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笔”与“文笔”

《新闻记者》月刊今年第8期上发表了林帆先生《〈史记〉与“报告文学”》一文（下面简称“林文”），文章的大意是，通过《史记》与报告文学的类比，认为新闻（林文将新闻通讯视为“报告文学”）的写作也可仿效《史记》，采用文学的笔法。我读后觉得文中的许多提法与意见，颇有商讨的必要，现在就来逐条展开讨论。

关于“集两者于一炉”

林文认为，《史记》是“寓史于文学，集两者为一炉”，“可叫做‘文学为体，历史为用’”；报告文学“如同《史记》一个游戏规则：‘文学为体，报告为用’，使之是报告，更是文学”。《史记》与“报告文学”在表述方式上“恰如一对孪生兄弟，不仅‘面目’相类，‘性格’也相近”。文中还例举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新闻通讯，作为范例。

林文中“文学为体，历史为用”、“文学为体，报告为用”的说法，实是从近代洋务派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借用而来。张之洞这话的意思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国之根本，而采用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和法律、教育等一系列的政治设施。其重点仍在为“体”的“中学”。以此例之，林文中“文学为体”云云，也是重点在前者。也就是说，《史记》的重心在“文学”，报告文学的重心也在“文学”。在此，恐怕作者已将“体”“用”两字的意思弄颠倒了。

即使没有搞错，这种说法仍然颇有流弊。我自然想起十多年前，新闻界曾有过关于“消息写作散文化”的争论，人民日报的梁衡是反对这种提法的。他认为新闻与文学的本质是不同的，他从两者的功能、选材、修辞、文字结构、审美取向等12个方面作了区分，认为新闻可向文学借鉴，但是有限度；而提倡“散文化”，则有可能导致新闻内容的失实与新闻功能的弱化。（《消息不能散文化》，载《新闻出版报》1996年9月2日）争论后来因事理渐明而逐步归于消歇。

林文的意思是新闻通讯可以采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虽然不是主张“散文化”，但都向“文学”靠拢的意思则是一样的。这种看法倘不是有节制、限范围地提出，实为虚假新闻或不实新闻的产生又增加了一个成因。个中道理显然，在此不再赘述。

关于“文史不分家”

在作者看来，既然《史记》与报告文学是如此的“不谋而合”，自然就得出“文史不分家”的结论，并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见解作为其佐证，说“在这里正体现出‘文史不分家’的真谛”。

林文通篇谈的是“史”（《史记》）与“文”（报告文学），在这里忽而提出“六经”，以替代“文史”中的“文”，未免突兀，故不可不稍作辨析。按照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实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经”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源头，是经典。六经为《易》、《书》、《春秋》、《诗》、《礼》、《乐》，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结晶，后来各种文化支流莫不导源于此，因此“经”具有至高的文化地位。而“文史”中的“文”，则是指文士的诗赋词章之类，多归于集部。将章学诚所云的“六经皆史”，视同于“文史不分家”，未免有些牛头不对马嘴。

其次，将章的“六经皆史”，理解为“文史不分家”，实是大大误解了章学诚。章重提“六经皆史”，其意本在打破“六经”的至尊地位，表明它不过是三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实的记载而已。而对“史”与“文”的严加区分，正是章的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关于“史笔”与“文笔”

林文认为，“中国的文笔、史笔和记者之笔一脉相承”。这是不明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所致。章学诚曾明确表示，文人不能修史。

诚然，在两汉先秦时代，风尚质朴，以文记史，文史大致是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史记》，既是历史著作，也可视为文学作品。但自汉魏以降，文与史逐渐分道扬镳，两者各自有了明确的功能分工：“史”是历史事实的真实记载，以见历代的治乱之迹；“文”是文人墨客描人状物、言志抒怀的文字。于是两者的写法也有了相应的区分，从而形成“史笔”与“文笔”。章学诚指出：“余尝论史笔与文士异趋，文士务去陈言，而史笔点窜涂改，全贵陶铸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机巧也”，“文士为文，不知事之起讫，而以私意雕琢其间，往往文虽可观而事则全非；或事本可观而文乃不称其事”。（见仓修良《章学诚和〈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84年版）

可见“史笔”是对历史材料的搜集、甄别、剪裁与编排，述而不作，意在求实以存信史；“文笔”则务去陈言，逞露才华，旨在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所以章对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所修的历史著作都颇有非议，认为他们虽然是文章的“泰山北斗”、“千古宗师”，而于史学史笔“非其所长”。所以“文史不分家”并非史学的进步，而恰恰是一个倒退。

关于《史记》文学性的认识

对于《史记》中一些文学性的描写，从史家的史学角度来看，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地方。林文所举的《史记》描写人物的例子，虽然生动传神、栩栩如生，但这些细节的真实性却可能成为问题。

正因如此，有论者甚至提出“《史记》非史”的看法：“历史要存其真，便必须审慎地采取较为笼统、概括的手法去记述，否则一涉描摹，便有‘失真’的危险”，“随着时代的推移，史官的‘文学热’终于渐渐消退，历史意识再占上风。史官开始抛弃熠熠生辉的文笔，而着重严谨、平实的史笔。这绝不是说后世的史官缺乏才华，而是标志着历史观念的进步。试看二十四史，除了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越后出的史书，越难找到脍炙人口的名篇，其原因在此”。（周锡：《再论〈史记〉不是史》，载《明报》月刊1990年第4期）

周的看法虽然有些偏激，但能看到历史著作写作的内在要求，是很可贵的。历史著作所承载的任务（或功能）是存信史，而不是向人们提供轻松有趣的消遣，其文字是简括准确、不事雕琢的。许多论者主张新闻写作少用修饰词，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关于“夹叙夹议”的问题

林文认为，“还值得一提的是《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这也是司马迁独创的一种体例”，“用现代的说法就是‘夹叙夹议’。所以‘夹叙夹议’，发明权似应属司马迁”。这个说法不尽妥当。

《史记》在每篇人物传记的末尾都有一段“太史公曰”的文字，是史家对所传人物的结论性的专评，这种史传体例确乎由司马迁创立。但将其视为纪传文的“夹叙夹议”，并不恰当。所谓“夹叙夹议”者，应指在记述的过程中随行文的需要而发表议论，“叙”与“议”是浑然交融在一起，它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不一样。

不过林文所谓的“夹叙夹议”写法，在《左传》中倒有。唐朝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论赞》开首就云：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如在“隐公三年”的传文中，以“君子曰”发议论；在“隐公十一年”的传文中，以“君子谓”发议论，均是。所以倘若要说“夹叙夹议”发明权的归属，或应归之于左丘明。其实，《春秋》的另外两传《公羊传》与《梁传》，也有夹叙夹议的写法。

应该说，林帆先生此文的用意是好的，希望我们的新闻写得更好些，更能吸引读者，只是纰漏也宜提出来而加以商讨。上述的意见是我读后想到的，如实写来，未必尽当，还请林帆先生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