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不喜欢记者 但请不要和法律做敌人

就在爆出新快报记者被长沙警方跨省拘捕的当天，我正在国家行政学院培训央企的老总们如何与媒体沟通巧得很，跨省抓记者事件中涉及的“报警方”长沙，此前也是国企，就算改制，现在也依然有不少当地的国资股份。在外界眼中，算是背景深厚。

课间交流，我问其中的一位老总学员对此事中企业一方的看法，对方说首先要“依法依规”，其次要“懂得理解”，最后是“尤其慎重”。这话需要翻译，我理解的是：第一，企业的“报警”行为必须合法；第二，要知道媒体本身就有舆论监督的属性，不能认为记者就是故意找事；第三，面对新闻媒体这样的舆论平台，任何“悍然”举动都要慎重，不要让自己成为新闻当事人。

如果我的理解确实是他本意，那么这位老总学员可以不用参加培训了。

作为同行，我当然支持《新快报》，并要求实事求是，维护司法公正此时别扯什么平衡立场，记者站在记者权益这边，好比中国政府当然要维护中国利益，到哪儿都是天理。

此事在法理上的是非曲直，同行们早已说清。这里想说的是对这些年记者“涉案”趋势的个人观感。

企业和媒体交恶在过去时有耳闻。最早的时候，企业的惯常手段是把认为损害了自己名誉的媒体告上法庭

虽然相关的法律定性因模糊而饱受诟病，但这毕竟是最公平的渠道，双方都能接受。如果媒体败诉，大多是单位赔偿损失、声明道歉，与记者个人无关。

随后，开始出现企业故意设套：事先报警，约记者见面塞钱，警察出现，以敲诈名义拘捕记者；同时，各地也出现了将记者定性为“国家公职人员”，并以判处重刑前者毕竟是有“现行”，应该依法处理；后者的定性与量刑则颇具争议媒体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记者算不算“国家公职人员”，采访是不是“国家公务活动”，都有争议。

主管部门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在2010年记者节前夕，当时的新闻出版总署举行记者节座谈会，主旨是记者维权，我在会上表达了上述观点，相关主管官员私下对这种认定也认为需要商榷。至少我不能理解的是，记者“受贿”十几万，为什么比贪官贪上千万的量刑还重？

而在更大的背景上，鉴于新闻媒体对某些政法部门监督多年，互有交恶，这类量刑更需慎重要命的是，这些判决，有时一个县级法院就定了，我很怀疑其背后的地方立场。但无论如何，哪怕是，也是检察院对记者进行，一般不涉及警方。以“损害商业信誉”的罪名，警察直接动手抓记者而不是企业与报社对簿公堂，实在罕见。所以新快报记者被拘事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记协都迅速表态在我目力所及范围，这十年中有关记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从业界到官方，这是姿态最统一的一次，绝对值得赞许。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2008年，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因为《法制日报》下属的《法人》杂志记者报道了该县的负面新闻，悍然派属下公安赴京拘传记者，引发舆论哗然。

随后在媒体的一致报道下，当地以“法制意识淡薄”为名责令这位县委书记“引咎辞职”。没想到此次媒体特别有心，两个月后专门查了下，发现张志国居然还没辞职张迅速去职。

又过了大半年，媒体发现，张志国“复出”担任某临时办公室副总指挥。显然当地政府没想到媒体如此念念不忘副总指挥也没了。又过了两年，还有媒体在关注张志国，不过报道中说的是“仍然赋闲在家”。

我想说的是：哪怕媒体再弱势，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所以跌破底线的众怒，是犯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