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东正教的历史再考察

摘要：苏联解体后，失去精神依托的俄罗斯灵魂变得萎靡不振，各种社会、道德问题不断涌现，在此背景下，东正教重新登上历史舞台。经过数次对外战争的洗礼，东正教所宣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民众心目中已根深蒂固。苏联时期彻底否定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中的积极作用，导致民族思想断代传承，可以说是促其最终解体的内部原因之一。回归后的东正教，为政权巩固、抵御西方精神侵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发挥了积极的正面作用。

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爱国主义；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B976.2(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176－04

作者简介：于向东(1958-)，男，河南汝南人，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所长，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韩松洋(1982-)，男，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历史上，俄罗斯民族有着深刻的宗教情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意识形态。东正教精神深深的根植于俄罗斯民众的意识里，浓浓地融入俄罗斯民族的血脉中，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东正教已多有研究，且不乏皇皇巨著，成果可谓丰硕。然而，就细微之处来看，当前这些研究成果尚较少涉及东正教特有的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对其进行补充解读实有必要。

一、登坛拜将：俄罗斯重塑民族价值观念的迫切需要

苏联解体后，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曾经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超级大国从此退出民众视野。车臣战争、寡头政治、经济倒退、贫富差异等各种问题纷至沓来。巨大的心理落差，使苏联民众视为生命的民族自豪感丧失殆尽。青年一代失去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价值观念，开始不务正业，崇尚拜金主义。酗酒、吸毒、自杀、盗窃、等各种丑恶社会现象骈兴错出，且屡禁不止。为改变社会状况，自1996年起，俄政府和学界反躬自省，开始回顾民族思想，找寻民族精神，希冀从俄罗斯民族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寻觅一剂医治民众心理创伤的良药。

民族思想是由共同、民族历史、政治命运凝聚在一起的爱国情感和历史记忆。民族的兴衰成败与是否具有统一、坚定的民族思想有密切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情感是民族聚合剂，可有效加深民族认同感。自公元988年俄罗斯受洗至今，上千年的俄罗斯历史都和东正教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增月盛，东正教信仰和俄罗斯民众的日常生活、民俗文化水融，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政治元素。十月革命前，俄罗斯东正教会已经拥有78000座大小教堂，300多所神学院，1000多所修道院，约12万神职人员，约9万修士，1亿1千万东正教徒，成为了俄国占绝对优势的宗教组织。

1997年9月26日，时任俄联邦总统的叶利钦签署《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的法律，肯定东正教在俄罗斯精神和文化发展中的正面作用。普京总统执政后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和强国思想，于2002年2月和6月先后制订两部新宗教法。这两部法律保护了教会合法地位及公民自由，起到巩固社会道德基础，加深国家和宗教组织间和谐关系的作用。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徒人数大幅增加，由5000万增加到8000万，占俄罗斯总人口数的1／2左右。是一极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普京总统强调：“东正教在俄国的历史上一直起着特殊的作用，它不仅是每个信徒的道德准则。而且也是全体人民和国家不屈不挠的精神核心。以博爱思想、良好戒律、宽容和正义为本，东正教在很大程度上研究了俄国文明的特性，千百年来。它永恒的真理时刻支撑着人民，给他们以希望，帮他们获得信念”。

随着政治的多元化和苏联解体，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骤然崩溃，出现信仰危机，此时需要东正教所倡导的道德说教和爱国精神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来弥补社会道德真空，填充民众思想空白。在政府支持下，东正教会想方设法，促使社会从非宗教的角度理解和认同东正教。换句话说，也就是加强“泛东正教化”。为此，教会提倡回归民族传统，反对崇拜西方价值观和物质文明，宣扬爱国主义传统价值观。在政府的刻意培植下，社会对东正教的认识从的范畴，上升到民族传统价值观的高度。东正教精神已成为抵御西方价值观念的精神力量。

二、保家卫国：东正教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之源

多难兴邦!世界上大凡有较长历史的民族多饱经事变，遭受过各种水火兵虫的侵袭。俄罗斯民族因其地跨欧亚两大洲，西部面临欧洲强邻入侵，东部与南部遭到蒙古鞑靼侵扰。历次异族侵略和军事战争不但没有破坏东正教信仰在斯拉夫民众心目中地位，相反，正是由于“铁”与“血”的洗礼才使东正教得以历经磨难而香火不断。当遭到蒙古一鞑靼人、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法国皇帝拿破仑、和德国元首希特勒侵略时，东正教表现出非凡的民族凝聚力。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更加坚定俄罗斯民族身负拯救世界上受苦受难民族“神圣使命”的宗教信念。

1240年，蒙古人征服罗斯大片国土，以伏尔加河为中心，建立金帐汗国。鞑靼侵略者针对基辅罗斯缺乏统一领导且各公国间矛盾重重的现实状况，制定了“以俄治俄”的统治方略。250年间，罗斯大部分疆域陷入蒙古铁骑蹂躏下。入侵者烧掉了著名的天使长米哈伊尔教堂，谢米昂(Cemnoh)主教不幸遇害，教堂内的众多修女惨遭。嘲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东正教会一方面委曲求全，假意迎奉鞑靼人。另一方面通过布道等形式安慰国民，号召罗斯人结束内讧一致对外。14世纪初，莫斯科公国走向强大，伊凡一世(1325-1340年)依靠手中的“钱袋”，经常贿赂和收买金帐汗的嫔妃与近臣。得到金帐汗的赏识，于1328年被册封为“弗拉基米尔和全罗斯大公”。1326年都主教彼得·弗奥格诺斯特把教宗所在地从弗拉基米尔搬到了莫斯科，并协助王公将莫斯科城打造成了神圣罗斯的东正教中心。为了帮助莫斯科大公实现联合、统一各公国的宏图霸业，都主教弗奥格诺斯特甘当喉舌，奔走游说于各公国之间。教会的活动加强了罗斯各公国间的凝聚力，为最终形成强大、统一的莫斯科公国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1380年，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1362-1389年在位)在库里科沃原野上与蒙古鞑靼汗王马迈的军队不期相遇。战前主教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1314-1392年)，为德米特里大公带来耶和华将庇佑罗斯军队百战百胜的神谕，为罗斯军队取得这场众寡悬殊战斗最终的胜利打上一支有效的强心剂。战后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被授予“顿河王”称号。1480年，俄国军队和蒙古鞑靼军队在乌格拉河畔决战，军队统帅伊万三世王公畏敌避战、踟蹰不前。关键时刻，大主教发表全面决战声明，号召全部东正教徒不避斧钺，用生命去争取民族独立。都主教主葛龙杰(repOHTHe，1473-1489年在位)在给伊万三世的信中强烈指责其无所作为，并鼓励他投入战斗。在鞑靼人统治时期瑞典军队趁火打劫，1240年日耳曼条顿骑士团沿涅瓦河南下侵入罗斯公国。诺夫哥罗德王公亚历山大，在涅瓦河畔英勇击溃天主教骑士侵略军，被授予“涅瓦王”称号。事后。东正教会将勇抗侵略者的将领—诺夫哥罗德王公“涅瓦王”亚历山大和莫斯科大公“顿河王”德米特里列为“圣徒”。每次神甫主持完教堂祈祷仪式后，将宣读“圣徒”的名字。两位王公的爱国主义事迹通过东正教会广为传颂。

1812年，俄国人虽打败拿破仑，解放了整个欧洲，却损失惨重。在这场战争中东正教神甫不仅亲身加入战斗。用“为基督而战”的神圣口号来鼓舞士气。而且身先士卒、用生命来实践东正教所宣扬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虽不能像士兵一样拿起武器和侵略者殊死搏杀，却也不怕牺牲亲赴前线，传经讲道鼓舞士气。在克里木战争中死伤约不少于30名东正教神职人员；在日俄战争中16名神职人员阵亡，10名神职人员被弹片击伤，受伤的10人中。7人伤愈后继续投入前方战斗的第一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1915年死伤不少于94名神职人员，其中27名神职人员阵亡，67名神职人员因伤病被迫退出了前线战场；1917年，在前沿阵地共死伤约181名神职人员，其中阵亡26人，因伤病死亡54人，重伤48人，轻伤47人，5人因中毒气弹而双目失明。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当天，都主教谢尔吉就公开发表告全国东正教徒书，毫不犹豫谴责法西斯分子对苏联肆无忌惮侵略行径，并号召全苏所有东正教徒保家卫国。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血战到底。卫国战争中，神职人员和信教民众一起组成敌后救援队，昼夜不停为前线士兵运送必须的给养和药品。1943年1月15日，仅在列宁格勒，东正教徒就捐献了318万卢布。教会还将募捐所筹资金用于国防。利用捐款建造飞机、大炮和坦克以及购置大量军需用品，组建了以“顿河王”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命名的坦克纵队和以“涅瓦王”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命名的飞机战队。同时，俄罗斯东正教会通过与欧美国家教会间共同的“血脉相连”，向其政府施加影响，为孤军奋战的苏联政府争取到宝贵的国际援助。1917年在前线战场参与战斗的在编神职人员不少于2813名。其中81名神职人员在战斗中阵亡，不少于105名东正教神职人员被俘后受到敌军的残酷折磨。

毋庸置疑，东正教信仰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扮演“保家卫国”的角色。作为俄罗斯民族信仰的载体，其所宣扬的“自我牺牲精神”成为俄罗斯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凝聚力和生命之源。在为祖国和信仰而战精神力量的激励下，俄罗斯民族如同一铁血男儿，傲然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血泪”与“信仰”互相支撑、“苦难”与“神圣”血乳相溶，俄罗斯民族之所以能在强敌入侵之时，一次次反败为胜、涅磐重生，靠的就是劳苦大众对本民族的“爱”。在取得一次次反侵略战争胜利后，俄罗斯民族在自己身上看到了救世主——基督耶稣的影子。

三、为丛驱雀：东正教走向政权对立面的主要原因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国内外学者有过大量论证分析，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的来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及和平演变策略，高度集中的国民经济体制及巨额军费开支等多种原因造成了内忧外患的危局。上述论证分析虽鞭辟入里，然笔者以为，追溯大国悲剧的本末源流，还应从民族精神的角度进行深层次的探究。没有经受外部军事打击却自行解体的苏联与反侵略战争期间，虽绳床瓦灶、破衲疏羹却矢志不移、气逾霄汉的民族魂魄，未可同日而语。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真正可畏的并非物质条件的匮乏，也非外部敌对势力的强大，而是民众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丧失稳固、坚定的情感支撑。国土面积的广阔、军事实力的强大，终难弥补民族魂魄的赢弱。貌似稳固的统治基础。如缺失积厚流光的民族精神做后续之源，便如同根部腐烂的“参天大树”，再难汲取生命的“养分”，终将日渐枯萎，变为枯杆朽木。

东正教在俄国的爱国事迹可谓深入民心，甚至可以说是洗礼、教义和圣徒塑造了俄罗斯民族性格，是圣经文字和祷告礼仪所使用的词句锻造了俄罗斯民族语言。普京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向世界讲述了一个道理：一个民族可以没有强壮的“肢体”，却一定要做“思想上的巨人”。成年古代，东正教教化下俄罗斯民族精神起着建构民族思想。决定民族轴心价值取向的巨大作用，而其外在表征之一就是——爱国主义价值取向。

东正教不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更是拥有众多信众的社会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虽致力于把人从宗教迷雾中解脱出来，却并不主张人为的消灭宗教。在宗教消亡问题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这样的论述：“只有当实际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由此表明，宗教的消亡必经历长期、自然的历史过程。回顾前后期苏联的宗教政策，可谓畸轻畸重、时宽时严。斯大林执政前期，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时期，领导人错误的认为东正教的存在仅是历史残余，只需加强无神论宣传就能把其彻底清除。受此思想支配，政府对教会视如敝屣，其打压、限制宗教的斗争不断扩大化，终殃及池鱼林木，致使普通信教民众无辜受难。这种为丛驱雀的做法，人为地将大批信众推向政权对立面。戈尔巴乔夫时期，宗教势力被外部敌对势力挑唆利用，发展成为助推国家解体的一极重要政治力量。

对一个民族而言，新思想的产生需根植在旧有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新文化的萌芽，需以传统文化为培植土壤。民族思想的递进，历史文化的脉络有其内在承继性——总是以起始形态为基础，继而向高层过渡。无神论在苏联总共才有70余年寿命，而传统宗教文化却已延续上千年。所以，无神论作为新兴意识形态，初来乍到是需要宗教文化作为母体文化来帮扶、支持的。好似新生婴孩。需要母体的孕育。幼年时需要母亲的呵护。随着无神论根基稳固、发展壮大，宗教文化才会逐渐隐去，走向衰亡。好似幼儿在母亲的帮助下茁壮成长，母亲却渐渐老去，不过新旧交替需经过漫长、自然的历史周期。失去母亲的婴儿无法一帆风顺的成长；失去传统信仰的认可、帮扶，新观念想要进入民众思想意识深处，好似鲶鱼上杆，难上加难。因此，在传统取向和现代取向间找到有效结合点是解决意识形态矛盾的简便途径。看似不可调和的无神论和宗教理念，可视为具有内在承继性的两种意识形态。其结合点是东正教宣扬的——爱国主义价值理念。

日久岁深，东正教在民众意识深处已积习成俗，苏联解体后，“宗教热”迅速兴起更有力的说明此点。苏联时期对东正教存在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片面地强调宗教的负面影响，消极作用，而没有看到它的精神凝聚性、组织整合性和宣传鼓动性才会背本趋末，人为地加深政府和信教民众间的隔阂。如能正确评价传统，并利用其所宣扬的爱国主义价值理念为社会稳定团结添砖加瓦，那么民族思想的延续便如顺风扯帆、可达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片面强调唯物主义世界观与神祗信仰间的对立，视和无神论如冰炭不投，只会使无神论价值观失去承继基础，和传统价值观两相分离、无以为继。一言以蔽之，在全盘否定旧有价值观念的基础上重塑新价值理念犹如逆板走丸、事倍功半，且一但政权遭遇危机，旧有传统价值观念便会重新复苏，以决堤之势迅速回归。

四、收园结果：东正教会对现当代政权的知恩图报

独特的东正教信仰。培养了俄罗斯人浓重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每当国家受到威胁，东正教会作为俄罗斯人信仰的载体在国民意识中成为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纽带，是一极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爱国主义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之一。俄罗斯宗教与民族认同的明确联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名的评价中更为突出：“如果他不是东正教信徒，他就不是俄罗斯人。”

俄总统普京上台后，决定在尊重、继承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塑国民意识形态。重点强调爱国主义和强国理念相相结合，体现出传统价值观与现代观念相结合的主题。普京总统提出“民主”的价值理念，其初衷是回应西方国家以自由民主为借口，干涉俄罗斯内政。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对自由民主的不同理解，这是由本国国情、思想文化和历史传统所决定的。民众在不受外部压力下，自行裁定民主的尺度，恰恰体现出自由民主的真正内涵。目前“民主”的思想已经成为俄罗斯新价值观体系的重要内容。

2008年12月5日，领导俄罗斯东正教18年之久的全俄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去世。2009年2月1日，新任牧首基里尔在就职演讲时讲到，教会生活的指导原则“最主要的是统一，其次是自由，总体上说是爱”。这句话其实是东正教会用宗教语言对“民主”理念的阐释。

冷战结束，两极世界的传统格局被打破。为维护国家尊严、领土完整，东正教会协助政府推行多边外交政策，反对北约东扩和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科索沃战争期间，为稳定俄罗斯周边局势和平解决争端，俄东正教会组织召开东欧各国间的宗教联合会议，竭力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国际力量；1993年在总统和议会的斗争中，俄东正教会的调节有效缓解了双方的矛盾；在车臣问题上，教会从捍卫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出发，呼吁民众支持叶利钦总统抵抗车臣分裂祖国的活动，并派遣神职人员从军作战、鼓舞士气；1999年10月，针对北高加索地区极端民族主义份子的恐怖活动，俄东正教牧首区外联局主持召开俄罗斯联邦各宗教派别联合会议，签署各间相互合作的声明，通过加强该地区东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间的团结，有效避免了民族分立主义者利用宗教差异挑起事端；在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不懈努力下，古巴首都哈瓦那建成一座东正教堂，通过的渗透，古巴与俄罗斯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2008年，在俄外交部与东正教会共同策划下，举办拉丁美洲七国俄罗斯宗教文化日活动。增强俄罗斯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友好关系。

当今俄罗斯政教和谐共处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民族精神和政治理念的“表里相济”，一方面，充分发挥出东正教信仰的正面作用，可以说正是由于宗教情感的支持，才能使“民主”价值理念在民众内心深处无根而固；另一方面，利用东正教信仰的情感召唤，缓解犬牙交错的国际态势。所谓“柔能克钢”，把宗教情感视为政治力量的有益补充，往往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止争斗于未起，使积重难返的国际问题、民族纠纷轻易间冰解冻释。

综上所述，在俄国历史上，东正教的道德说教对缓解民族内部矛盾、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有着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而东正教会在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将一如既往地发挥这种正面作用，因为这是千百年来东正教会得以传播、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每逢国家危难关头，教会总会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俄罗斯民族的振兴效力。诚然，东正教信仰作为传统文化遗产，有其应该加以修正和批判的糟粕成分，只有批判继承，才能去芜存精。一味囿于传统只能适得其反。但如果不加分析全盘否定宗教传统。反会导致民众失去赖以生存并引以为豪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一言以蔽之，客观、全面的评断民族历史、宗教传统文化，对俄罗斯民族、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正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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