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成为大钢琴家的阿图尔.鲁宾斯坦

时间:2022-10-05 05:34:13

最终成为大钢琴家的阿图尔.鲁宾斯坦

1938年9月,英法对纳粹德国奉行“绥靖政策”,并与之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导致了捷克斯洛伐克被纳粹德国吞并。墨索里尼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效法希特勒,实行反犹政策。这引起了鲁宾斯坦极大愤慨,他决定将墨索里尼授予的勋章退还回去。他在退还勋章的电报最后,示威式地签上“犹太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字样。1939年9月,希特勒入侵波兰,鲁宾斯坦在欧洲活动的余地越来越小,而对他个人的危险则越来越大。这时,恰好美国经纪人邀请他赴美演出,他便带着全家匆匆地离开了法国,这是他第四次赴美,时年五十有二。这一次的美国之行,给鲁宾斯坦带来了巨大的成功。随着时问的推移,他逐步征服了北美,并把战果扩大到了世界各地,最终成了世界公认的大钢琴家。

说他成了大钢琴家决非一句空话,而是有很多成就作为佐证的。

首先是他有机会在美国以及其他各国举行大量的各种形式的音乐会,并受到听众越来越热烈的欢迎。尤以在美举行的音乐会数量最多,成功最大。在此过程中,他更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因而练琴比以前更加认真努力,弹奏日益精细准确,自信心也随之人增,音乐会的曲目也大大扩展,下面仅举几例说明。

洛杉矶爱乐乐团的指挥艾尔弗雷德・沃伦斯坦邀请鲁宾斯坦和乐队一起演出贝多芬的全部钢琴协奏曲(五首),为此鲁宾斯坦认真研究了他从未公开演出过的头两首和《“皇帝”协奏曲》,并在音乐会上充满感情地进行了表演。这些作品的成功演出受到好评,使他勇气大增,紧接着就成功地准备并完成了莫扎特五首协奏曲的公演。到了1955年,68岁的鲁宾斯坦突发奇想,要把往昔岁月中累积起来的所有协奏曲,放在巴黎、伦敦和纽约接连五场的音乐会上演出。在巴黎,他与音乐学院的一个乐团合作演出,指挥是让・富尔内特;在伦敦则和最好的一个乐团同台,由艾德里安・博尔特爵士执棒;在纽约他租用了沃伦斯坦指挥的乐团,这次音乐会的曲目共有17部作品。为了使节目拥有一个统一的形式,每场演出都以贝多芬的一首协奏曲开始。然后接着是勃拉姆斯、肖邦、舒曼、莫扎特、李斯特、圣一桑的协奏曲,以及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弗朗克的《交响变奏曲》和法雅的《西班牙庭院之夜》。在伦敦,他用格里格的作品替代了圣一桑的,这件事做起来难度不小,但这给生性喜欢挑战的鲁宾斯坦带来了巨大的兴奋。他轮流在伦敦和巴黎演出,每场音乐会前只安排一次排练,所以他就在两个首都来当地飞行。遇上航空公司罢工时,就毫不犹豫地改乘火车或者利用加莱和多佛之间轮渡。

在伦敦某次音乐会前的排练上,发生了由于艾德里安・博尔特爵士身体不适,只得由一个年轻指挥顶替的情况。虽然因为那年轻人对作品不太熟悉,鲁宾斯坦和乐队不得不排练了五个小时,但他的热情丝毫不减。两个城市的听众对音乐会都报以暴风雨般的欢呼。

在纽约,他的音乐会不仅获得巨大的成功,而且被认为是一个了不得的壮举。然而鲁宾斯坦本人却认为,由于所有这些协奏曲都出自他现有的保留曲目,对他并没有造成任何困难,能把五场音乐会全部当成一种纯粹的享受。

1960年,他又在纽约干了一件从未有人干过的事――一连举行了十场独奏音乐会,并把所有这些音乐会的收入捐献给了慈善机构,借以表明艺术家也会感恩戴德,而不是永远伸手求助――音乐会消息一公布,听众就立即购买了全部音乐会的门票――而且鲁宾斯坦坚持安排十套不同的曲目,这意味着二十小时都要表演不同的音乐,这对钢琴家可是份相当艰苦的工作,他必须整合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全部保留曲目。里面包括他已三十多年不弹的贝多芬的奏鸣曲,舒曼的《交响练习曲》、《幻想曲》、《狂欢节》和《克莱斯勒偶记》,勃拉姆斯和李斯特的大型奏鸣曲,外加肖邦的许多作品――两首奏鸣曲、谐谑曲、叙事曲、即兴曲、玛祖卡舞曲、圆舞曲、波洛涅兹舞曲、前奏曲以及他弹得不错的几首练习曲,还有他能想得起的莫扎特、舒曼、勃拉姆斯、舒伯特的所有短一些的作品和李斯特的乐曲。另外,除了斯特拉文斯基、席曼诺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维拉一洛勃斯、拉威尔和德彪西的若干首作品之外,他还弹奏了阿尔贝尼斯的《伊比利亚》组曲中一些最好的片断,而这位西班牙作曲家的《纳瓦拉》以及法雅的《火祭舞》则是他加演曲目的支柱。整个系列演出在24天内完成。满座的大厅加上拥挤的舞台保证了鲁宾斯坦能为他所选择的那些慈善机构提供很高数额的善款,那些机构又反过来以非常高的价钱把大量的门票卖给施善的人们,额外地增加了收入,同时,音乐会给他带来了好名声。

随着时间的推移,鲁宾斯坦自己说,贝多芬、莫扎特、柴科夫斯基、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肖邦和李斯特等人成了他演奏的核心作曲家。他“把这些作曲家更多的作品加进自己的保留曲日”,坚持演奏,即使在他年过古稀时,他还有能力一年举行一百多场音乐会。

某年夏天,芝加哥市郊拉维尼亚公园音乐会的组织者邀请鲁宾斯坦、海菲兹和皮亚季戈尔斯基在一周内举行四场三重奏和奏鸣曲音乐会。三位演奏家都喜欢这种新形式的公开演出,并为此制定了四套有趣的音乐会曲目,其中有门德尔松、柴科夫斯基和拉威尔的三重奏曲以及几首他们经常一起演奏的著名奏鸣曲。这个组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们的音乐会吸引了音乐节上最多的听众。不过,有个品位低俗的评论家竟称呼他们为“百万美元三重奏组”。这个头衔在全美广为传播,于是鲁宾斯坦便停止参加这种演出。但无论如何,这种音乐会已经给人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

其次,他和许多大指挥家进行了成功的合作。旅美期间,鲁宾斯坦与之合作过的指挥家有:斯托科夫斯基、奥曼迪、塞尔、施坦伯格、罗津斯基、比彻姆、克勒姆佩雷尔、沃伦斯坦、巴比罗利和布鲁诺・沃尔特、伯恩斯坦、库谢维茨基等,这些指挥家展现了各具个性的诠释,使鲁宾斯坦开阔了眼界。

特别有一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管弦乐团的指挥、大名鼎鼎的阿图罗・托斯卡尼尼预告将举行贝多芬的系列音乐会,包括邀请不同的钢琴家演奏五部钢琴协奏曲。他找鲁宾斯坦弹奏《第三钢琴协奏曲》。鲁宾斯坦很看重结识这位大指挥家并与之合作的机会,决定答应对方。但他的经纪人告诉他,那天早已定下要举行一场独奏音乐会。这使他非常为难,甚至为了能和托斯卡尼尼合作,想取消原定的那场独奏音乐会,但经纪人坚决反对。后来经纪人发现,两场音乐会之间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差,演奏家只要敢于承担一天演出两场的重担,就可以答应。于是,鲁宾斯坦开了在纽约大都会音乐厅一天举行两场音乐会的先河,而且两场音乐会均大获成功。第一场使他享受到了成功演奏贝多芬作品给他带来的幸福感,而大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对两人之间首度默契的合作也十分满意。此后, 他还给鲁宾斯坦寄来了一张漂亮的相片,并题词:“给阿图尔・鲁宾斯坦,纪念我们第一次艺术相聚时难忘的日子(1944年10月29日)。阿图罗・托斯卡尼尼”。而那天的第二场音乐会的第一首乐曲是《幻想波洛涅兹》,这首作品由于曲式复杂,难于弹奏和演绎,但似乎前一场音乐会的灵感一直延续到了第二场,鲁宾斯坦自己说,他从未以如此的激情演奏过肖邦的这首作品。“那绝对是我艺术生涯中值得记忆的一天。”事后他这样说。

第三,在美国时,鲁宾斯坦完成了除练习曲以外肖邦的全部作品,其唱片发行量大增。他说,他常常骄傲地开着凯迪拉克汽车前往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录音棚,不少唱片就是在那里诞生的。他尤其记得舒曼的《狂欢节》和《幻想曲》以及一张格里格的专集,是他从自己最喜爱的《抒情曲集》里挑选出来的。

他曾录制过自己一直很喜欢听的勃拉姆斯《降B大调钢琴协奏曲》和莫扎特《c小调钢琴协奏曲》的唱片,指挥是奥地利人约瑟夫・克里普斯,此公虽非大指挥家,但却对音乐极为狂热,在演奏这些杰作时就能看出来。鲁宾斯坦说,他们一起听录音回放时,指挥会兴奋地高叫:“这太玄妙了!”

应该指出的是,他的一些唱片是利用繁忙的演奏间隙完成的。鲁宾斯坦说,阿尔弗雷德・沃伦斯坦――在节奏和总体效果方面是继巴比罗利之后最善合作的指挥家,两人曾共同灌制了一系列极好的唱片,当时鲁宾斯坦已近八旬。其中包括:格里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李斯特的《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弗朗克的《交响变奏曲》、圣一桑的《g小调钢琴协奏曲》、席曼诺夫斯基的《交响协奏曲》,而最为重要的是演奏家本人挑选的四首莫扎特钢琴协奏曲。

当鲁宾斯坦思念已去世的指挥家时,还深情地说,“所幸,一些精美的唱片留存下来了,使我能在自己的房间中聆听伟大的、独一无二的乔治・塞尔指挥的舒曼、勃拉姆斯和贝多芬的交响乐。”

他也曾和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祖宾・梅塔合作录制唱片,不用说还有年长得多的欧仁・奥曼迪及其费城管弦乐团、埃里希・赖因斯多夫与波士顿交响乐团。

不过,鲁宾斯坦对录制唱片是有自己的选择的。美国无线电公司一直希望鲁宾斯坦能和海菲兹录制勃拉姆斯的一些小提琴奏鸣曲,以及鲁宾斯坦自己最喜欢的三首贝多芬的奏鸣曲。但鲁宾斯坦就是不允,因为海菲兹总把这些奏鸣曲当作带钢琴伴奏的小提琴独奏作品。20世纪50年代,鲁宾斯坦和年轻的波兰裔墨西哥小提琴家亨利・谢林录制了这些作品。开始唱片公司不同意,因为谢林在美国完全不为人所知,经纪人对他也没有兴趣。不过由于鲁宾斯坦的坚持,唱片公司最终还是同意录制那些奏鸣曲,结果唱片很受欢迎,谢林后来也许证明是一个杰出的小提琴家。

在美国巡演中,鲁宾斯坦还和著名的“瓜纳利四重奏组”(Guarneri)录制了几张室内乐唱片。先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勃拉姆斯的三首钢琴四重奏和五重奏,以及舒曼的《降E大调钢琴五重奏》。这些都录制得格外成功,后来鲁宾斯坦每听这些唱片都会自得其乐。受此成功的鼓舞,他又征服了德沃夏克的钢琴五重奏,以及非常另类的福雷《降e小调钢琴四重奏》和《c小调钢琴四重奏》,这些也都录制得异常成功。

在几年时间里,鲁宾斯坦紧锣密鼓地录制了自己的独奏保留曲目。在纽约,录制了肖邦全部玛祖卡舞曲、两首奏鸣曲以及舒曼的《克莱斯勒偶记》的最后版本。又在美国无线电公司位于罗马市郊的意大利分部完美的录音棚里录制了李斯特的奏鸣曲、舒伯特的《流浪者幻想曲》和《降B大调奏鸣曲》,还有肖邦的全部圆舞曲。

在早些岁月里,他也曾录制了肖邦的前奏曲、谐谑曲、叙事曲、波洛涅兹舞曲和即兴曲。正是由于在那些年里大量录制其保留曲目中的所有协奏曲、独奏曲以及大量的室内乐,两相对照,鲁宾斯坦有了相当多的体会。

例如,对室内乐鲁宾斯坦有了一些新发现。室内乐,应该在室内条件下聆听。那样,伟大的意大利前辈们以及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以及舒伯特、舒曼和勃拉姆斯才能充分地显示其天才。约阿希姆的四重奏组进行的那些非公开排练,虽然是他早年参加的,却一直鲜活地保留在其记忆中;而在后来的岁月里,即便是最好的室内乐组合,他也觉得它们在现代化的音乐厅里音量不足。

到了晚年,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和听众的接触之后,他意识到,在音乐厅演奏的舒伯特、舒曼或勃拉姆斯,甚至拉威尔和德彪西、普罗科菲耶夫和席曼诺夫斯基精致的短小作品以及结尾温和的作品,有点不能打动听众的心。但同样的室内音乐、同样的独奏作品,在家里用日益完善的唱片来播放时,却能产生直接的、强烈的感染力。正因为如此,有一大批作品,其中多数都是鲁宾斯坦喜爱的,但是并未公开演奏过,不过私下却一直都在弹。

最后值得着重提到的是,他撰写了巨篇自传。鉴于鲁宾斯坦的传奇经历,加上他极善辞令,谈吐幽默,美国一个出版社主动与他签订了出版其自传的合同。最后自传《我的青年时代》于1973年他86岁时出版,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评论界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传记之一”,并在长时间内一直是一部畅销书。接着他趁热打铁,完成了同样精彩的自传下部《我的漫长岁月》,值得强调的是,这第二册是他部分失明后靠口述在秘书帮助下完成的。就音乐而言,他的作品给古典音乐历史提供了极为生动而重要的素材,在钢琴史上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事件。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说“历史是无数传记的荟萃”,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准确地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记”。从这样的观点看问题,那么大师鲁宾斯坦的两本传记意义就更大了。

鲁宾斯坦还曾连续两年获得了“最佳音乐会上座率”银质杯奖。与此相关,他收到“好莱坞碗形剧院”委员会的通知,鉴于鲁宾斯坦始终满足于自己三千美元的演出费,委员会感到有道义上的责任给他补上每场三千美元的支票,因为霍洛维兹和海菲兹演出的酬劳都是六千美元。这一罕有的事实也表明,美国的演出组织者也认定鲁宾斯坦和霍洛维兹是同属一个级别的大钢琴家了,而且,他被世界公认为肖邦作品演奏的权威之一,此外,他在推广西班牙音乐方面的卓越贡献毋庸置疑。

纵观鲁宾斯坦的一生,他能成为大钢琴家,首先是因为他的才华:没有才华,他去不了柏林学习,去不了巴黎开始演奏生涯;没有才华,他掌握不了并没有人教他的西班牙音乐;而且他更有异乎寻常的背谱能力……其次,因为他有极好的心理素质。他不仅不怯场,遇到音乐厅满座时反而会更有表现欲望,更能发挥自己的水平;第三,他得益于超群的公关能力,在关键时刻,他所建立的人际关系对他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第四,他得益于自己的健康长寿,他一生极少因健康原因取消预定的音乐会,当其他同龄的演奏家要退出乐坛时,他却能精力充沛地向更高的目标进击。例如,1975年,那年他88岁,还不间断地举行了巡演,到达了美、英、法、瑞士、摩纳哥、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波兰、以色列等国的四十多座城市举行了数十场独奏和与乐队合作的音乐会,而期间他录制唱片、录音录像还不算在内;此外还穿插着参加讨论会,参观莫扎特故居,接受荣誉称号和授勋等等活动。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些是不能想象的,这一切,都成就了他,使他到了晚年可以心平气和地说,“我把自己的艺术生涯当作一首奏鸣曲:第一乐章代表着我青年时代的奋斗;之后的行板意味着我依靠自己的才华崭露头角;谐谑曲巧妙地表示了那些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功;而终曲是美妙、感人的结局”。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从小就较懒,不太愿练琴,以致后来的演奏中出现较多错音,为音乐评论界的一些人所诟病。他三十多岁第二次赴美演出还未能进卡内基音乐厅开音乐会。对此,他一直很不以为然,甚至发誓不再去美国。后来,鲁宾斯坦解释为“注重整体而忽视细节”。笔者以为,这是他不自觉地以此来掩饰自己的不足。不过,他毕竟聪明过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后,就下了不小的内夫,改进了自己的指法,认真钻研和练习了自己的保留曲目,把自己的演奏水平提升到了与大师相称的高度。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第13届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金奖得主张吴辰说的一番话:“有的音乐作品更注重整体结构,有的则更体现细节的妙处。鲁宾斯坦谴责因过分拘泥细节而忽视整体,固然很有道理。但反过来说,如果只注重整体而完全无视细节,难道不是一样应该被谴责吗?客观地说,在很多时候,‘细微’和‘接体’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细节帮助整体的塑造,整体结构的设计突出细节之间的层次,没有必要把两者区分得那么开。”说这话的是一个年仅19岁的初出道的钢琴家,但他对这个困扰着不少钢琴人的问题所表达出的看法却是这么成熟、如此辩证,我认为他说得很好,所以就借来作为本文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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