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校注本《钦定学政全书》的文献价值

摘要：《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所收的校注本《钦定学政全书》，以素尔讷本为底本，实施标点和校注。《钦定学政全书》详细记载了清代学政的考试事宜，是清代科举研究绕不过去的文献，而校注本对书中的名物掌故和典章制度都作了注释，降低了文献的阅读难度，不仅最便初学，也给高明提供借鉴，必能改善清代最低层科举考试的研究现状。

关键词：钦定学政全书；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科举

新世纪之交的十多年间，科举研究引起海内外不同学科领域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一度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显学”，甚至出现了构建“科举学”的倡导与实践。除了纪念与反省科举停废百年的因素之外，研究者力图突破既往分科治学的局限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受此影响，不同学科的问题意识的引入，固然大大拓展了科举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可是，不用域外及后来的观念，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充分认识与理解科举制在中国王朝各层面中的固有面貌与复杂内涵，这仍有待于研究者立足于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与大范围的实证研究。其中，密集有序地出版一系列以科举制为中心的文献资料与研究成果，无疑是提升该领域研究水准的重要途径。

就此而论，近年来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主持编纂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以下简称“《丛刊》”)，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关于《丛刊》的学术价值与贡献，前贤已经多有论及，似毋庸赘述。然而，如果考察《从刊》所收文献的形成史事及其问题，不仅可以具体揭示该文献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而且能够与《丛刊》的整理工作相互补充。今以《丛刊》所收的《钦定学政全书校注》为例，通过梳理《钦定学政全书》的编纂、续修历程，及其与清代科举、学校政令的关系，从而凸显其文献价值与整理者的贡献。

一、素尔讷本《钦定学政全书》的成书

《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所选的底本，是乾隆三十八、三十九年间素尔讷主持纂修的《钦定学政全书》。该版本的《钦定学政全书》也是既往学者论述清代学政职能及各地府州县学校问题时常常引用的政书，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此前，该书虽有影印本行世，却并无标点本或校注本。有鉴于此，霍有明与郭海文两位学者第一次对该书进行了标点和校注，裨益学林，实非浅鲜。笔者详人所略，就《钦定学政全书》的编纂史事进行论述，从而展现该书的编纂与当时文教政令的关系。

清朝统治者历次开馆编纂本朝政书，并不仅是纂修书籍的举措，还是重新厘定既有政令规章的要政。作为各省学政事宜的政书，以礼部编纂的《学政全书》和《钦定学政全书》最为重要，是各省学政考校学校事宜的指引。它们的编纂也具体地反映了清代学政制度及学校政令的变化与流弊。

《学政全书》的编纂究竟始于何时?史无记载。明代中期已设各省提学官，但尚无《学政全书》。万斯同撰《明史・艺文志》记有《学政格式》一书，与清代《学政全书》有何关系，难以遽下结论。乾隆以前的清代诸朝政书，未见记载《学政全书》的编纂事例。至乾隆年间重修的《钦定大清会典》始称：清初定制，礼部三年修一次《学政全书》，颁发直省督抚、学政，分发各府州县学，以示遵循。而查阅康熙年间学政的诗文集，确实有提及《学政全书》。如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1699～1702年)的江南学政张泰交，任内所作《批马某等呈》中说“查《学政全书》内开”事例，可见其时已有《学政全书》通行各省。不过，是否如乾隆朝会典所载“三年一修”，尚有可疑之处。

雍正十年(1732年)六月二十七日，广西学政赵晃在奏请续编刊布《学政全书》事宜时，论及康熙朝编修《学政全书》之事，称：“学政一切事宜，除载《会典》外，另有《学政全书》颁发学臣。自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刊布后，未经续增。”因此，张泰交文集中所提到的《学政全书》似乎应是此版。

赵晃同时声称：内外大小臣工所陈学政事宜，一经皇帝裁定，即为定例，颁发各学政遵照实施，自康熙二十七年后议准的学政条奏等文卷，虽存于学政衙门，“但历年既久，案牍繁多，且现行事例有经更定”，与《学政全书》不符者已多，应当由礼部将历年来的谕旨及部院衙门议准条奏学政事宜奉旨允行者会萃纂辑，分条晰类，编辑刊刻成书，颁发直省督抚学政，以昭法守。再由该省照式刊刻颁发各府知府、直隶州知州和教官，一体遵守。此奏虽经雍正帝谕令礼部议复，但并未完成《学政全书》的续纂。

雍正帝逝世后，未竟事宜由其子代为完成。乾隆五年(1740年)，乾隆帝特命礼部纂成《学政全书》，经恭呈乾隆帝阅览裁定后，“钦定成书”，共八卷。此即为《钦定学政全书》，由武英殿刊刻颁发，以便各省学校遵守。这是清代首版《钦定学政全书》，标志着清代学政制度经历长时期的调整，渐趋稳定。因为当时学政事务的条例相对简略，所以《钦定学政全书》编排时没有分别门类，只是按年编排，与此后《钦定学政全书》的体例差别很大。

乾隆五年以后，历年议定的学政事例，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由礼部编纂为《续增学政全书》，与《钦定学政全书》并行，俱校刊颁行。因为乾隆年间的学校制令随着政治经济的兴盛不断地进行调整变动，而既有的《钦定学政全书》编纂简单，缺乏整齐划一，与“现行事例多有参差”，所以重辑《钦定学政全书》的呼声高涨。

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九日(1767年1月9日)，陕西学政吴绶诏鉴于上次颁行《学政全书》只载人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四月以前事例，其后事例虽经礼部陆续札给文书知照在案，但学政与书吏时有更替，学政衙门所存的文卷参错，间有失落，遇事检查文卷，不无遗漏之处。此外，学政虽将礼部札文转饬各学，却因教官新旧更易，案稿不全，以至于各地学校所依条规常有拘泥成例的现象，无法执行新例。因此，吴绶诏奏请下礼部，将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以后凡奉旨议准有关学政事宜，按照原版《钦定学政全书》，分别卷帙条目，以次编纂成书，经钦定后刊刻颁发各省。各属再遇有应办学校事宜时，可查照办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礼部议准吴绶诏的奏请，定于每十年重修一次《钦定学政全书》。

礼部遵旨议奏后，着手准备编纂事宜，但迟迟未能开馆。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773年1月13日)，湖南学政褚廷璋奏称，到任后查阅学政衙门交存书籍，“内有《钦定学政全书》一部八卷，《续增学政全书》一部四卷，一切事例纂至乾隆二十一年止”，其后各年的政令虽有增删改易，由部议准条例未能编入，不免缺而不完。而各省通行条例，“学政衙门虽有案档可稽，但学政经年按试各属，恐案档携带未全，一时检阅不周，或仅照现在《全书》所载办理，转多疏漏”。因此，储廷璋奏请是否即于考试之暇，将学政应行增纂条例，次第编人，书成后呈阅裁定。此外，他提出《钦定学政全书》应仿照各部院则例纂修事例，确定重修周期，以便随时增补。这些均奉旨允准。

乾隆三十八年(1774年)四月，礼部奏定体例与门类后，立即调选书吏多名，开馆办理纂修事宜。至于湖南学政储廷璋奏请自行增纂《学政全书》一事，礼部以为“各省学制员额情形不同，无论湖南一省档案不全，不足以该全书，即辗转于各学臣咨询查，恐俱屡经官吏更替，文卷阙佚”，既然礼部已开馆修书，

应令储廷璋停止增纂事宜，统由礼部增辑告竣时，一体颁发。奉旨依议。

礼部官员认为，原《钦定学政全书》的条例简略，门类近似者多合载一处，后续增人的案例，也沿袭旧本编纂。乾隆五年至三十八年间(1740～1774年)，学政条例日益繁剧，故而政书的门类也需要认真厘定，否则外省学政可能因为翻检困难，以致事案办理参差不一，于现行事例不能悉数遵照办理，反而令礼部一一指驳。因此，他们督率纂修人员，将原书门类重新删改，“所有积年钦奉谕旨，及臣条奏经部议复各案，凡有关于学校者，俱按门编入，共成八十卷”，乾隆三十九年告竣，由武英殿刊刻颁发。这便是理藩院尚书署礼部尚书素尔讷主持纂修的《钦定学政全书》。

素尔讷等人纂修的该版《钦定学政全书》在民国以来流传较广，影响也最大，是此前学界普遍征引的版本。这大概也是霍有明与郭海文两位学者选取该版本为底本进行整理的原因吧。

二、麦尔讷本之后《钦定学政全书》的续纂

需要指出的是，霍有明与郭海文两位学者选取的《钦定学政全书》，并非清代最后版本的《钦定学政全书》。《钦定学政全书》的续纂问题，也是影响清后期各地文教政令的关键。

乾隆三十二年定制：《钦定学政全书》每隔十年重新纂修一次。揆诸史实，这条“定例”实际上并没有照实执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在礼部堂官王杰、广兴等人的主持下，才完成了新版《钦定学政全书》的续纂工作，共计八十二卷。该版的特殊之处在于，礼部奏准后“交由参加纂修的供事等备办板片刊刻，以期迅速竣事。故此为礼部刻本。”不过，该版本的影响力远不及此前素尔讷主持纂修的版本。

乾隆、嘉庆之际，清朝已不能按照十年之期开馆修书，主要原因在于“例案增改无多，是以届期未加纂辑”。乾隆三十八年以后所增例案，较多是各地具体事宜的调整，涉及全国学校政令的大调整已经为数不多。这或许是素尔讷纂修的《钦定学政全书》在学界流传较广的原因之一。

嘉庆十五年(1810年)，距上次纂修完成《钦定学政全书》已过17年。礼部认为理应将历年来的增删条例分门别类，重加编辑，遂调拨书吏开馆办理。关于这十数年的例案，经纂修官逐案检寻核对，又咨行各省学政稽查实际执行的成例，将历年来钦奉谕旨，“及内外臣工条奏改设府厅州县增减学额，并礼部议准议驳学校事宜各案共四百九十余条，分门别类，又添人磨勘、开复、捐复、驻防四门，共五百余条，分为八十六门，每门各一卷(实将贡监事例、官学事例各析为二卷)，共计八十六卷，于嘉庆十七年编纂告竣，由武英殿刊刻颁发各省。这也是清代最后一次修成的《钦定学政全书》。

据目录书统计，现存《钦定学政全书》共有四个版本，分别于乾隆五年、乾隆三十九年、乾隆五十八年、嘉庆十七年修成刊刻，集中在乾隆、嘉庆之际。这或许也表明，这一时期的学政体制与学校政令经历巨大的变动后稳定下来。

咸丰、同治年间，遭受战乱的各省学政不能如常进行岁科考试，对以前考试条例进行变通成为常事。如身在战区中的江西省，学政冯誉骥奏请将未经考试各府进行岁科并考，即将两次考试一起进行。同治三年十二月，继任者何廷谦认为岁科并考是战乱期间“一时变通之计，未可援以为例”，但是江西省边远州郡情形，应该依照外省成例进行岁科并考。据嘉庆年间所修《钦定学政全书》记载，“如江苏之徐海、浙江之温处、湖南之永顺、湖北之郧阳、四川之夔州雅州、云南之东川昭通等处，或因道路远，或因地方苦瘠，均经先后议定永远岁科并考在案”，江西省十四府州的巡考按临，“学臣按试舟行者十之九，陆行者十之一”，南安府距省城一千三百余里，舟行须三十四日，宁都距离省七百余里，似应援照成案进行岁科并考，“则三年中士子应考，州县办县考、学臣按试俱仅一次，庶于士林之寒、地方之支应、学臣之职守，皆有裨益”。事实上，何廷谦的奏陈所反映的问题是，承平时期的制度政令如何在乱世进行变通。

何廷谦的意见得到朝廷认可。同治四年(1865年)，礼部议准，将南安府改为岁科连考，至于宁都州可以暂行岁科连考，等到地方民气恢复后，可由督抚学政奏请进行岁科分考。于是，何廷谦及后来的继任者，至少到同光之际的李文田时，都按照“新章”进行岁科连考，将奏请分考的责任留给“后任者”。

咸同以后，诸如此类政令变通的事例不胜枚举。这既反映了战乱对既有制度政令的冲击，也凸显了重新厘定新条例的迫切需求。因此，重修《钦定学政全书》的呼吁再起。

《钦定学政全书》是各省学政办理学校事务的政令依据，所记载的考试条例亦止于嘉庆十七年，再未续修。此后，各省学政遇有前后不一且无例案可循的事件，或奏明请旨，或咨部请示。这种情形若是在承平时期照常办理，经历战乱以后则往往难以措手。

此外，在战乱的冲击下，许多学政衙门留存的文案册籍并不齐全。学政每次考试时，或数案并行，并加额取进。某些事宜如生员补廪、出贡之类，已不能遵守常例，只能因时变通，“往往同一事情，此省与彼省办理两歧，前任与后任援照各异”。根本原因还在于礼部没有颁行新例，学政办理考试事宜缺乏统一的章程。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十八日，江苏学政鲍源深奏请饬下礼部增修《学政全书》。他指出，乾隆三十二年学政吴绶诏奏定，《学政全书》统以十年为期重新纂辑一次，虽然后来执行过程未能按期编纂，只于乾隆五十七年、嘉庆十七年先后增修，“今已阅五十余年之久”，应由礼部将嘉庆十八年以来所颁行条例中与学校事宜相关者，再加厘订纂辑，并将咸同军兴以来各省考试变通章程整齐划一，颁发各省，使学政及提调、教官等确然有所遵循，不至于办理时互相出入，既有益于振兴学校，也能体现王朝重视整顿教化秩序的决心。五月初六，清廷敕令礼部即将嘉庆十八年以后的学校事例按照《钦定学政全书》的体例，分门别类，重新纂辑，也将战争中暂行的变通考试条例统一化，使各省学政考校士子时查照实行。

清代政书的编纂不止将条文简单地归类抄录，还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梳理制度与厘订条例过程。时为学政的鲍源深，不仅注意到战乱后的文教之弊，而且能够洞察弊端的深层原因。如果能够从文教政令上将嘉庆年间以来的学政条例进行一次细致的梳理，不仅可以使各省学校政令的统一有序，而且能够将日益松弛的学校规制导入正常轨道。平心而论，这是清朝重新整饬文教秩序的重要时机。

然而，晚清吏治败坏，京官办事往往因循拖沓。礼部虽遵照谕旨开馆编修《学政全书》，却迟迟未能完成。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85年1月14日)，江西道监察御史汪指出，礼部承办官员固然“误于因循”，实际上还在于缺乏经费，奏请顺天府酌定征收地租，以充当礼部修纂《学政全书》等政书的经费。可是依然无果。

戊戌后，慈禧太后将维新期间变通考试办法改回旧制，不断声明《钦定科场条例》与《钦定学政全书》是朝廷抡才取士的准绳。可是新的《学政全书》仍然续而未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山东道监察御史陈璧奏陈：《钦定学政全书》为各省学政校士的准绳，士子立身的根本，“自嘉庆十七年修后，距今八十余年，累朝圣训，理应接续记载现行事例，亦宜分别汇编。虽经礼部开馆续修，久未竣事，应

请饬下礼部督率司员限期修竣，缮册进呈，恭候钦定颁发直省学宫，庶人人得所指归，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直至学政被裁撤，礼部仍然未能修成新版《学政全书》。

晚清礼部重修《学政全书》一事，最终不了了之，无异于错失了整顿文教秩序的良机。由此可见，《钦定学政全书》的内容及其编纂、续纂问题，都与清代学校政令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影响清代各省士习文风的重要因素。

三、《钦定学政全书校注》的价值

文献的甄别与选取，无疑是整理文献的首要前提。一般而言，文献重要与否的衡量标准在于，不仅要将其记载内容与前后左右的相关文献进行比较，而且须把握文献形成与流传的历史内容。通过考察《钦定学政全书》的编纂及其续纂的历史事实，不难发现该书在研究清代各省学校政令、士习文风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因此，标点与校注这样一部文献，无疑是裨益学林的善举。

除了具体名物制度的考证以外，《钦定学政全书校注》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该书以标点与校注的形式，便于学者使用。编者对《钦定学政全书》“原文排版中出现的一些错误，甚至是原文的一些疏漏，也都进行了悉心的校正”。不仅如此，关于“书中所涉及的典章制度、名物掌故等也都尽可能详尽地作了注释”。这既便于初学者及一般学者的使用和理解，又能够为高明者提供借鉴。

老辈学人多感叹青年后进读古典文献能力的衰退，其实与民国以降的国文教育有关。中国古代刊刻典籍为竖排繁体，适宜圈读而非默看，故而古人教育子弟亦从分章句读人手，实为读书识字的基本训练。随着近代教育方式的转型，从学习教科书出身的新式学生已难以适应圈读古籍的习惯，甚至连句读都感到陌生。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术传承的尴尬局面不仅仅是当下学界的一般现象，即使如民国学者胡适之辈，也常因古籍版本、校勘及标点等问题感叹“不易读”。1929年5月，胡适标点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三的“书《旧唐书・舆服志》后”，称“这是‘缠足起源沿革考’一个题目的最好一篇文章。原文甚长，颇不易读；我的光绪年翻刻巾箱本又有几个错字，更不易读。今天费了两个钟头之力，用道光十三年王藻原刻本细校，标点分段，更觉俞理初的心理细密，功力过人。”连胡适这样的学人都有此体会，遑论一般学者?这更加说明校勘、标点古籍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除了校勘与标点之外，校注古籍在当下也是一项学术要务。正如《钦定四书文》的校注者所言：“对古人来说，读懂四书文或许只是雕虫小技，但时至今日，读懂四书文却成了一桩难事。”因此，若不对某些科举文献的科举文体、内容、用典等方面进行校注，估计会令许多研究者临难而退。

毋庸讳言，整理文献的标点与校注难免存在讹误，可是瑕不掩瑜。《钦定学政全书》的标点与校注，不仅降低了文献的阅读难度，而且为更多希望从事相关研究的青年学者提供了机遇。

另一方面，该书依托《丛刊》采用的“丛书”形式，有助于推动清代科举制研究的整体提升与具体深入。《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收入《丛刊》第一辑，与《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历代律赋校注》、《唐代试律试策校注》、《八股文总论八种》、《七史选举志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游戏八股文集成》、《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明代状元史料汇编》、《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正续编》、《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等数十种文献构成煌煌巨册的“丛书”，为科举制研究的展开造成强大的学术势头。

一般而言，“丛书”始于宋代，盛于明清，是官绅刊刻书籍的重要形式。至光绪二年(1876年)，四川学政张之洞刊刻的《书目答问》，在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之外，专列“丛书”门类，被认为“尤具特识”，从而改变了在中国书籍分类的结构。不过，《书目答问》将“丛书”与传统的经、史、子、集并列，其本意并不在于标新立异地开创一个目录学的部类，主要还是为了便于广大官绅P2"丛书”的形式刻书。只是“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客观上改变了后来学人关于目录学门径的认识。

清末以来，虽然中国固有学问与书籍的分类通过参照东、西学系统进行了重新整合，渐渐被新式学科与图书分类取代，但是“丛书”一类不仅未见颓势，依然是学术界与出版界的“宠儿”。可见，不止古人“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近现代的新知识人在读书治学时，同样首选品质优良、主题鲜明、编者精审的“丛书”。

此前有关科举考试的文献丛书，除《清代殊卷集成》(台湾成文书局1992年)、《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外，大多是一些涉及历代科举制度内容的资料汇编，诸如教育资料、考试资料等内容的汇编，较少像《从刊》这样计划有序地整理历代科举文献和出版研究著作。所以，《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凭借此势头，在传播与影响方面有着单独刊行所无法取得的效果。

众所周知，清代科举考试分为童子试(又称小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可是既往研究较多讨论乡试以上的科举考试，而较少论及各省学政主持的岁科考试及童子试。《钦定学政全书》恰以分门别类的体例主要记载了各省的学政职能及学校政令，是关于清代最低层科举考试的基本文献。因此，《钦定学政全书》的标点与校注，与相关的编年体文献，以及反映乡会试、科举文体的科举文献相结合，必然有助于推动清代科举制研究的整体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