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生态启蒙运动的三大转向

摘 要：新世纪召唤生态启蒙运动的原因是“理性启蒙”导致的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及社会问题。在生态启蒙运动中，存在着从“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到“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从机械论世界图景到有机论世界图景、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的三大转向。解读生态启蒙运动的三大转向，是实现生态启蒙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理性启蒙”；生态启蒙；价值；理性；知识论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2-0057-03

“理性启蒙”运动曾有过自己辉煌的历史，它融和了技术、知识和权力，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生存条件。但是，由于“理性启蒙”运动过度强调理性与科学技术，最终走向了“现代性”的反面。生态危机就是这种“现代性”的最大反面例证。可以说，“理性启蒙”运动在将人们从恐惧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在地球上播撒着灾难。“启蒙已经变成某种否定性的和毁灭性的东西。”[1] 为此，德国学者乌尔希里·贝克提出有必要对“理性启蒙”进行反思，呼唤生态启蒙。他认为生态启蒙是“启蒙的启蒙，它将自己的利刃磨得更为锋利，对第一次启蒙的苛求与普遍主义进行鞭挞，并在这种意义上成为第二次启蒙”。[2]纵观国内外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探讨，实现生态启蒙的成功转向，存在着对价值、知识、理性认知的三个方面的转向。

一、从“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到“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启蒙的价值转向

价值理念形成人类生产活动的“内核”。在人类各种不同的实践方式中，价值理念驱使人的实践活动沿着特定的指向具体展开。“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人类中心”思想的两种不同形式，展示了人类不同的价值诉求。自“理性启蒙”运动以降，人类实现了由价值边缘到价值中心的转变。这种转变固然可喜，不幸的是这种建立在近现代工业文明凝固化体制上的所谓“人类中心”实则蜕变成一种“人类沙文主义”和“人类征服主义”。人类由价值边缘走向价值中心的同时，极度边缘了人类之外的一切他者。人类价值至上性和排他性似乎顺理成章，天经地义。这一极端的“人类中心”注定成为生态问题的“罪恶之源”。恰如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巴斯摩尔所说：“当代生态危机并不源于人类中心观点本身，威信扫地的不是人类中心论，而是那种认为自然界仅仅为了人而存在并没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界的专制主义。”[3]

相对于“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专制，“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则以一种辨证的手段展示“人类中心”的真正内涵。与后现代“颠覆人类中心”思想不同，“相对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其本质之一就是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必然受到人的需要、利益的制约，人“不可能真正非中心地让‘物物化’，不架构自然对象，不吃其他生物的躯体以获得自己的生存。”[4]设想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去领略绝对的无中心地位，或脱离其现实的历史主体地位以“自然”或“生态”为中心，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幻想。“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在展示一种有限的“人类中心”思想。人类并非自古以来就是“中心”，人类经过若干万年的发展，终于凭借着自己的实践能力、知识文化、技术手段等要素才取得了目前这种事实上的“中心”地位，发展到目前这种中心地位具有条件性。这种所谓的“中心”地位只是在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领域才具有的，而不是一切方面。人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员，其他物种与人“情同手足”。人非“圣贤”，他者也非“凡愚”。人类只有在这种既是“中心”又“非中心”、在既实现自我价值又尊重自然价值中，去实现“人类中心”和自我价值。

如果说“理性启蒙”时代过度张扬了人类主体价值，绝对化了“人类中心”地位，“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则以有限论的辨证思维重新审视人的“中心”地位。“绝对人类中心主义”抬高人的地位，扩大人的行为选择度，极力张扬人类的主体价值，凸现人的“唯我独尊”。实质上，人的这种“自命不凡”不仅是一种“错觉”，而且它还是我们人类毁灭的祸根。生态启蒙则以“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导向消解“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至上性和排他性，从人类有限的“中心”地位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人虽居处主导地位，是管理者，但决不是自然的统治者，不能随心所欲地驱使、安排自然。“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终极价值，但也承认自然的权益及其内在价值。“理性启蒙”重在功利性，生态启蒙则主张互利性。生态启蒙以互利互惠的观点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视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休戚相关性，主张以尊重自然规律和其内在价值与人类主体价值的辩证统一为基础来规范人类的实践行为和建构新的文明发展模式。

二、从机械论世界图景到有机论世界图景：生态启蒙的知识论转向

伴随着工业革命，机械论世界图景逐渐成为“理性启蒙”时代的知识根基。机械论世界图景将灵魂、精神和生命活力等因素排除在自然领域之外，仅用物质因素来解释世界。其基本理念：第一，用力学定律解释一切自然、社会和人文现象，把各种各样不同质的过程和现象——物理的化学的，甚至包括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现象——都看成是机械的。整个世界表现实体的机械组合，世界被看成一个松散的“物质堆”。从而消解了世界的差异性，开启了对世界的物质化、齐一化和功能化认识。第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这种主—客的关系模式，不是一般地指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以“我”为主，以“物”为对象、为“客”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中，主客双方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而是“主动—被动”的关系，是“征服—被征服”的关系，“对象”为我所用的关系，就像黑格尔所比喻的“主人—奴隶”关系一样。机械论世界图景强化了人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信心，最终使人类膨胀出成为“世界主人”的信念。

有机论世界图景与机械论世界图景形成对照，凸显整体的、非还原的、非决定论的、不可逆性的、复杂性的观念，与自然界生命的原则、有机的原则相衔接。其核心理念：第一，整体性原则。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和无机体相互作用的、永无止境的复杂网络系统，每一部分或环节只有在其系统中，才有明确的功能和作用，而这远不是人所能模拟或者实验所能还原和验证的。每一部分或系统，都有其演变的规律且同时又制约或受制于更大或更小的系统。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的一部分，个体的价值存在于系统之中，脱离了系统就无所谓价值。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人类的一切活动既是社会的过程，也是自然的过程，必然要受到自然的制约，此时的人类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依靠大大小小、相互关联的自然生态网络而生存。第二，自然价值原则。在有机论世界图景中，人与自然不是“主人—奴隶”的关系，人不能像对待僵尸一样对待自然。自然也具有自身内在的价值诉求。“所谓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自然界是活的系统，生命和自然界的目的是生存，为了生存这一目的，他要求在生态反馈系统中，维持或趋向一种特定的稳定状态，以维持系统内部或外部环境的适应、和谐与协调。”[5]因此充分认识到“人—自然”或者“主—客”系统中各个部分都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内在的价值内涵，才能够维持这个系统的动态平衡。

机械论世界图景作为“理性启蒙”时代的知识范式，实质上是用科技的力量膨胀了人的主体性力量，产生了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麦茜特认为：“因为机械论观点把自然看做死的，把质料看做被动的，所以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微妙地认可了对自然及其资源的掠夺、开发和操纵。”[6]同样，在培根看来，大自然即女人，在科学上他用质问女巫的比喻来解释他从自然中提取“真相”的科学方法。培根认为“对待自然就要像审讯女巫一样，在实验中用技术发明装置折磨她，严刑拷打她，审讯她，以便发现她的阴谋和秘密，逼她说出真话，为改进人类的生活条件服务”。[7]如果说“理性启蒙”对自然采取一种“控制论”的话，那么生态启蒙则彰显平等的“互控论”。强调人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元，与生态系统的其他要素是平等的、相互控制的关系。人类只有在这种相互控制的关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尊重生命，平等地与它者相处，是生态启蒙的主旨所在。正如罗斯玛丽·帕特南·童所说：“所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都相信，人类彼此是相互关联的，人类也是和非人类世界，如动物、植物和静态物质相互关联的。不幸的是，我们并非总能认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对他人的责任，更不用说我们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及其责任了。结果，我们相互施暴，也对自然施暴，我们庆幸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而与此同时，我们每天都在地球上堆积垃圾，这是我们生于其地将来还要归于其地的星球；这样，我们杀害我们的兄弟姐妹，其实也是杀害我们自己。”[8]

三、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生态启蒙的理性转向

理性是指主体认识客体运动变化规律的一种抽象思维形式和思维能力。人类的这一能力在“理性启蒙”时代表现为经济理性。经济理性代表着一种理性化的能力，它能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对任何选定行为结果的可能变化作出正确评价。“经济理性发端于计算与核算……从我的生产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市场那一刻开始，经济理性就开始了，……核算关心的是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顾及劳动带给人的活生生的感受，即带给人的是幸福还是痛苦……不顾及兴趣和爱好。”[9]20-27经济理性要求主体行为必须追求某种独立的自身利益，而且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采取的是极大化的形式。“在经济理性下，生产必然仅仅被商品交换所支配”、“经济理性突破了‘够了就行’的原则，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生产逻辑，按照这一逻辑，“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确保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自己选择的目标，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而是花最小的成本生产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9]107-108经济理性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不求更好，但求更多。”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弗·卡普拉所指出的：“几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进行，这就是：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10]

生态理性则是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理性，“生态学有一种不同的理性，它使我们知道经济活动的效能是有限的，它依赖于经济外部的条件。尤其是，它使我们发现，超出一定的限度之后，试图克服相对匮乏的经济上的努力造成了绝对的、不可克服的匮乏。但结果是消极的，生产造成的破坏比它所创造的更多。当经济活动侵害了原始的生态圈的平衡或破坏了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时，就会发生这种颠倒现象。”[11]生态理性是一种价值理性。工具理性认定作为“手段的”理性的合理存在，而“手段”理性要服从于“目的”理性，即要求目的理性通过手段理性达到现实的而不是潜在的目标。与工具理性不同，生态理性着眼人类的未来，它不会为实现当下目标而牺牲未来长远利益。此外，生态理性的思维出发点是人类所处世界的资源有限性，因此它提倡一种勤俭知足的社会发展模式，不允许奢侈和浪费。与经济理性的口号“不求更好，但求更多”不同，生态理性可归结为：“更少但更好”。正如法国生态政治学家高兹所说：“生态理性在于，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尽可能少的、有高度使用价值和耐用性的物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并因此以最少化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来实现这一点。”[12]

如果说“理性启蒙”崇尚经济理性的话，那么生态启蒙则呼唤生态理性。经济理性关注物，生态理性关注人。如果说“理性启蒙”把人从神的奴役中解放出来，那么生态启蒙就是把人从物的压迫中解脱出来。经济理性大行其道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病态社会，人们的思维被禁锢在利润至上的精神桎梏中，忽视对生活本质的反思和人生价值的追问。“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牢笼之中，或者，在这场巨大发展告终时，是否会出现面貌一新的先知，或者是否会出现旧观念、旧理想的复兴；如若两者皆非，是否会出现病态的、以自我陶醉为粉饰的机械僵尸。因为就这种文化的最后发展阶段而言，确实可以这样说：‘专家没有灵魂，者没有肝肠；这种一切皆无情趣的现象，意味着文明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13]当代人类在期望成为物质的巨人的同时，却过早地变成了精神的侏儒。经济理性指使人类在无限度的生产与消费中追逐着所谓的“幸福”，却营造了这样的社会氛围：“社团成员间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志愿互助这些行为只能处于社会系统和经济理性的边缘，……我们生活中一些最本质上的需求，例如没有污染的空气和水，避免工业污染而受到保护的地区，避免化学掺假物污染的食品和体贴周到的照顾等等，只有在反对该社会系统中的经济理性，用暴力斗争的方式反对国家官僚和工业大机器的斗争中才能获得伸张和辩护。”[14] 99

生态理性让人认识到金钱并非万能，经济理性也非通神。“人们的许多需求是市场不能提供的：对空旷地、空气、清洁的水、光线、安静、公共交通的需求，对疾病和事故的预防、公共卫生、教育、给破碎家庭的服务性的补偿和社区的团结互助关系等等的需求。”[14]131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背道而驰，它立足于人类的生存去考量经济理性的缺失。“特别是当人们发现更多的并非必然是更好的，发现挣得越多，消费得越多并非必然导向更好的生活，从而发现还有着比工资需求更为重要的需求时，他们也就逃脱了经济理性的禁锢。……当人们认识到并不是所有价值都可以量化，认识到金钱并不能购买到一切，认识到不能用金钱购买的东西恰恰是最重要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最本质的东西，‘以市场为根基的秩序’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9]116生态理性不仅把理性从单一存在者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还人以价值性的生活，还在人与现实、人与自然的肯定维度上体现了人多维的价值取向的意义，敞开了人生存的全方位空间。如果说经济理性是一种无限度生存论的话，那么生态理性则立足人与自然和谐的限度性思维来构建生存世界。生态理性将人生存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生命的有限性与代际的无限性紧密结合，将经济发展速度的有限性与文化传承和历史演进的无限性相互融通，在有限性与无限性相统一的维度上缝合了经济理性给人类生存与生活世界造成的巨大裂缝。生态启蒙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实际上合理地阐释了新世纪对理性本体的全新认识，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MaxHorkheimer&Theodor W.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

tenment. Translated by John Cumming， New York，Herder

and Herder，1972，p.xii.

[2]薛晓源，陈家刚.从生态启蒙到生态治理——当代西方

生态理论对我们的启示[C]//薛晓源，李惠斌.生态文

明前沿报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0.

[3]John Passmore.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M].

New York：Scribners，1974.

[4]张一兵.人类自我中心的走入与走出[J].北京：哲学动

态，1996，（6）.

[5]余谋昌.生态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79.

[6]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

[M].吴国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11

[7]曹南燕，刘兵.女性主义自然观[C]//吴国盛.自然哲学

（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501.

[8]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

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02-403.

[9]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M].Verso，

1989.

[10][美]弗·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

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77.

[11]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M].South End Press，

1980：16.

[12]Andre Gorz.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4：32.

[1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M].成都：四川人民

出版社，1986：173.

[14]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