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李光地

在福建泉州市湖头镇，有两座仿宫殿式的大平屋。这两座大平屋被当地人称为“相府”，一座叫“旧衙”，一座叫“新衙”。这两座“相府”现已申报了“部级文物保护单位”。或许知道这两座平屋的人不多，但是大家一定十分熟悉这两座房子主人的名字——李光地。

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泉州安溪湖头人。清康熙九年（1670年）中进士，进翰林，历任兵部侍郎、工部侍郎、直隶巡抚、吏部尚书等职，四十四年（1705年），拜文渊阁大学士，五十七年（1718年）卒于位，享年77岁。传说李光地在未发达的时候，曾在家乡神庙“听香盖”祈梦以预测自己的前程，有神示以一联：富贵无心想，科名总不成。李光地听得此联后，以为自己此生与富贵、功名无缘，怅然若失，很是苦恼。后来，李光地于康熙九年（1670年）庚戌高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后一路高升，官至相国；直到此时他方恍然大悟，方知“不成”即“戌”，“无心想”即“相”，可见此联不谬。（黄健聪《名相李光地及其对联》）

出身名门号神童，“蜡丸”功成皇恩重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光地出生于有诗书教养的富绅之家。中国自古就有“天人感应”的说法，认为凡伟人杰士降生，天地之间定有非常之兆出现。据传说，他出生之时，一声巨雷之后闪电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满天光华照耀华地。这或许是一种巧合，但李光地之名即由此而来。

光地自幼聪颖，“五岁入幼学，读书背文颖悟过人”。七岁时能写诗，九岁时开始读《离骚》。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认真研读经史百家书中度过的。十四岁以后他陆续读完了“四书”、“五经”等书。光地对“四书”、“五经”的研读尤其透彻，这也为他以后成为清朝前期的著名理学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康熙九年（1670年）李光地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这时他只有28岁。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耿精忠、吴三桂叛乱之时，光地正于乡省亲。“三藩”叛乱本为国家社稷之祸事，孰料却成为光地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

清朝初年，镇守云南、贵州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之信，拥兵自重，对中央统治形成极大的威胁。十二年（1673年），清廷决定撤除“三藩”的封地。得知消息的吴三桂等三人表面答应撤藩，却在暗地里准备起兵造反。同年十一月，吴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先后在云南等地起兵反清。

光地深为忧虑，苦苦思索破解之法。十四年（1675年）五月，李光地见耿精忠败势已成，于是派人将置于“蜡丸”中的密疏送往京城以向皇帝陈述破耿之法。他在奏疏中首先表白心迹说，“臣以死固拒（耿、郑），幸未污清节，以辱朝廷”，并详细分析了耿精忠所盘踞的福建“疆域偏小，粮税稀薄”的事实和“粮尽兵疲”的形势，又提出“南来大兵诚宜以急攻为主”的建议。此疏对敌我双方情形之分析及出兵布阵的建议很有见地。康熙帝见密疏之后特谕大学士说：“（光地）矢志忠贞，深为可嘉。”并下兵部录其疏令领兵大臣知之。十五年（1676年）十月，在中央军队的步步紧逼下，耿精忠窘迫乞降。康亲王杰书驻师福州，令都统拉哈达等进剿深入福建的郑经部队，并留心访问李光地。十六年（1677年）正月，拉哈达麾军收复泉州，光地往见哈拉达军营，再次倾述了自己忠于朝廷的心迹。不久康亲王在奏报中列举诸多抗逆人物，其中对光地的评价是：“蹇遭贼乱，颠沛不渝，矢志为国，始终不肯从逆，以全名义，应予表扬。”部议于是额外升他为侍讲学士，康熙帝特为下令“著于额外升为侍读学士”。（白寿彝《中国通史》）

十七年（1678年）三月，光地因丁父忧在乡守制期间，漳浦人蔡寅聚众两万余人，进围安溪。光地即以在籍守制官员的身份，协助官府召募乡兵，设伏据守并对蔡寅同党进行招降。后蔡寅解围转投郑经。六月，郑经抗清军围困泉州，形势危急，光地设法请得救兵以解泉州之围，此举赢得了朝廷的赞许和认同。康熙帝称其“矢志灭贼，实心为国，深为可嘉”，于是授其为学士，服满赴京遇缺即补。十二月，光地上疏将泉州围解一事推功于将帅并请辞所授学士之官。康熙帝览奏后谕令说：“已有成命，著即祗遵，不必辞。”光地以退为进之举给康熙帝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此后，他仍然居丧于家，“读书味道”，探讨哲理。（白寿彝《中国通史》）十九年（1680年）八月，光地丁忧期满赴京入值之后，得到了康熙帝的破格提拔，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赢得了康熙帝的加倍宠信。

二、内政外交多建树，荐举才俊为贤良

康熙帝对光地的恩宠并不单单因为机缘巧合，光地在内政外交方面也是颇有建树。

光地在、维护祖国统一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二十年（1681年）七月，郑经死，年仅12岁的郑克塽即王位，朝廷之举，迫在眉睫。然而清廷大臣对，存在急取（用兵）和缓取（招抚）两派之争，朝中大臣多主张招抚。光地却主张用兵，并保荐素习海上情形的施琅领兵，又亲赴福建前线协调政、军、民关系。（许苏民《李光地传论》）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率军渡海攻克澎湖，进驻台湾，结束了台湾的割据局面。光地荐举福建老乡施琅领兵，虽包含一定的私心，但是他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配合国家的重大行动，充分体现了他个人的勇气和决心。

光地身居要职，颇能做到知人善任，引荐才识人士，扶植善类。如杨名时、陆陇其、梅文鼎等人，都是他荐举的。（娄曾泉《浅议李光地的历史评价问题》）他说：“生平见一好人，喜欢至不能寐，即一技之长亦然。与吾何与？生性如此。……见人之善如己之善。”三十年（1691年）冬，光地充会试官时发现了杨名时等贤士，即大力举荐于朝廷。在他的大力举荐下，杨氏历任布政使、巡抚、总督和尚书等职，成为康雍乾三朝名臣。光地还对触犯了清朝法律的贤能之士进行保护，例如营救因戴名世《南山集》案受牵问斩的桐城名士方苞。光地的这些活动，不但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关系网，而且为清王朝保护、输送了一批有用之士。

光地的晚年愈加为康熙帝所倚重，君臣彼此相知，关系更加密切。晚年的光地，年老体衰，疾病不断。康熙帝对他关怀备至，这使光地无比感激。他曾多次以病乞休，但康熙帝一再温旨慰留。五十四年（1715年）六月，光地再次上疏乞休，康熙帝览奏后特给假二年，“营葬毕仍来京办事”（《清圣祖实录》卷264），并赐诗以壮行色，诗中有“协恭惟得老成儒，味道经书翊庙谟”之句。光地回乡不到一年，康熙帝便一再传旨敦促其办完事迅速归朝。五十六年（1717年）四月，光地回京，趋热河（今河北承德）朝见，于是又立即供职。次年五月二十八日，光地病逝，享年77岁。正在热河行宫的康熙帝于六月十二日得到光地噩耗及接到其请求休致的遗疏后，深为“悯悼”。当天，康熙帝便派遣皇五子允祺、内大臣公马尔赛等往奠茶酒，赐银一千两。又命工部尚书徐元梦等护其丧归。康熙帝又谕部臣等说：“李光地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清史稿》卷262《列传》）于是予祭葬，谥曰文贞。雍正元年（1723年）追赠太子太傅，雍正十年（1722年）入贤良祠。

三、为民兴利治河务，勤于民政清巡抚

光地为官期间清廉勤政，重视民心，与民休息，他在直隶巡抚任上最突出的政绩之一是尽心于农田水利。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二月，光地改任直隶巡抚。三十八年（1699年）二月，康熙帝特谕光地等治理直隶地区水患。光地亲自动员、组织民众，夙兴夜寐，最终成功地对永定河和子牙河进行了治理。光地治河之后，水系的安全系数大为提高，长达三十多年没有泛滥。三十九年（1700年）七月，光地奏请开诸州县水田，引漳河诸水灌溉；四十年（1701年），又督修永定河；四十一年（1702年）八月，他下令所属各州县广兴水利，“如近山者导泉通沟，近河者引流酾渠，若无山无河平衍之处则劝民凿井。”（《皇朝经世文编》卷43《户政》）上述水利工程的兴修，既便利了一些地区的农田灌溉，又安定了民心，稳定了社会治安。光地不仅在治理河道上能够做到实地考察，提出合理建议，他还十分关心民政，主张为民争利，并极力避免劳民、扰民。他曾特意奏请豁免因治理河道所占民田的额赋；也曾特意奏请给额设运输漕粮的船只每船十亩田地作为运丁赡养之费，并按民田之例遇灾时蠲免赋税以减轻人民负担、稳定运丁情绪和确保漕运畅通。（白寿彝《中国通史》）

李光地在澄清吏治和整饬科场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三十九年（1700年）二月，他针对各级官吏侵吞、挪用公款成风和“法轻易犯”的弊病，上疏建议立法清厘宿弊，严加盘查属库及各种支出，有犯者实行重治。由此可见，光地对于贪官的斗争是十分坚决的，这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也与他个人夙志治贪、澄清吏治的为官理念密不可分。针对科场舞弊，他曾提出了学道官员必须经过考试、整顿教官队伍等措施，并公正处理科场大案。当年七月，康熙帝针对科场考试时大臣子弟取中者多而平民子弟甚少的弊端，下诏另编字号考取，并令将给事中满晋、御史郑维孜条陈的科场积弊与总督郭琇条陈的学校弊端尽行录出。光地遵旨上奏，提出了加强考场巡察、革逐试场中所用儒士等建议。光地对厘清科举积弊的支持和严肃考场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

光地治绩显著，不断得到康熙帝的赞扬。四十二年（1703年）四月，康熙帝称赞光地“自任直隶巡抚以来，每年雨水调顺，五谷丰登，官吏兵民无不心服”（《清圣祖实录》卷212），于是又擢升他为吏部尚书，仍管巡抚事。这年冬，河间一带水灾，饥民大量涌入京师，给京师造成巨大的压力，光地奏请发放仓米赈贷并命富户出粟平粜。（白寿彝《中国通史》）平粜赈灾是光地提出的一项重要措施，他在《请发仓赈借仍酌平粜疏》里写道：“务令富室不得擅困食之利，庶小民不致有升斗之艰矣！”面对天灾人祸，光地恳切提出开仓赈济灾民，同时也建议对那些为富不仁的趁火打劫者严厉惩处，这种不畏权贵、救民于水火之中的重民思想，是与康熙帝一致的，也是十分值得赞扬的，或许这就是他在河间水灾问题上受到康熙帝维护的原因。

四、“才品俱优”大学士，

理学方家万古名

光地一生嗜学，学识渊博，在学术上深得康熙帝的赏识与倚重。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一月，康熙帝以光地“居官甚好，才品俱优”，升为文渊阁大学士。

众所周知，康熙帝是一位具有雄才伟略的皇帝，同时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对孔孟之道、程朱陆王之学，以及历算、机械等当代科学之事无不有极大兴趣。在文化政策上，康熙帝结合当时的环境曾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并开设博学鸿词科以优容、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光地从小便熟谙经学，极力推崇程朱理学，是当时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光地曾说：“臣之学，则仰体皇上之学也，近不敢背于程朱，远不敢违于孔孟”，这表明了他对康熙帝思想文化政策的紧紧跟随。康熙帝非常重视光地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和建议，所以经常召他入便殿研讨义理。此外，康熙帝所御定的书籍也多指派他来参定，如《御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均为光地所校理。因此时人彭绍升说，光地“所奏进文字，发舒心得，圣祖未尝不称善”。（白寿彝《中国通史》）

除理学外，光地在易学、音韵学、音乐理论、历算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治学严谨，生平著作丰富，有50余种之多。

有人说，光地在学术上的成就不宜过分高估：“他（指光地）尊祟朱子学的学术宗尚的确立，并不是建立于踏实而严密的学术研究基础上的。相反，以帝王好尚、政治得失为转移依据的投机色彩则十分浓厚。”王锺翰先生则认为，我们对光地有关为学和从政的问题进行研究时，不能脱离当时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妄加訾议。（王锺翰《李光地生平研究中的问题》）在历史研究中，见仁见智、诸说并存是十分常见的事情，然而无论我们从何角度、以何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都不能够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只有把历史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去考察，对他在当时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进行分析，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才会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然后方才能够去谈引古筹今，以史为鉴，进而推动历史发展等其他问题。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治武功，都不仅是明君圣主一个人的功劳，而且也是与大臣们的辅佐分不开的。（许苏民《李光地传论》）光地在平息“三藩之乱”、、治理水患、澄清吏治、荐举人才、发展理学等方面，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康熙时代杰出的政治家。他死后加赠太子太傅，谥号“文贞”，是名符其实的。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