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静寰、麦尔·威斯特访谈录:让每所学校都成为好学校

前言：每所学校都想成为好学校，每位教师都想成为好教师。但是，这对于许多学校和教师来说还是那么遥远。近年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育学院合作开展的学校改进项目，旨在借鉴英国的学校改进理念，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改进”模式与理论。几年的实践已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为此我们请到了该项目的中英双方负责人：清华大学史静寰教授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迈尔.威斯特（Mel West)教授，请他们谈谈有关情况，希望对中国的学校改进有所帮助。

史静寰，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专长为教育史、国际与比较教育、教师发展、性别与教育等。现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但仍关注基础教育的改革问题，主持大学参与基础教育改革与教师发展的相关课题。

麦尔.威斯特，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曼彻斯特大学教育学院现任院长。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与领导力、教育经济与财政等研究。在英格兰、香港等地长期进行学校改进项目研究，在学校改进领域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

洪明（以下简称洪）：我们知道，作为中方项目的负责人，您原来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工作，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去关注中小学学校改进――这样实践性非常强的事业呢？

史静寰：我从事教育工作已经30多年了，当过中学老师，也培养过中、小学老师，一直很关注教师和学校的发展问题。我深深地知道：每个当老师的人都想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精彩，每个学校也都想成为让师生为之骄傲的学校，但是，理想和现实之间，时常会出现落差，美好的愿望并不总能成为现实。所以，走进基层学校，切实帮助一线教师成长，实现他们的梦想首先是出自于我个人内心深处的责任和情结。

其次是社会变革和教育变革对我们教育研究者提出的挑战。当前，中国正处于不断变动的转型时期，社会对教师的期望越来越高，教师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各种教育与培训铺天盖地，教师接受了大量新教育知识和信息。客观地说，这些知识和信息大体上反映了当今教育研究的最新成果。但遗憾的是，对于教师来说，这些未必能成为教师改进教学的动力和资源，甚至许多教师反映，接受了某些培训之后，他们的教学能力非但没有提升，反而失去了教学的自信，变得不知所措。如何寻找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化解外在的培训与教师内在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

如果我们把学校改进的主题纳入“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就可以清晰地发现：学校置身于社会环境的巨变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日益加快的城市化步伐、人口流动和人口结构的变化等，都构成了对学校改进的外在压力。不管学校与教师是否愿意，是否准备好，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他们都必须应对外界大环境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如何使学校和处在一线的老师更有准备、更加自信、自如地应对变化，成为“变革动力的专家”，是教育研究者、教师培训者在现阶段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同时也是学校的变革与改进期，在这一时期，研究型大学必须参与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大学的研究者，当然可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改革的最前线，但是不能再去重复那些已为一线教师所厌弃的灌输性培训或“我出思想、你来实验”的单向式研究模式。我个人认为，要真正使教育理论走向教育第一线，不能靠硬性灌输，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教育实践者的头脑中，也不要指望把自己的教育理论完全照搬到教育实践者的知识体系之中。

洪：现在类似学校改进、教师培训的活动比较多，很多都大同小异，中英学校改进项目的主要指导思想是什么？有哪些特色呢？

史静寰：我们目前所进行的学校改进项目（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 SIP）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育学院与中国不同地区的7所普通中小学合作，项目有两个基本目的和指导思想：一是在项目学校中坚持“以学生的需要和发展为根本，以教师的需要和发展为途径，以学校的需要和发展为目标”，探索通过提升教师来改进学校、改善学生在校经历的有效方式。二是通过实施项目，探索重点大学和教育研究机构参与基础教育改革实验研究的新路径；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学校改进”模式与理论。我们之所以选择“校本行动研究”作为本项目的实施模式，就在于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由内向外的改革与发展，是一种以教师的能力建设为基础、有根基、可持续的学校改进与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大学研究者与中小学一线教师之间得以建立一种新型的工作关系：是目标相同、但工作分工不同的伙伴；是角色不同、但地位平等的合作者。

洪：中国的学校改进为什么要选择与曼彻斯特大学合作的方式呢？

史静寰：从世界教育发展潮流和已有的教育研究文献来看，国外一流研究型大学参与基础教育改革，直接和中小学一起进行学校改进的做法非常普遍，英国曼大教育学院和迈尔本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富有经验，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但是，要把国外的经验转化成中国教育改革的现实，仅靠学习现成理论和已有成果还不行，因为，中外毕竟在教育发展、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与国外一流教育研究机构的直接合作，可以使我们更便捷地获得国外学校改进的最新发展资料与动向，更清楚地发现我们在认识方式上的异同，更多元地思考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更有效地构建融合外域和本土经验的学校改进模式。

洪：请您具体谈谈你们开展学校改进的基本理念，以及目前所取得的成效。

史静寰：首先要认识到，教师能力的提升是学校改进与发展的基础。学校改进项目的基本前提是，一线教师具有追求发展的潜力和愿望，他们在长期工作中所积累的实践知识、实践智慧是教师发展的宝贵资源。项目所要做的是，通过大学研究人员参与一线教师在学校实景中进行的行动研究，培养教师的反思性学习能力，形成学校的实践研究群体和氛围，将个体教师的实践性经验转变成可不断提练和升华、可持续运用和推广、具有普遍意义和解释力的知识与能力。

其次教师的培训应该突出实效性。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我们也组织培训，也强调研究，但是我们的培训不是讲授式培训，更多的是通过参与研究的过程来进行；我们的研究也不是传统学究式研究，而是以教与学的主体――教师、学生为研究者，以教与学的动态过程为研究对象，以教与学的行为改变为特征，以教与学的质量提高为目标。要知道，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教师自己的发展，外界因素只能起到刺激与某种程度的引领作用。正如一所项目学校的校长所说：每个教师都是一座活火山，对他们潜能的开发可以引爆学生的潜能。而“学校改进”这个项目，就是这个活火山的激发因子。

培训和研究的关键是不能离开学校发展的总目标和教师的需要。从项目开始时起，我们就引导培训学校核心组成员自己去发现学校需要改进的方面，有针对性地制定行动计划，在具体行动中不断反思、学习，校定目标，调整计划，使学校改进的过程不断持续下去。对老师来说，项目的研究对象就是老师的日常工作，老师每天都在工作，也每天都在做研究，这样的研究并不额外增加教师的工作负担，但却使他们的工作更出色，而且使教师学会在工作中学习、研究，在日常工作的过程中提升自己、改进学校。

第三要注意让教师参与调查，发现学校问题，共同聚焦问题，提出切近教师实际的对策。老师们参与到学校问题的调查中，会更有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参与学校调查也使教师们看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具有了研究的针对性和亲历性。然后是对问题的分析和聚焦，这是一个需要大学研究力量具体支持和帮助的过程，也为理论联系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结合点。我们一般是通过和老师一起进行案例分析的方式进行问题聚焦，这也是对老师们很有帮助的培训。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并不直接进行理论知识的灌输，而是通过对相关实践问题的讨论，使教师思考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一旦老师们发现自己身边的问题可以联系到相关理论发现，他们会很有兴趣地主动学习更多理论。接下去的行动方案设计，为教师们提供了运用学习成果的好机会，这样的过程调动了老师们的学习、研究的积极性，也使他们的学习与研究能力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升。

需要提醒的是，由于每个学校的具体情况不同，不能强求一致的改进目标和方式，而应根据不同的校情，发现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帮助。很多参与项目的老师们说，这个项目贴近自己、贴近学生、贴近实际工作，行动研究的实践性、亲历性以及强调在过程中改进、在实践中提高的特点也使自己能够胜任。可以说，这个项目的进行丰富了教师对“研究”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使教师们在多年教学实践中积累的才华得以展现。我想，这就是效果。当然，无论是教师发展，还是学校改进都是永无止境的事业，这个改进的进程很难，但却非常有意义，我们会继续走下去。

许立新（以下简称许）：威斯特教授，您好！中英合作开展的学校改进项目借鉴了英国的学校改进的基本理念，并得到了您本人的大力支持。作为英方负责人，请您首先向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英国学校改进的主要理念。我们知道，学校改进就是想让每所学校都成为一所好学校，您是如何看待好学校标准的？

威斯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学校改进的这一主题涉及的问题很多，例如，作为研究者的教师；对课堂中教与学的关注；教师发展；教师的主人翁精神、敢于承担责任和领导力；发生于学校之中的关系；学校文化变革；共同实践的教师群体（community of practice）；对教师职业更加深刻的理解；学校管理的过程与结构；社区与学校外部参与者；教师的价值观等等。当然，每所学校的背景和发展愿景是不一样的，学校改进的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但我想，以上这些因素与学校改进是密切相关的。

这里我想区分两个概念：有效学校与好学校。在英国，家长一般是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来判断一所学校是否是有效学校（effective schools）。也就是说，成绩好的学校是有效学校，但是有效学校却未必是好学校（good schools）。好学校是指，无论学生原有的知识与技能如何，学校都会试图让每个学生能得到适合自己能力的发展，这不是仅仅通过学业成绩来判断的，而是全面衡量的，比如重视学生的社会能力、合作意识等等。但二者不是没有联系的，所以从国际上来看，学校改进这一主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意思：一是学校有效性的提高，二是学生经验丰富性的提升。

现在，中国有许多学校都急切地想成为有效学校，以应对考试的外在压力。但这样一来，就会使学生的学习变得不快乐，学校不再是让孩子们感到快乐的地方。我们不反对有效学校的标准，但我们更加强调以学生经验的丰富性作为标准。比如说，孩子们是否更喜欢上学，他们是否更喜欢在学校开展的一切活动。如何使得学生的经验更加丰富？我们必须把目光聚焦在课堂。教育中最主要的活动产生于课堂，最重要的关系是师生关系。全世界似乎都在争辩，认为好学校的标准就是学校的政策与领导力。这两者当然很重要，但就其重要性而言，它们无法和师生关系相提并论。学校改进就是以师生关系为出发点，以提升师生关系质量为最终目标。举例来说，你可以想一想，你的女儿放学回家后，在谈及学校时，她谈到最多的是什么？不是校长的办学方针，更不是国家的教育政策，而是她的老师如何对待学生的言行举止。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考试成绩未必反映学生学习的真实情况，往往更多反映的是孩子身处的家庭背景。假如你告诉我北京市中小学学生考试成绩的状况，我就能推断北京的中产阶级一般都集中在哪些学校，但我无法告诉你究竟哪一所学校是好学校。你知道，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教师恰恰是在那些比较差的学校中工作的。反之，在取得好成绩的学校中，未必个个教师都是优秀的。

许：在中英合作中，您不仅提供了英国学校改进的先进理念，还不辞辛劳地参与了大量的实践。在您看来，当前中国学校改进过程当中面临的主要障碍（困难）有哪些？

威斯特：当今时代是一个数据丰富的时代，有关学校的信息，现在比以前多得多。整个社会对学校的干预越来越多了，对学校的检查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有关学校的领导力和管理的信息越来越多。就在我这次来中国之前，我看到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Ofsted）数据统计显示：英国40%的中学都不合格。但要知道，无论你采取何种方式统计，总有40%的学校处于排行榜的末端，因此，批评处于中等水平以下的学校是毫无道理的。伴随着学校改进的步伐，一方面一些学校在取得进步，另一方面总有一些学校会处于末流。在我看来，学生学习经验的质量如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中国学校改进过程中有多种多样的问题。中国有2亿多学生，这一庞大的学生数目几乎是英国、法国和德国三国人口数的总和。由于学生数多，中国只得保留许多大班，课堂教学越来越像讲座一样。为了控制纪律，老师不得不要求学生上课不要讲话，这影响到了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在中国，还有许多没有得到适当训练的教师，尤其是在西部地区，高素质教师的数量不像北京、上海那么多，教师的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当然，中国教育中还有许多更加细微、更深层次的问题。首先家长的观念是个问题。中国的家长似乎对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什么根本不感兴趣，只关心孩子考了多少分，过分重视考试结果而不重视学习过程。当然，孩子们自身也存在着问题。他们习惯于学习事实，习惯于短时记忆，就如同计算机程序一样。考什么，他们就学什么，等到考试结束以后，一切都忘了。这不是深层次的学习，不是真正的学习。我曾和许多学生谈论过他们的学习问题，但他们都抱怨说脑子不好，记不住。我告诉他们，有那么多事实需要记忆，怎么可能记得住呢？孩子们习惯于死记硬背，缺乏批判意识和质疑的精神。假如有一天老师想做出教学的改变，孩子们往往是不会答应的。这些问题与中国当代的经济飞速发展是不相适应的。雇主们需要拥有各种能力的人才，需要大批有创造力的毕业生。但中国的教育制度却偏好传统知识，这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在某种程度上，你们的教育制度限制了学生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当然，现在的确有许多变化正在发生。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一些地区的教育毫不逊色，例如北京海淀、朝阳的一些小学就办得非常成功。但问题是，这类学校的数目还远远不够。

中国教育的差别很大。作为旁观者，如果到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你会看到许多真正的好学校，这是21世纪的学校。但在西北地区，比如到经济欠发达的甘肃、云南、四川等地，你就会发现仍有许多很差的学校，那些是19世纪的学校。概括中国的教育真是太难了！在中国西部地区，有的学校几乎没有什么资源，老师们用的都是东部地区捐赠过来的教科书，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居然还能坚持下来，这真是个了不起的奇迹。而且，即便是在条件如此糟糕的学校里，孩子们还是一步步跟着老师走，中国学生求知欲之强烈是欧洲学生无法相比的。面对求知欲如此强烈的学生，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令人感到欣喜的是，你们的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正在设法大力解决这些问题。

许：您能否简要谈一谈您对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看法？

威斯特：在英国，其实并没有国家课程，而只有国家教学内容。我对中国课程改革的了解不是很多。2000年以来的中国课程改革，关注学生的主动学习、问题解决学习、小组合作学习等多种学习方式，这些学习方式在重点学校随处可见，但在乡村学校里是很难看到的。在我看来，中国的课程改革是有利于城市的，对乡村不太有利。中国教育改革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是，出现了一些教育不平等的状况。人们普遍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上何种类型的学校。中产阶级似乎也只在乎自己孩子上了什么样的学校，而不管其他人的孩子上什么学校。所以，中国未来的目标是让每所学校都成为好学校！

许：在“中英合作学校改进项目”中，中国的做法给您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威斯特：中国教师的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中国教师能够在群体合作中承担学校更大的责任。一般说来，老师们都会说，应该主动去改变现状，而不是等着上级政策的改变。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中国中小学教师能够作到自我批判，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项目开展过程中，老师们都非常积极地参与，这让我对什么是教师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老师们都能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在课堂上的角色是什么。他们非常努力地工作，努力让自己的课堂教学变得更加精彩，让学生更好地学习，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许：《中国教师》是中国广大中小学教师自己的刊物。通过《中国教师》，您想对中国广大中小学教师说点什么？

威斯特：作为教师一定要记住，自己的职业有多么重要和神圣！在孩子们的心目中，教师是最重要的，是无法替代的，这是上帝恩赐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由于教师担当着孩子们终身发展的责任，孩子们往往把自己取得的进步与发展都归功于他们的老师的影响，可见，教师是多么重要啊！如果社会批判教师的话，你们不用担心。实际上，在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对自己的教师感到满意的。这是因为社会对教师赋予的期望值太高。每当教师达到一个标准之后，总有更多的新标准在等待着他们。

教师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角色，一定要认识到，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就是培养公民。让孩子们通过考试很容易，获得未来工作的技能也很容易，但不能忘记他们作为公民的重要性。随着中国的进步和社会价值观的日益多元化，公民教育将会成为中国教育的最大挑战，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学校和学校教育感到不满。中国教育不能保证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大学，获得好的工作，但孩子们最终将要走向社会，教师要努力把他们塑造成为负责任的公民。这就是我要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