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义乌的曙光

财经作家

1982年的某一天，冯爱倩，这位41岁的义乌妇女冲进了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的办公室拍起了桌子，哭诉自己的遭遇：“为什么老是赶我们？”“我没工作，但要吃饭，不摆摊我吃什么？”在彼时“打击投机倒把”的大环境中，冯爱倩的小货篮刚刚被工商管理人员收走。

冯爱倩没有想到的是，她这迫于生计的一闹，却揭开了义乌的辉煌传奇。

冯爱倩是义乌佛堂镇和平村人，1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生活一直窘迫。1980年的时候，冯爱倩迫于生计，向公社信用社贷款了300元，从此开始“偷偷”做起了小生意。

初时的生意说起来并不复杂，冯爱倩从百货公司进来纽扣、鞋带、别针、缝纫针、拉链、不包锁这些日用品，然后卖给“鸡毛换糖”的义乌人。她在供销社工作的丈夫杨兴桂除了帮自己以外，也收购农民换来的鸡毛，负责加工和销售，不过这些工作是为供销社做的。即便如此，杨兴桂依然要面对周遭的责难：“你老婆搞资本主义，你搞什么社会主义”。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里，冯爱倩的这种生意，就是“资本主义尾巴”。

此时的义乌，做小商品买卖的商业氛围并不好。即便冯爱倩在1980年拿到了义乌稠城镇第一份营业许可证，她的生意做起来依旧辛苦。比如说进货，就仍然十分艰难。但凡是大包小包，每每都被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拒之门外，理由是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有一次冯爱倩去绍兴进表带，总共15个大货箱，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却硬是不给托运。冯爱倩在这里足足等了3天，几乎都没有吃什么东西，最后还是自己动手将木箱改成了麻袋，再分了好几包香烟，才将货运回义乌。

即使是这样辛苦的日子依然可能朝不保夕。1982年的一天，冯爱倩又被工商部门围追堵截，扣留了货篮。这一次，她为了吃饭问题闯进了县委大院。此时的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并没有赶走冯爱倩，而是听了她讲的困难。冯爱倩当时反映的情况是“义乌人那么苦，地少人多，饭都吃不饱，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不容易，你书记作为父母官应该多支持我们。”冯爱倩一边流泪一边诉说着她们这些个体户的委屈，谢高华则一边劝着她不要哭，一边解释着“政策放开是需要慢慢来的”。两个人在办公室谈了很长时间，书记的烟也抽了满满一烟缸。

最后，谢高华对冯爱倩说：“那么，你先摆去好了。”

不仅是冯爱倩继续摆摊的问题，她的一席话，让之前已经嗅到开放气息的谢高华不久之后做出了一个在当时非常大胆的决定。

1982年，在谢高华主政下，义乌县提出了日后被视为开放义乌市场重要标志的“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同年9月5日，一个设施简陋的市场出现在了义乌县城稠城镇湖清门街头，义乌小商品市场正式开放。同时，义乌稠城镇还了一个《关于加强小百货市场管理通告》，经商人员一下子发展到了六七百人。也是从此时开始，冯爱倩告别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生活，在最初的700个摊位中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是，这并不代表自由经济就能从此放开。事实上，税务部门查税查得更紧了，凡是没有税票的都要补税。有许可证的补4.4%，没有的则要加倍。当时的义乌，生意氛围并没有像谢高华日后回忆的那么好。

1982年9月16日，国务院终于批转了国家物价局等部门《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要求“各地有计划地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促进小商品生产，搞活小商品流通”。三类工业品中的小商品得以放开。但这个报告又很是担心价格问题，怕大范围地出现涨价，规定甚至还细致地说道“凡是群众欢迎、市场畅销的新品种、新花色，上市初期的价格可以高一些，以促进多产多销。随着生产成本的下降和供求缓和，有条件的可以逐步降价。花色式样过时的，要及时降价削价，促使企业转产适销产品。”

探究义乌的历史便会发现，无论当时的县委书记是谁，义乌终究是要发展起来的，这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因为根植于义乌的“鸡毛换糖”的精神，便是商业社会真正的原动力――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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