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表达极端化情势下的领导处置方略

摘要：科学应对与处置利益表达极端化事件是领导者的必修课程，也是提高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与重要使命。然而当前基层领导应对极端化事件消极、预控不力，应急手段粗暴、滥用警力，善后常留下后遗症。掌握好相关处置策略的同时注意处置的典型方法，应是提前建立一个利益表达与调节的通道，当机立断控制事态与抓好事前防范工作，利用好新媒体工具、搞好善后工作，这样才可能有效防控利益表达极端化事件。

关键词：利益表达极端化事件 处置 策略 沟通渠道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所涉及的区域、行业与人群等越来越广，利益分化趋势也越加明显。现在的人们也不像过去那样讳言利益，而是敢于维护自身利益，表达利益诉求。然而利益多元化所带来的更多的是各种争夺的矛盾。利益成了各种问题与矛盾的根源，各利益主体为了维护或者争取最大的利益在表达与诉求时会想尽各种办法。即，所谓的利益表达就是人们向公权力机构诉述自身的正当利益，以求得到有力保障或实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乏人们实现不了而又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去捍卫自身正当利益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人们以非理性甚至是暴力性等极端化的方式要求公权力机构做出让人满意的答复。近年来，这种极端化事件经常发生，有些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如何有效应对利益表达极端化事件，是作为人民群众的公仆――领导干部的重大责任之一。

二、领导应对利益表达极端化事件存在的不足

（一）利益表达渠道阻塞

我国的政治民主化建设还未完善，还未真正构建成一个合理及时的、科学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大部分群众，尤其是农村基层群众的正当利益受到侵犯时有些根本无从表达诉求，有些向基层干部反映也得不到有效的回应，就算是回应了也是口头答应并未付出实际行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些公民直接按照政府官网的步骤向相关部门留言反映等，收到的几乎都是静心等待，会尽快处理等官话，结果就是石沉大海了。就算有的基层部门真心想帮人民群众解决问题，可是当问题超出自己的职位权限时，需要请求上级，而此时又需要经过层层审批，信息传递较慢甚至失真时，经过漫长的等待群众的诉求仍然得不到解决，情绪不满就很有可能采取极端化的方式来引起政府的关注。

（二）消极作为，预控不力

面对利益表达极端化事件，领导干部由于措手不及，怕承担责任，一般采取如下消极处置方式：一是“躲一躲”“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对于“现场第一”这一原则，领导完全抛之脑后，尽量把自己伪装成忙于其他公事，而对此事一无所知的态度。二是“等一等”。有些领导干部害怕如果自己处理不好这样的事件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就一直等待着上级指示或者批复，往往错过最佳处理时机，使事态扩大和恶化。三是“拖一拖”。鉴于有些利益问题是上任遗留下来的，干脆自己也效仿，既不处理上一届的问题还把自己在任何时候的问题一直拖到自己任期结束，留给下一任。这样既不给自己找麻烦，也不影响考核与升迁。这必然导致利益表达行为“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最后难以收拾。四是“压一压”。下一级的领导干部为完成指标，尽量掩盖、压制负面消息。对上级领导也是知情不报，采取各种办法消极处理利益矛盾问题，例如把上访的人拦住，事情闹大了才向上级报告。“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某些地方领导习惯采用的“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处理模式，恰恰成了一种负面诱因和反向激励。前期不认真听取民意，识别风险，调节利益纠纷，提前搞好应急预案，而是消极怠慢、拖延待烂，结果利益矛盾激化、恶化了，“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不科学预控（将矛盾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控制在初级阶段），而是等到群众大规模到公共场所集体抗议甚至静坐、出现了才来紧急解决，常常事与愿违，难以收拾，极大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与政府形象。例如近年来不少地方的垃圾焚烧、PX等项目、征地拆迁暴力事件就是以这种不正常的模式终结，付出的代价高昂，教训惨重。

（三）应急手段粗暴、滥用警力

某些地方领导缺乏系统思考，简单粗暴处置，带来很多问题。尤其是滥用警力，导致警民关系紧张，影响政府与群众的鱼水关系。特别是掌握实权的某些领导，心目中只想着保证自己能够稳坐官职。对于处理此类的突发事件缺乏相应的能力与民主和法制意识。无视法律和党的制度规定与群众正当诉求，出现群众事件一律归结于群众违法。不去思考是否是自己侵犯了群众的切身利益等，而是将本该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的警察推上一线，制造了警民对立，引发不该有的冲突。最终由于警方的违规介入，导致矛盾不断恶化，问题不断升级，甚至出现流血事件，最终造成的经济社会损失难以弥补。

（四）善后留下后遗症

当利益表达极端化事件发生时，一些地方领导往往采取临时性的手段和措施来处置，有可能使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留下后遗症。处置利益表达极端化事件的法规体系薄弱是目前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工作的通病，西部民族地区存在的问题更加严重，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加形式多样。有法律方面的空白，处置利益表达极端化事件无法可依、无可奈何的尴尬；有法律的形同虚设，在应急管理中根本不落实、不执行的问题；也有法规缺失、缺漏或者程序制定不合理，制度设施不完善不配套，而变通或者为我所用的问题等等。一些地方领导将利益表达极端化事件的应急管理简单地理解为应急处理，临时简单地制定一些处理流程，面对棘手的利益表达极端化事件，尤其是一些衍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缺乏法律依据的处置手段，难免造成处置效果不理想，容易形成善后处理的遗留问题与后遗症。

三、领导应对利益表达极端化事件的处置方略

（一）提前建立一个利益表达通道

利益表达极端化事件本质上是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寻求补偿的制度化渠道淤塞不畅甚至缺失转而寻找非制度化的渠道（非制度化的渠道包括自我摧残、自焚；例如集体上访游行示威；的极端方式，例如破坏公共秩序堵路围困政府、暴力对抗等等）力求引起媒体报道或者上级部门干预而实现其利益的过程。目前基层利益诉求渠道缺失，利益需求与表达机制不畅是利益表达极端化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处理不当是导火索。因此规避和减少此类事件的关键是要提前建立一个利益表达与调节的通道。同时，建立广泛的社会对话协商机制，进一步拓宽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提高其对政府的心理认同度，这也是应对利益表达极端化事件的长远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