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箭:被“袍哥文化”塑造的重庆生态

《东方艺术・大家》：您经常会往返在重庆和北京之间，两座城市之间有什么差异？这种差异会对当地的艺术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呢？

王小箭（四川美术学院教师、艺术数据网主编）：我觉得两座城市之间主要是南北方的差异，衍生出的则是政治文化中心和山高皇帝远的不同地方取向。重庆的环境既从属于中央政府，又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袍哥文化”对重庆的人文生态影响很大，这是一种亦官亦民的文化形态：强调人人皆称兄道弟，不讲级别上下、不讲地位高低，只讲“义气”二字，它渗透在重庆生活的方方面面。

早在三国时期，“桃源三结义”等典故就已经塑造出了“哥”文化的底蕴，而非通常的君臣关系，表现出一种接四川文化地气的特征。这种“哥”文化与北方的文化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如北京就更多体现出一种“爷”文化的特质，叫拉板车的苦力也叫“板爷儿”等，而在骂人的时候经常骂“孙子”或“龟孙”等。但在重庆的叫法中最大就是“哥”，骂人骂“龟儿子”，不骂“龟孙”。称谓上的兄弟关系相比北京的“爷孙”关系要平等和亲密很多，在这种关系的笼罩下，圈子中的等级界限间也不像政治中心那么分明。

而成渝两地这种独特的民间文化传统也造就了一种本地艺术圈的结构状态，就是群体关系的紧密和对信息的快速共享，从早期的“乡土写实”、“伤痕美术”等，再到西南艺术群体，这种特征都表现的很明显，而坊间也有关于“川军占据了半壁江山”等段子流传。这种现象在二线城市中也是很特殊的，像西北、江西、安徽等地，虽然同为二线城市，在当代艺术方面的成绩却几乎是零。

《东方艺术・大家》：除了民俗文化的特殊性之外，还有那些因素对川渝的艺术发展产生了影响呢？

王小箭：这和开发“三线”的政策导向也有关系。建设和开发也意味着从外界拿了很多先进的东西到“三线”来，在引进物质的同时，多元的文化影响也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川渝地区。再往远了说，还有作为民国时期的陪都，当时的工业和人口大迁移也把很多不同的文化带入到蜀地，并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被本地文化所融合了，这也为川渝文化的丰富性埋下了伏笔。

《东方艺术・大家》：民间有“少不入蜀，老不离川”的说法，重庆闲适的生活状态对本地的艺术生态和风格有什么影响呢？

王小箭：四川的步调很生活化的，“少不入蜀”大概的意思是说年轻人到了这个地方就被生活融合了，而失去了宏大的政治报复。这和长久以来中原文化的统治地位和南方文化的被统治地位有关系，历史上中原的统治者只要退到江南，就别想再恢复江山了，却往往因此又多了几分幽怨和闲适的诗意气质：反正我也就这样了，还不如把我的一亩三分地种好，把日子过好，因此也更关注自己的周边的生活细节。

这种生活化的状态在艺术趋向上基本上可以分成两支：一类的代表是罗中立，他比较理性，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来观察和表达生活中的不同场景和细节；另一类的代表是何多苓，同样是从周遭的细节和场景入手，但却将对象进一步诗意化和情感化了，让自己看到和感受到的同时汇聚在作品中，却没有太多过分沉重的哲思。在很多川渝艺术家的作品中你都能看到这种很生活化的表现，感性和把玩的情绪也比较重。

《东方艺术・大家》：以“川美”为代表的艺术院校跟本地的艺术生态间有很好的互动吗？

王小箭：现在的互动比较少了，因为是新校区建在大学城内，这对教学有好处，其他大学的资源都在附近，方便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和沟通。但负面的影响就是年龄同质化，没有社会化的年龄差距存在，大学就基本上属于幼儿园了。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和社会的衔接方面都会出问题。之前在老校区周边，有艺术区等其他配套环境存在，还有媒体等相互衔的接关系，居住等硬件和创作的软性条件都不错，很多学生能从学校无缝衔接进社会，直接进入艺术家的状态。但现在在大学城内很难做到这点，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也想不出来。

《东方艺术・大家》：画廊、美术馆和拍卖系统的相对稀少，对地方上当代艺术的交流和发展有什么影响？

王小箭：这点对重庆的影响很大。在这里的人更多是艺术的生产者，而营销者却基本都来自外地，所以很多艺术家也都分流到成都和北京了。成都跟重庆不一样，当地很多商人、政界人物、房地产商等都有收藏的习惯，他们跟艺术家的关系也与北京不同，首先是朋友的关系，之后才慢慢建立起了收藏关系。

成都的双年展办了很多届，依然红火，主要也是依托着本地藏家的“玩”的心态。成都的画廊很多，也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