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北京人”命名者步达生

―位为中国科学“打工”的外国专家命名了著名的“北京中国人”，而他的发现和判断在当时被认为“胆子太大、证据太少。”

在90岁北京协和医学院留给中国近代医学史的众多传奇中，“北京人”的发现最显浓墨重彩，“北京人”头盖骨的丢失又留下种种猜测和不实之说。

80年前由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人步达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翁文灏联手创建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在上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和学生反帝爱国运动高涨的年代中，以“中外合作”的形式得以存在下来，在这个看似普通的研究室里。著名的“北京中国人”(“北京人”的原名)这一古人类学新属种被命名，它将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写进史册。

“北京人”唯一健在的见证人胡承志，在“北京人”发现及被命名80周年之际，接受本刊专访，讲述了步达生与中国早期古人类学科考故事并澄清围绕“北京人”所产生的虚构和谣传。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加拿大人戴维森・布菜克(Dav dson Black)被他的中国同行取名为步达生，这个中国式的姓名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人给外国人取名的习惯用法。

步达生1919年被邀请来协和医学院教授解剖科学。他在教学之余还从事中国人的体质特征和古代人骨的研究。

步达生在协和真正能够结缘“北京人”，要从192E年说起。

一颗50万年前的老牙

那年下半年，步达生的朋友、在中国从事地质学和考古学调查的瑞典人安特生告诉他，在从北京周口店运到瑞典进行清理的50万年前的堆积物中发现了一颗人类的前臼齿，他请步达生研究这个标本并替他写一份材料供他在欢迎瑞典皇太子访华的会上做报告时参考。步达生10月19日将一篇题为《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的论文摘要寄给他，同时也交给《中国地质学会志》、英国的《自然》和美国的《科学》杂志，并被发表。

瑞典皇太子古斯塔夫・阿尔道夫偕太子妃于1926年10月来到中国，10月22日欢迎仪式在协和医学院举行，这一天接受皇太子赞助到中国进行地质学和考古学考察的瑞典人安特生在欢迎会上公布了他所主持的在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的发掘工作中发现的第一颗人类前臼齿化石的成果。

这位古斯塔夫就是日后的瑞典国王，而步达生则从这件事开始，迈上了他蜚声全球的“北京中国人”之路。

这年10月5日步达生起草了一份报告，建议协和医学院领导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协和的经费中拿出一小部分供他进行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基金会要求：这必须是一项被中国科学界认可的项目，它必须有中方参与合作。

步达生领会洛氏基金会的意思后致函中国地质调查所负责人翁文灏和丁文江，很快就得到他们的肯定答复。

1927年1月3日步达生接到纽约发来的电报。说洛氏基金会同意给周口店的工作拨款24000元。于是。中美双方开始合作继续对周口店发掘。

同年在周口店发现了一颗保存很好的人类日齿，步达生根据它在年末发表了论文，提出一个新的拉丁文学名Sinantfropus pekinenisis，中文直译为“北京中国人”或“中国人北京种”。

步达生在1927年以一颗前臼齿定名“北京中国人”如此重要的新属种，在当时被认为胆子太大、证据太少。

帮助爪哇人恢复名誉

1929年12月2日，刚从北大毕业不久的裴文中在周口店龙骨山找到了一件完整的乌龟壳样的化石，步达生根据周口店附近出土的肿骨鹿等更新世时期共生动物群化石，断定了这件头盖骨的主人生活在距今50万年以前。

这具人头盖骨化石有力地增强了步达生命名的“北京中国人”的科学价值。

裴文中认为他从1929年起陆续在周口店那个山洞中找到的破石片是人工制造的，许多人不相信。1931年从法国请来了当时研究石器的世界权威步目耶，请他鉴定。步日耶肯定其中的确有标本是经过人力加工的，是石器。这一年，还确定了周口店这些50万年前的古人类已经能够用火。

按照当时的以能否制造石器作为人和猿的分界标准，确认了周口店发现的这件头盖骨不是猿的，它的主人，应该是能够制造和思考的人类。

周口店的这一系列科研成果，还证明了1891年在爪哇发现的“爪哇人”是人不是猿。19世纪末，宗教界对于爪哇人猛烈抨击，他们认为只有上帝才有资格造人，爪哇人头盖骨不过是一只猿猴的头骨。“抨击与争论搞得爪哇人几乎走投无路，发现者差点被迫说出‘你们说是猴就是猴吧’，”中国地质博物馆研究员、“北京人”唯一健在的见证人胡承志说。

“步达生不但证明了北京人是远古人类的祖先，还给爪哇人恢复了名誉。这是他最大的贡献。”胡承志说。

“科学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发现了许多600万年前到10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科学家根据所发现化石的形态本身去鉴定它属于人还是属于猿，不需要借助其他标志。”中科院院士吴新智告诉记者即使一件化石旁边有石器也不能证明它属于人，关键是要看化石本身的形态。

一个重要的研究机构

步达生在协和的岁月里，多是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里忙碌着，这个成立于1929年由中西方科学家共同组建的研究室位于协和医学院的B楼，新生代研究室在东单三条协和医大这座基础楼里，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胜利后陆续将存放在协和的大量标本搬到新生代研究室在西城兵马司9号的另一处办公地点。

1953年，在新生代研究室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在1960年改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在这里，“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等系列重大发现”名播海内外，中国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也由此开端，造就了中国从事该学科的第一二代科学家。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卞美年、胡承志等日后蜚声海内外的学者，都从这个单位走出来。研究室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经费，这项只给医学研究拨款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新生代研究室由中国地质学家、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任主任，步达生任名誉主任。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和学生反帝运动高潮，新生代研究室是一家“中外合作”的机构，中方负责人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因为有了中国人参与，调查所下属的这项由中、加、美、德、法等多国科学家共同承担的发掘研究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

现在的协和医院只保存1958年以后的人事资料，此前的英文资料归协和医科大学保存，而新生代研究宣的资料早已并入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由于年代久远，在协和已经找不到步达生的“故交”。

胡承志自13岁起在步达生的新生代研究室里工作很多年，他记得研究室工作人员都在娄公楼办公，他跟着步达生在东单三条B楼解剖科，“那时这里并没有挂新生代研究室的牌子，但它

相当于一个司令部一样，是一个根。”胡承志说。

今天的东单三条9号院进门左手2号楼，就是80年前的日楼，2号楼门口有一块铜牌记录着步达生和他的新生代研究室在此地的成果。

新生代研究室早已在1953年协和历史上第二次停办时搬走。因此，协和医大2006年建立“步达生展室”时，为确认步达生的办公室找到了一些协和“老人”进行辨认。于是，2号楼一楼靠西南方向的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被认定，并用中英两种文字的铭牌表示对他主人的怀念：“步达生教授办公室”。这一确认与胡承志记忆中步达生办公室约有15平方米有些出入。胡承志1933年底曾为步达生“修”过(清理)山顶洞人头骨化石，对步达生的办公室留有印象。

与常人颠倒的作息时间

步达生为教学制备了一整套包括人脑切片、鸡猪胚胎连续切片的标本，存放那些切片的箱子被协和医科大学的万选才教授保存了下来，展室成立后这些打着胶带封条的切片箱就保存在一楼“步达生教授办公室”里。就在这间办公室里，步达生为神经解剖学和胚胎学两门课的实验奠定了基础，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技术人员。

每天下午4点步达生来到B座一楼的办公室上班，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离开，白天休息。这种作息时间使他很难与同事们碰面。胡承志回忆道：“我们有时一天也见不着他，他早晨临走时留下条子，解剖科干什么，张三李四干什么。

除了解剖科和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步达生还兼有协和医学院行改委员会的事务工作。在一把手胡恒德回美国休假的日子里，就由在协和医院很有威望的步达生。

“第二件”头盖骨先被挖出来

成功断定了第一件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后，步达生开始对先期发现的一团被泥沙和碳酸钙胶结在一起的化石进行清理研究。

步达生展室里悬挂着他研究北京人头盖骨时的照片，协和医大解剖中心负责人李文婷说，这张含烟斗的侧面照据说是步达生最经典的工作照。吴新智向《新世纪周刊》描述步达生工作时的情景时说：“他用一种旧式牙医钻牙的工具，把化石碎片和胶结在其间的泥沙剥离开来，那种牙钻是手脚并用才能操作的，用脚踩一下，轮子就会转几圈，步达生就是这样慢工出细活地将第二件头盖骨碎片全部从‘一团乱泥’般的化石堆中剥离出来。”胡承志介绍说，清理工作中还要用到剔针和锤子。

对着一堆清理出来的碎片，步达生又发现了一个被时光碾碎的秘密――这些破碎的化石片几乎每一片都能与其他碎片有一条吻合的缝，他仔细地一一查对，这些碴口竟然全都对上了――又是一件人类的头盖骨。“这件由碎片对起来的头盖骨虽然是复原出来的第二件，但它在发现时间上早于第一件，它也是1929年发现的，当时没能清理研究出来，1930年才清理出来。”吴新智严谨地强调了两件人类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头盖骨的发现时间。

猝死在办公室地毯上

一头浅色头发清瘦自净的步达生在北京过起了胡同生活，他先是住在收费很高的协和教授宿舍里，后来携夫人和一子一女搬到东总部胡同的民房里。那时，东总部胡同有很多讲究的院落租给外国人，当时的房子都不能卖给外国人。“北洋政府和清政府都有规定。房屋不能卖给外国人，那叫倒卖国土”，胡承志说。“所以他只能租，按规定租期不能超过100年。步达生租的那套房子里冬天还有小锅炉可以自家烧暖汽。”

东总部胡同离协和不远，大约只有2公里多一点。步达生自己花50块钱买了一辆黄包车，每月10块钱包了人力车夫拉他上下班。

协和医学院给自己的教授们都提供了不菲的待遇，因此步达生在北京胡同里的生活应该是比较舒心的，他在北京度过了15年穿胡同坐黄包车和家有听差、厨子等仆从的生活。先天性心脏病是步达生繁忙工作的死敌、因为这病他还在协和住过院，心脏科医生规劝他不能再拼命，步达生没有昕劝，后果非常不幸。

就在东单三条那个狭长的胡同里，1934年3月15日下午6点前，新生代研究室主任杨钟健还在步达生的办公室和他商谈工作，杨钟健离开办公室时是5点50分。6点美国同事许文生再次扣门进入他的办公室，发现步达生已躺在那块蓝色的地毯上，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