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经济法责任独立形态

经济法责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基本宗旨的社会性，使其区别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经济法主体承担责任的综合性体现了经济法违法行为的多样性、特殊性；经济法责任功能上的双重性，即以惩罚性赔偿为主补偿性赔偿为辅突出了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严厉性；此外，经济法责任具有明显的不对等性与不平衡性，是传统的部门法律不具有或者不明显的。正是经济法这些特殊的性质，单靠传统的部门法是无法全面调整的，并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问题日新月异，传统的法律责任是有限的，不能适应新兴的经济法问题，所以独立的经济法应由其独立的法律责任及具体形态，是经济法这个新型的部门法不断走向成熟与发展的关键。一、经济法责任形态学说

（一）“借用说”

“借用说”强调，经济法上的法律责任形态只是借用传统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形态，经济法责任并不独立存在，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也只是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重现。

（二）“综合责任说”

“综合责任说”认为，经济法责任只是传统的三大责任的综合适用，经济法的责任由行政责任、民事责任(或经济责任)、刑事责任构成，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即是传统法律责任形态的综合。

（三）“独立形态说”

“独立形态说”指出，经济法责任和传统法律责任之间虽然具有渊源性联系，但是经济法责任及其具体形态有符合经济法部门体系要求的独特内涵，和传统法律责任之间存在质的差异，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具有独立性。从上述学说可以看出，借用说与综合责任说，都肯定了经济法责任的形态与传统部门法责任形态的联系，确实经济法作为新的法律部门，其责任是从民法、刑法、行政法的责任中借鉴与引用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经济法是从民法行政法的发展中演变而来的现代法，新型法，故其责任形态具有传统部门法责任的内容；加之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决定，撤消最高院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经济审判庭，所有的经济案件转由民事审判庭及其他审判庭承担，使得经济案件在审理及具体适用法律责任形态上不得不与民法、刑法、行政法紧密联系，是一种传统法律责任的重现与综合。

但是，这两种学说忽视了，经济法这个公私兼容的部门法的特性，它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更是调解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行政法则调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刑法虽然对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有所强调，但它是一种事后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制裁手段，与经济法站在社会的高度来规制市场经济的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维护社会利益有所不同，所以，当个人与社会出现问题时由哪个部门法来调整，如何追究与承担法律责任出现了空白，这就需要经济法这个新兴的部门法来调整，在其中找到对应的法律责任形态，来解决这个漏斗。正如，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表面上看它是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简言之，是一种个人与个人的纷争，但仔细一想三鹿事件涉及面很广泛，受害者人数众多（据统计有30万结石宝宝），在社会上造成了持久、恶劣的影响。

这样一个看上去是民事纠纷损害赔偿的案件，但由于其涉及到千千万万生命的健康与安全，扰乱了市场秩序，因此不能再把它简单的归属与民事侵权案件来处理，它已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侵犯了经济法所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三鹿等责任企业作为生产者兼经营者把有毒有害食品投入市场消费，没有做到食品安全检验义务，理所应当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同时，政府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监管主体，没有积极的履行检验监管职责，而实行产品免检制度，使得不法企业为了赢利谋取最大利润，造成了恶果，也脱不了干系；再则，相关的行业协会疏于对其成员的约束和管理责任也不能推脱责任。可见，这样的责任不再是简单的民事侵权责任，而转向为一种责任主体（企业、政府、行业协会）对社会不特定多数人承担的新型经济责任。所以本文赞同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具有独立性，这种独立的责任形态最大限度的维护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弥补了传统部门法的不足。

二、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

随着经济法理论的发展及实践的应用，经济法的责任形态不断得到提炼与归纳，目前普遍认可并被类型化为经济法的责任形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惩罚性赔偿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双方当事人地位是平等的，所以法律规定其救济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等方式，使受损财产和受侵害权利恢复到未受损的状态，这些责任大多不具有惩罚性，而是一种补偿性的。可见，传统的私法中惩罚性的赔偿是很少的，难而在经济法责任形态中惩罚性赔偿是其一个突出的特征。例如，《反垄断法》第48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集中的，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实施集中、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业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也规定了因欺诈的双倍赔偿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根据新法规，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这样的惩罚性赔偿规定在经济法中，能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起到很好的警示威慑作用，遏制不法的经济活动，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尤其是经济秩序。

（二）产品召回

产品召回是指产品的生产商、进口商或者经销商在获悉其生产、进口或经销的产品存在可能危害消费者健康、安全的缺陷时，依法向政府部门报告，及时通知消费者，并从市场和消费者手中回收问题产品，予以更换、补偿，以消除缺陷产品危害风险的制度。可见产品召回制度不同于民法中的保修包换包退的三包制度，三包产品退货换货主要是针对个体消费者，而且不能说明某样产品本身普遍存在问题；而产品召回制度则是针对厂家原因造成的大批量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或危害环境的产品而出现的处理办法。《产品质量法》第26条明确规定：“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明确规定：“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这些法律条文看似对缺陷产品的做了严格的限制，但是对于缺陷产品召回方面的内容却是泛泛而言，且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它们并不能解决缺陷产品对社会的危害性，所以实质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消除。直到2004年3月5日，历经四年、十次研讨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终于浮出水面，并于10月1日起实施，该规定是我国以缺陷汽车为试点首次实施的产品召回制度，其第4条规定：“售出的汽车产品存在本规定所称缺陷时，制造商应按照本规定中主动召回或指令召回管理程序的要求，组织实施缺陷汽车产品的召回。”该规定加强了对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事项的管理，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近年来，产品召回事件频发，比如，丰田汽车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召回行动，奇瑞、起亚等汽车企业也宣布召回部分有缺陷的汽车，此外，不合格奶粉召回并销毁、食用油被曝光致癌物超标要召回一系列由于产品质量原因”召回”事件不绝于耳。而今，产品召回制度已扩展到电器、食品、化妆品等行业。食品安全方面，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并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而《食品召回管理规定》也要求，食品生产企业自确认食品属于回的不安全食品之日起，应当根据食品召回级别，在最多不超过3日内，通知消费者停止消费。2010年7月，由国家质检总局起草的《家用电器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中，也拟规定了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家用电器产品履行召回义务，销售者、修理者等相关经营者应当协助并配合生产者履行召回义务。可见，这些规定可以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从更广泛的角度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是我国《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利补充，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三）资质减免与信用减等

资质减免指国家可以通过对经济法主体的资格减损或免除，来对其做出惩罚。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是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资格尤其重要，它同主体的存续、收益等都紧密相关。如此，取消或撤销各种资格使其失去某种活动能力，限制或剥夺其进入市场的资格剥夺了其再次损害社会利益的机会，是对经济法主体的一种重要惩罚，也是其对社会承担责任的一种表现。信用减等制度同资格减免一样，也是一种实际的惩罚。经济实践中，有些现象和制度很值得研究，如信誉评估制度、纳税信息公告制度、上市公司的PT制度、黑名单制度等等，其中有些就涉及到信用减等问题并使信用减等成为相关主体需要承担的一种广义的责任形式。立法上有一定体现，如：《中国人民银行助学贷款管理办法》（2000）第5条规定：“申请助学贷款者逾期一年不还，又未提出延期的，可由贷款人在其曾就读的高校或相关媒体上公布其姓名、身份证号码，予以查询”。

（四）颁发禁令

英美法法谚有云：“救济先于权利”，极言救济对于权利保护的重要性。禁令制度起源于英国，成熟于美国商业秘密法，它是普通法保护商业秘密的重要手段。国际上通常称之为“停止侵害”，是司法当局依职权或依被害人申请而采取的制止违法行为发生和防止损害扩大的一项救济措施。禁令是我国反垄断主管机构对违法行为的最重要制裁方式，包括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势力、禁止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利等等，这些规定一方面可以对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起到制裁的作用，一方面还可以对尚未实施违法行为起到预防作用。对于尚未发生的违法行为的预防是这一制度的特点，也正是这一特点体现了经济法责任的独立形态。

此外，责令停产、转产、限期整顿或责令整顿改正、政府经济失误赔偿、引咎辞职等作为经济法的责任形态也值得我们研究。显然，实践中出现这些责任形式，立法上也不同程度的记载或认可这些形式，并非偶然，是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必然结果，更是经济法适用于实践的应然状态和保障，有效地弥补了传统部门法律责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