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时节舞鱼灯

元宵节是继春节之后的第一个传统佳节，在各地的节日风俗中，尤以赏花灯的场面最为热烈。唐代时，长安城的灯市非常热闹。唐代诗人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诗云：“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该诗描绘了上元节灯月交辉、游人如织、热闹非凡的场景。到了宋代，元宵夜观灯更是盛况空前，坡诗云：“灯火家家有，笙歌处处楼。”

一夜鱼龙舞

在元宵节夜晚千万盏形态各异的花灯中，最为抢眼的算是鱼龙灯。元宵节舞鱼龙灯的习俗在我国历史悠久。

东汉张衡《西京赋》中就有鱼化龙、龙化鱼的记载。两千多年前，在西汉京都长安，鱼灯、龙灯及鱼龙文艺已盛极一时。

宋朝词人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中曾赞美元宵节时民间艺人通宵达旦舞鱼龙灯的盛况：“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词人极力渲染元宵节观灯时的热闹景观，他先写了灯火辉煌、歌舞欢腾的热闹场面：花千树，星如雨，玉壶转，鱼龙舞。满城张灯结彩，盛况空前。接着，词人描写了游人车马彻夜游赏的欢乐景象。全词构思新颖，语言工巧，曲折含蓄，余味不尽。悠扬的风箫声四处回荡，玉壶般的明月渐渐西斜，舞了一夜鱼龙灯的艺人们仍不知疲倦，笑语喧哗。“一夜鱼龙舞”，充分说明了鱼龙舞在花灯表演中所担负的重要角色。

辛弃疾这首《青玉案・元夕》生动地再现了宋朝元宵节时表演鱼龙舞的习俗，该习俗历经千年而不衰。那么，究竟什么是鱼龙舞呢？

其实，鱼龙舞是鱼灯和龙灯混合表演的舞蹈，它和分布在广东深圳沙头角的鱼灯舞、广东梅州大埔县百侯镇的鲤鱼灯舞以及福建莆田黄石镇的九鲤鱼灯舞，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上三个不同地区、不同称谓的舞蹈均为鱼龙相伴的舞蹈，只是没有叫“鱼龙舞”。仔细观察便可发现，鱼龙舞的称谓更为准确。笔者分析，这三地的鱼灯舞、鲤鱼灯舞、九鲤鱼灯舞和宋代的鱼龙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可以说，元宵节的鱼龙舞皆来源于古代源远流长的崇鲤观念。

鲤鱼崇拜

鱼龙舞之所以能够成为古代节日文化所展现的重要表演习俗，源于古人崇鲤观念的形成。这一观念可以追溯至六千年前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出土的彩陶上生动的鱼纹。半坡先民对鲤鱼的崇拜是古人崇鲤观念的源头。崇鱼是从人们日常从事的捕鱼生产发展而来的。人们把有关鲤鱼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加以神话，将鲤鱼视为神鱼加以膜拜，并发展到以鱼为图腾的原始巫术舞蹈。这种发轫于巫术的舞蹈对后世鱼龙舞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根据文献记载，鲤鱼是我国流传最广的吉祥物。对鲤鱼的崇拜古代早已有之。《史记・周本记》上载有：“周王朝有鸟、鱼之瑞。”相传春秋时，孔子的夫人生下一男孩，恰巧有人送来几尾鲤鱼，孔子“嘉以为瑞”，于是，为儿子起名鲤，表字伯鱼。可见，以鲤为祥瑞的习俗在春秋已经普及，这与《史记・周本记》关于周朝之兴有鸟、鱼之瑞的记载是吻合的。从商代晚期的出土文物可知，鱼形玉器明显增多，这一时期也是我国鱼形玉器出现的高峰期。它反映了商代时人们的崇鱼观。在我国古代文献、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中，均可以找到关于鱼灯的记载。南朝梁元帝萧绎曾作《对灯赋》称赞道：“本知龙灯应无偶，复讶鱼灯有旧名。”

为什么鱼龙舞总是鱼龙相伴，彼此不弃不离？鱼和龙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鲤鱼跃龙门

元宵节表演的鱼龙舞总是鱼龙相随，给人们留下了“鱼龙混杂”的印象。宋代《埤雅・释鱼》上记载：“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也就是说，只有鲤鱼才具有这种本领。《本草纲目》称：“鲤为诸鱼之长，形状可爱，能神变，常飞跃江湖。”清代《辛氏三秦记》记载：“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不上者为鱼，故云曝鳃龙门。”唐朝大诗人李白专门为鲤鱼跳龙门写了一首诗：“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 半坡人面鱼纹盆中人、鱼、盆平面关系呈现鱼祭祭坛图

按照民间传说，凡跳过龙门的鲤鱼即可变成龙，即与《西京赋》中“鱼化龙”的说法相吻合;没有跳过龙门的鲤鱼“归来伴凡鱼”，是否为“龙化鱼”的再现呢？无论是“鱼化龙”，还是“龙化鱼”，均反映了“鱼龙合一”以及它们之间极为特殊的关系。也有记载显示，“归来伴凡鱼”的既不是原来的鲤鱼，又不是飞过龙门的飞龙，而是在“鱼化龙”中经过变异的一种非鱼非龙的神物――鳌鱼。但这一变异在传说故事中是以鲤鱼“偷吞了海里的龙珠”实现的。

相传在远古时代，鲤鱼想跳过龙门，飞入云端升天化为龙，但由于它们偷吞了海里的龙珠，只能变成龙头鱼身，人们谓之鳌鱼。鱼龙的特殊关系在深圳沙头角鱼灯舞和莆田九鲤鱼灯舞中均有反映。而且，鳌鱼形象基本一致，均保持了龙头、龙角、龙须，其身上却布满鱼鳞，保留鱼尾。鳌鱼的形象与“鱼化龙”或“龙化鱼”的传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鲤鱼跳龙门”的传说故事在我国流传很广，为今天的人们研究鱼龙文化及其演变提供了的重要史料和线索。 鲤鱼跃龙门

民俗活化石

传承至今的鱼灯舞是研究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它们传承千百年而不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鱼灯舞既有相互联系的共性，又具有鲜明的个性。下面仅以闽粤地区的鱼灯舞为例简要介绍。

深圳沙头角鱼灯舞是清康熙年间从粤东北地区迁入深圳沙头角的民间艺术，与该地区的吴氏族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北方鱼灯文化兴起的时间和吴氏族人南迁的历史分析，鱼灯舞迁入粤地的时间应始于吴氏族人迁入广东境内的泰伯第七十一代先祖吴宥，即从北宋开始，鱼灯舞就已经开始盛行。南宋时，吴氏宗族吴宥偕子来到粤东北大埔县湖寮村;清康熙年间，再南迁到深圳沙头角大鹏湾定居。

据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新安县志》“风俗”章节记载，“元宵张灯作乐”是民间习俗之一。沙头角鱼灯舞也正是在元宵节表演的广场舞蹈。其表演形式以众鱼围绕“神鱼”黄鳢角展开，其“鱼龙混杂”的表演源远流长，源于原始的鱼祭巫术舞蹈。整个舞蹈呈现了群鱼献祭的主题。其中，舞蹈的重点角色“黄鳢角”即为鳌鱼的化身。

据当地老人吴马生回忆，吴姓族人在清字辈已有鱼灯舞表演。根据沙栏吓吴氏三世祖（贤字辈，所处年代为清朝乾隆年间）吴希贤的墓碑刻文记载：“吴清意，享寿93岁，龙马精神，芝兰满目，膝下班衣戏绿。”此碑刻印证了吴马生老人“吴姓清字辈已有鱼灯舞”的回忆。

梅州大埔县百侯镇的鲤鱼灯舞也被称作“五鲤跳龙门”。五鲤由一雄四雌组成，唯一的一条雄鱼，即为青色的鳌鱼。但鲤鱼灯舞的鳌鱼并不是真正的鳌鱼灯，而是以表演者举的一种青色鲤鱼来代替，只是表演者有特定的装扮。据说，当地的鲤鱼灯舞始于250多年以前，是族人杨缵绪从陕西带来的，此人是清康熙辛丑进士，乾隆二十二年（1812年），任陕西按察使。大埔县侯南村鲤鱼灯舞在传入南粤的时间上接近沙头角鱼灯舞，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该鲤鱼灯舞来源于民间传说。据传说，大禹治水后，万民庆贺，有五尾金鲤溯河而上，前来庆贺，力跃龙门。舞蹈分为“出草”“相会”“游戏”“交尾”“冲浪”“跳龙门”“庆祝”共7个小节。

该鲤鱼灯舞保留着清晰的传说故事。舞蹈由5位年轻的女子表演。从舞蹈保留的汉乐、汉服等汉文化现象分析，鲤鱼灯舞深受汉代乐舞百戏的影响。汉代的乐舞百戏，其“舞伎多见头梳高髻，穿紧身上衣、长袖，齐膝短裙或宽松长裤，凸显舞者的形体之美，以便表达或轻柔或刚烈的情感。长而委地的束腰舞衣，限制了下肢的激烈动作，便于表达委婉飘逸、娴静婀娜的舞姿，以腰部和手、袖动作为主”。大埔百侯的鲤鱼灯舞仍延续了汉代“束腰舞衣”的基本特点，尤其是表演鳌鱼的女子头上戴的头圈前的尖状物，颇有原始面具遗风，它和半坡人面鱼纹头部的尖状物颇为相似。 广东梅州大埔县百侯镇5位女子表演的“五鲤跳龙门”

莆田市黄石镇沟边村的九鲤鱼灯舞，源于唐代“百戏”，成于宋元，盛于明清，距今已有千余年历史，是从正月元宵节的节灯中分化而来。表演时，9条不同的鱼在龙珠灯的引导下出场。这里的龙珠灯是一对儿长柄龙珠灯，主要作用在于导引九鲤飞跃龙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表演者还专门制作了一座龙门道具。 鱼灯舞中群鱼献祭神鱼黄鳢角的情景

据清朝吴震方《岭南杂记》中记载，“潮州灯节”就有“鱼龙之戏”。这与莆田黄石镇现存元宵节舞“九鲤”的出现时间相同。由于“鱼龙之戏”和“九鲤鱼灯舞”相似，因此，也有人认为“九鲤鱼灯舞”极有可能是当地人去潮州做生意或做官时从潮州带回莆田的民间舞蹈，因为“九鲤鱼灯舞”只限于莆田黄石镇沟边村。看似孤立发展的九鲤鱼灯舞，实际上仍与外界的鱼灯文化具有一定的联系。笔者于2013年9月赴莆田考察时，发现当地的九鲤鱼灯舞和深圳沙头角的鱼灯舞，无论在舞蹈动作，还是在鱼龙组合上，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国元宵节的鱼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源于原始鱼祭宗教巫术的沙头角鱼灯舞、粤东北地区大埔百侯的鲤鱼灯舞，以及福建莆田的九鲤鱼灯舞，它们虽然地域不同，却同为元宵节花灯中的表演节目;尽管它们的表演人数各异，却都有鳌鱼和众鲤鱼相伴，与“鲤鱼跳龙门”的传说故事吻合;虽然它们在名称上不一，但同属于“鱼龙舞”的文化特征。从其鱼灯舞蹈的表现内容、源流和传承发展来看，三者均呈现了绵延不断和经久不衰、较强的独立性和生命力。

毋庸置疑，闽粤地区的鱼灯舞与中原古代文化和民俗节日中的鱼龙舞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变迁中，不断吸收地方文化的精华，经过冲突、融合、再冲突、再融合，才发展到如今人们在元宵节花灯中所看到的精彩纷呈的鱼龙灯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