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30年前那次高考

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媒体掀起了又一轮的“纪念”高潮，诚如纪念20周年时的一样。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许多人的命运，是被一个建议、一个伟人的决断、一个政策改变的。但是，中国疆域之大，当年的情势之错综，命运演变的轨迹各个不同，众人的经历叠加起来，方可呈现30年前的这一幕大改革的全貌。回忆起来，我们这些当年的考生，有意无意间，成为历史中人。

意外得到的高考消息

恢复高考的消息是我爱人告诉我的。她的消息，是当时北京市西城区一个知青慰问团的团长告诉她的。

其时，她在场部商店上班。北京西城知青慰问团工作结束了，要离开我们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3团(当时已更名“迎春农场”)，来到柜台作别。团长说：“快恢复高考了，让你爱人赶紧作些准备，报考吧。都说他有才，一定能考上的。”

我曾听我爱人说，慰问团多次找我，因为我是上海知青，且在团部搞报道，见闻多，想从我这儿获得一些真实的农场中北京知青的情况。但由于我一直在连队采访，始终没有机会同他们见面。这些无缘识面的好心人的一个提示，搅动起我爱人本已平静的心。

“要不咱试试?你往南考考，如果真能考上的话，也许对我的病有缓解。”我爱人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生完孩子后，病情有加重的趋势，她知道我们俩的家庭都是平头百姓，没有可能通过别的关系改变一下现状。

实事求是地说，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对于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更谈不上什么兴奋、激动。12年(下乡10年加上在校参加“”2年)的荒漠，加上与多少次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无缘，再返校园就像一件不可能触摸到的宝物，早已尘封在心里的某个角落。但我知道爱人的心思，不便打破她刚刚萌生的一个小小的愿望。

我“哦”了一声，答应了。那好像正是麦子刚刚收完的季节。之后，日子照样波澜不惊地一天挨过一天。

转眼，10月份了，终于有一天，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真的要恢复高考。“老三届”们奔走相告，我在场部宣传科，办公室的电话不停地交流着从多处听来的消息。我办公室对面，就是教育科。教育科的电话也繁忙起来，和场部中学联系考场、安排监考老师等等。种种迹象表明，再举行高考的事情是真的了。不久，我们都参加了初试，不知为什么，关于初试，仅有的记忆是试题异常简单，大多数“老三届”都没作什么特殊的准备，便顺利地通过了。之后的日子，大家才真正开始了多少有些激动的等待。

这个时候猛然想起应该看看中学课本了。等家里把高中数学课本从沪上寄到手中的时候，距离初试仅剩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我只有在晚上看书，其实那时晚上也要写稿，但是小管怎么样也要挤出看书的时间来。我清楚地记得，5个晚上的时间，我翻完了5本高中用过的数学书。代数两册，平面几何、立体几何、解析几何，许多公式、概念在脑中闪现。最初连sin30°等于几都想不起来，而一翻开书，所有的公式、概念像过电影一样“咕咚、咕咚”地跳上了大脑屏幕。那时我不足一岁的女儿经常出来捣乱。她妈妈晚上必须去单位“天天读”，我只能边带孩子边复习功课。小知什么原因，妈妈不在她身边她就哭，怎么哄她也不停，我也只好将她放在炕上，任其自然了。有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道孩子哭了多长时间，隔壁的邻居突然“咚咚咚”敲门进来，冲着我大声嚷嚷，“石国雄，你在家里啊!孩子哭了两个小时，你都不管，还在那里看书，你看得进啊!”然后就把孩子抱到她家里去了。回头在我爱人面前狠狠地告了一状。

一波三折的高考之路

恢复高考，也同其他改革举措一样，高层的卓识远见并不马上为下面理解和接受。好在洪流势大，许多人为的障碍终被冲刷干净。

在农场办公室的走道里，突然有一天，贴出了许多大学的招生简章，那是一个多么心潮逐浪的时刻啊。久违了10多年的情景在眼前重现，再凉的心也会热起来。我几近贪婪地看那感觉是有生以来最令人激动的海报。不知背后站着一个人。“你干什么?”那人问。“我看看。”“你也想报名?”我猛地激灵一下，才发现提问的是新来的政治处主任。我有点激愤地点点头。只听他“哼”了一声，便离开了。

第二天，我被通知去兴凯湖农场拉纸。这本来只是汽车队的活，却偏偏要我这个新闻干事去，这分明是在设置障碍。本以为两天就能来回，没想到刚在兴凯湖住下，便遇上了“烟儿炮”。雪说下就下，乘着风势，回去的路全部被塞住了。我蜷缩在兴凯湖农场招待所，随身所带的一本徐禾的《政治经济学名词解释》已背得烂熟。夜间这里还常常停电，眼看时间一点点虚掷，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吃睡不香。这情景被招待所所长看见了，她过来安慰我，“小伙子，你是不是要参加高考啊?”我说“是啊。”她说她女儿也在复习迎考，她要我不要着急，给我调了一个单人间，还悄悄地告诉我，不多收我钱。又拿来一包蜡烛，问我缺什么复习资料，她说可以把她女儿的拿来。说来也巧，后来，她女儿竟然跟我上同一个学校，还同在一个年级。风雪交加，一个百姓的温情，慰藉了无助学子的心。

一般地说，我们这批66级高三生，在单位大多已是生产骨干，单位不愿意我们离开，多是出于工作和情感上的考虑，但确实也有政治上的习惯思维在起作用。一日，我在办公室值班，三连来电话，询问一个叫唐安国的知青出身有点问题，能不能允许报名。我那时因为自己受到一些歧视，心里有气，便不作请示，擅自回答可以报名。我认识唐安国，他是上海复旦附中高三毕业的高材生，在连队又是生产骨干，凭什么不让他报名?后来他考上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现在是沪上以及全国都有名气的研究教育科学的专家。我的大学辅导员在我入学后，也跟我说起他们在录取时，发现很多十分优秀的考生，单位对其政治评语都不好，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现象。他告诉我，我的政审类别是“4”，即属于“地富反坏右”出身，他们发现是明显错划，“但我们不管这些，还是将你们录取了。”老师说，“要不是改革开放，哪有你们上学的机会啊。”

地处东北边陲的我们，对上面沟沟坎坎并不知情。到了真正报名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年龄超过25岁，已婚的，不能参加高考”。这无异是一个重磅炸弹落在“老三届”人群之中。大家激愤起来，都认为不公平，“为什么结婚的不能考，没结婚的就可以?”大家聚集在一起，由我起草，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允许我们这些结婚的人也参加高考。不知是不是这封信真的奏效了，不久以后，国家对报名对象资格作出了调整，“年龄可放

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我们终于堂堂正正地报了名。

但是，到后来我们才知道，政策还是留了一个尾巴，就是已婚考生只能报考本省师范类院校，因此，我尽管考得地区文科第二名，还是仅仅被最后一个志愿――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这还是填报志愿时，最后一个填了师范院校的结果。1977年高考，黑龙江规定每人可以填报5个志愿，我的志愿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新闻学、吉林大学考古学及武汉大学的什么系，最后余一个志愿没填。恰巧当时我们一个科室的同事，是66届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生，劝我报考哈师院中文系，抱着就当“玩玩”的想法，被哈师院录取了。而比我优秀的文科第一名就因为没有报师范类院校而落榜，还有很多人因此没有考上。

我们开学半年后，招生办还在招生，让已婚却因没有报考师范院校而落榜的学生改志愿。我在大学里还多次受农场“荒友”的委托到省招生办帮助他们改报本省的师范院校，或帮助他们填“服从分配”。这样，又一批弟兄被黑龙江各地的师范院校补充录取了，因此，他们比我们晚上学半年。

按规定，我们上大学，应该是有工资的。但是被单位扣发了半年左右。后来我把这件事和新华社的朋友讲了，他们说实在不解决我们就写内参。几经帮忙反映并反复与地方联系，最后逼急了这才补发了工资。其实，即使带薪，带着37元的月薪上学也是十分艰苦的。我上学不久，妻子病退带着孩子回到北京，卖掉仅有的家当红灯牌收音机和蜜蜂牌缝纫机，把家搬离了农场，在家待业坐吃山空。记得我每月伙食、买书之余，也仅剩十多元，正好够寒暑假探亲的路费。平日我只能周末买个带肉的菜解解馋。但同学之间十分友爱，都是大龄，都有家室，经常互相照顾。我每次探亲返校，我们班长总去火车站接我，同时塞给我十元八元饭票，以资周转。

对于我们这些77级考生来讲，当年高考的恢复，无疑是久旱逢甘露。其实，恢复高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并没有太多的创新，而是正常秩序的纠正，但是这个当年看起来十分仓促的决定，却改变了我们很多人，也改变了我们国家。对于个人、对于整个社会，都无疑是一次知识的抢救。从这角度来看，今天，无论如何议论高考的得失，怎么评价和纪念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