片人的压力就特别大，创新的念头要不断涌出，再讨论、通过、做足、做到极致……
周涛用了很土却很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做电视的感受：做节目不是天花乱坠、没有切实意义的事情，它和农民种庄稼一样，一茬一茬地种，一茬一茬地割，你洒了多少汗，投入了多少努力，它就会给你多少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