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与“一带一路”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18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表里山河的独特地理形势、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传承、人才辈出的雄壮历史画卷，不仅使山西历史文化呈现出完整性、先进性、包容性等显著特征，在我国历史上留下清晰而鲜明的印记，而且对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渗透力和影响力，深刻主导、几度引领、数次撬动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进程。其中，在陆上“丝绸之路”、万里茶道的形成发展中，在促进东西方经贸、文化、艺术交流融合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枢纽作用。

山西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玉石之路”的中转基地

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往往有着内在的联系。从发展脉络看，由于山西处于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连接地带，早在3000年前的先秦时期就是“玉石之路”的中转基地，其后历两汉魏晋隋唐到明清，又是“丝绸之路”的东源地和晋商开拓的万里国际“茶叶之路”的重要基地。

新石器晚期出土的玉石证实，先秦时期于阗（今新疆和田）制作的玉器就曾转运中原。其路线是：从和田到吐鲁番，北上经新疆北部，到今甘肃、内蒙，再南至宁夏，向东过山西雁门关、河北南部至安阳。这是和田玉在3000年前的东传路线。

《穆天子传》记述了周穆王（前1023―前983）在位的西征交通路线。该线由雁北出塞，先至鄂尔多斯草原、阴山以北，再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直至中、俄、哈接境处的阿尔泰山和斋桑泊，往返三万五千里。另外，《史记・赵世家》记载，前283年，苏厉告诫赵惠文王：“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勾注之南，非王有己。逾勾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己。”这就是说秦国一旦进攻上党、占据雁门、恒山，玉路阻隔，那么代马、胡犬和稀世之宝和田玉就不会东来，赵国享誉天下的“三宝”便会失去。因为这“三宝”是从西北沿草原丝路经河套东输晋北，再经雁门关南下中原的。

汉唐之际，河东经济文化发达，对外交往频繁。唐代晋阳成为北都，在并、浩、介、石四州建有专供外商生活居住的“贾胡堡”。考古学家在灵石发掘罗马梯拜流斯至安敦皇帝时的十六枚古铜币，太原唐墓也发现大量古罗马金币，显然是由外商沿丝路携入山西的。

西辽帝国的创建者耶律大石西征时，“统率的汉军，多有并汾人，在那里落户成家。”到元朝，山西仍是丝绸之路的重地。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盛赞太原、大同、平阳等地商业繁盛。太原“都城甚壮丽，与国同名，工商颇盛……其地种植不少最美之葡萄园，酿葡萄酒甚饶。契丹全境只有此地出产葡萄酒，亦种丝养蚕，产丝甚多。”元宪宗九年（1259年），常德出使中亚，随行人员刘郁在《西使记》中也留下汾州和并州人在新疆和中亚活动的文献记载。

清代山西人“走西口”，也与丝绸之路有关。忻州至今流传“东口到西口，喇嘛庙到包头”的民谣。当年走西口者，除走“北路”内、外蒙古外，有相当一部分人走“小西路”（陕、甘、宁、青）和“大西路”（新疆、中亚一带）。在新疆白玉河畔巨石上，至今留有“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山西忻州王有德在此苦难”。在河西走廊，由于忻、代帮商人众多，还建造了1.2万平方米的山西会馆。从考古发掘和文献不难看出玉石之路――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的演变轨迹。

山西是丝路的重要枢纽，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重要节点

历史上，山西不仅养蚕丝，而且发达的棉纺织业、潞绸业、颜料业对丝绸之路的繁盛起了重要作用。夏县西阴村嫘祖庙和蚕茧化石有力地证明山西养蚕织丝堪为丝路之源。《史记・货殖列传》讲：“夫山西饶材、竹、b、r、玉石”，其中“r”是一种叫的苎麻草本纤维植物，可以纺织成布。

客观地讲，丝绸之路在不同朝代的起点是不同的，汉唐时期无疑是长安、洛阳，但在汉、唐间的魏晋北朝就另当别论。考古发掘证实，魏晋时期山西曾是丝绸之路的重心，特别是北朝，山西是丝绸之路的中心和枢纽。北魏定都平城近一个世纪（97年），大同成为丝绸之路的东端。当时西域、中亚、欧洲各国的商旅、使团、僧人络绎不绝地来往于大同。北朝更有大批的西域商旅、僧人和外国商品经并州中转进入中原。

《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记述西域诸国，都是记载距离代（平城）多少里，例如洛那国（今中亚费尔干那盆地）“去代一万四千四百五十里”、粟特国（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去代一万六千里”、波斯国（今伊朗）“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大秦国（古罗马帝国）“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等。北魏文成帝始，平城中西交通发达，经贸、文化交流进入新阶段。大量粟特商人涌向平城，进入中原贸易。419年太武帝祭东庙时，“远番助祭者数百国”，其中有大量来自波斯、粟特、柔然、高车等西域、中亚国家的使节和商人。当时，东西方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有两座中心城市，西有罗马，东有平城，繁盛了一个世纪，影响数百年。

东魏和北齐时，晋阳是北方军政中心，“齐氏别都”“霸业所在”。北齐八帝，有四帝在晋阳即位。当时胡商辐辏，晋阳成为丝路东端之枢纽。例如，太原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壁画中，就有胡商驼队图，为首一人深目高鼻，似大食人形象，右手牵着驼缰，右后又有一驼，驮着满载货物的大囊袋。

唐宋是中国纺织史上辉煌的时代，无论是种类、数量、质量还是织染技术都有很大提高，产品分丝织品、麻织品和毛织品三大种类。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从河东道征调麻布之地有18州，并分为九等，其中晋州为二等，绛州为三等，泽、潞、沁州为四等，并州、汾州为五等。唐代中西商道有七条，“其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夏州在今陕西横山县西，中受降城即今呼和浩特市。两条商路均从晋北沿丝绸之路通往大漠南北、新疆、中亚。金代在真定、平阳、太原等处设绫锦院，其中平阳、太原所产绿卷子布由于质量好，成为贡品。大同市南郊曾出土金代纺织品成衣10余件，其中一件绣着100余只云鹤的丝织品鹤氅，制作相当精美。

出土文物也证明北魏、北齐时期，亚洲各国和地中海诸国的使团及商旅曾云集太原、大同。大同北魏墓群出土的波斯鎏金高足银杯、银盘、银碗，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壁画和出土的金镶嵌宝石戒指，娄睿墓出土的陶卧驼、陶立驼等，均表明“平城事实上成为丝绸之路的东端”，并奠定了盛唐时期丝路辉煌的根基。1983年在朔州汉墓发掘过程中，曾出土过不少西域铜佣。东汉后期，南匈奴五部3万余部落内附，其中20多万人被安置在并州一带，不久大批乌桓人又入居代北。这都是民族大融合、中西丝路大繁盛的铁证。

万里茶道既是丝绸之路的延续，又是贯通中俄、中欧的国际通道

明末到清，由于地理大发现和西方海外殖民市场的开拓和掠夺，陆上丝路渐趋沉寂，海上丝绸之路时断时兴，代之而兴的是以晋商为主体的茶叶之路。俄国学者在《远东俄中经济关系》中讲：“在19世纪中叶前的恰克图贸易中，中国方面为山西商人所独占。”

万里“茶叶之路”发端于明后期，兴盛于清中期，贯通蒙古、俄罗斯、欧洲和中亚各国，途经235个城镇，总长1.3万余公里，是继汉唐“丝绸之路”之后的又一条连接欧亚大陆的陆上国际通道。随着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恰克图市场在清代乾隆中期进入鼎盛，繁荣200多年。每年都有成千上万担的茶叶、瓷器、大黄、丝绸、锦缎、铁器、棉布、烟酒、糖碱和其它日用百货，从我国内地源源不断地输向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和欧洲各地，同时从俄商手中换回各种皮革、畜毛、羔皮、呢绒、棉线、麝香、鹿角等。这里成为中俄两国贸易的重要枢纽，造就了以“晋帮”商人为主、“京津帮”为辅、总数达50余万的旅蒙商集团。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中俄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俄商在华特权日增，直接进入京、津、汉口、张家口等地采买茶叶。尽管由于清政府腐败，国弱商难保，但晋商开拓的万里茶道在中俄、中欧贸易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十九世纪，中俄双方的出口商品随市场和消费需求发生变化。俄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棉布和其他工业品占65.4%，毛皮下降为23.7%，我输出俄国的产品中，茶叶逐年增多。茶叶出口在1850年占全部输出额的75%。恰克图的中俄贸易达到了顶峰，我国成为俄国在亚洲的最大市场。 恰克图市场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内地种植茶业的发展，带动了国内外交通运输业的兴盛，推动了国内外许多城市、集镇的繁荣和人口的流动。恰克图在康熙初还很荒凉，乾隆朝已是“百货云集”的“漠北繁富之区”。马克思在《俄国对华贸易》中指出：这种由1768年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时期订立的条约规定下来的贸易，是以恰克图为主要的活动中心，“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出访俄罗斯时再次强调：“继17世纪的‘万里茶道’之后，中俄油气管道成为联通两国新的世纪动脉。”

由此可见，山西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在5000余年的中西文明交通史上，山西对丝绸之路的兴盛发挥过重要的枢纽作用，尤其是魏晋北齐时期，大同、晋阳成为东西方经贸、文化、艺术交流的重心。北魏定都平城后，有大批的中亚使节、商旅、僧人往返于丝绸之路与平城之间。《魏书》记载，太和到正光初年44年内，有50多个中亚、西亚国家遣使来华。东晋高僧法显沿着古丝绸之路向西前往印度取经，然后又取道海上丝绸之路返回祖国，历时14年，成为践行“一带一路”的先行者，所著《佛国记》是研究丝路沿线29个国家的珍贵资料。云冈石窟、五台山佛寺、雁门关和代州阿育王塔、灵石贾胡堡等更是陆上丝路往来、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