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与宽大政策的协调

摘要：私人执行和公共执行是反垄断法执行机制的两大支柱。私人执行在反垄断法实施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公共执行的宽大政策中，私人执行和公共执行之间也会产生冲突，此时就需要有效协调。一方面，要使宽大申请者既可以从公共执行中获得好处，也可以从私人执行中获得好处；另一方面，使私人受害者也可以获得有效的赔偿。

关键词：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宽大政策；协调

一、私人执行与宽大政策的概念界定

（一）私人执行

私人执行，广义上是指因私人当事人倡导或介入而进行的竞争法执行；中义上是指涉及竞争法执行的任何私人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作为诉讼参与人来指控违法者；狭义上是指在诉讼程序中私人当事人基于竞争法的规定而提起的独立民事诉讼或民事反诉。一般意义上的私人执行是指由反垄断法违法行为的受害者所提起的寻求法院救济的执行。在有些国家，私人还可以通过仲裁方式执行反垄断法。广义上的私人执行实际上包括私人当事人向竞争主管机关控告反竞争行为，如果竞争主管机关认为控告理由成立，将发动公共执行程序。因此，这种私人执行实际上是私人引发的公共执行（privately triggered public enforcement），这在加拿大和欧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所指的私人执行是广义上的私人执行。

（二）宽大政策

所谓宽大政策，是指参与反竞争行为的人向反垄断公共执行机构提供信息从而获得减轻制裁。由于卡特尔是一种本身违法行为，参与成员一般都秘密进行活动，这就增加了调查该违法行为的难度。特别是调查国际卡特尔时，由于证据和参与人分散在世界各地，调查就变得更为困难。针对这种情况，1994年8月10日，美国司法部率先推出了宽恕和豁免计划。如果告密者符合下列6个条件，就会免于刑事处罚：一是公司在报告违法行为时，司法部反托拉斯司还没有从其他渠道获得有关违法行为的信息；二是一旦报告了违法行为，公司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停止参与违法行为；三是公司应诚实、完整地报告错误行为并且在托拉斯司调查期间提供完全的、持续的、彻底的合作；四是错误行为的承认是一种公司行为，不是总经理或高级职员的供认；五是可能的话，公司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六是公司没有强迫其他人参与违法行为并且肯定不是该行为的领导或发起人。另外，公司雇员如果诚心诚意地参与政府合作，也会获得相同的豁免。宽大政策背后的法理是为了给“囚徒困境”坦白这方面增加分量，通过增强卡特尔成员间的不信任来刺激卡特尔成员的坦白。促成串通行为所必要的相互信任被削弱后，就增加了其中的成员坦白的可能性，从而可以帮助公共执法机构发现存在的卡特尔行为，为公共执行提供便利。

二、我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与宽大政策的冲突

我国《反垄断法》第46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报告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对该经营者的处罚。”这是许多国家和地区采取的鼓励参与反竞争行为的个人或公司举报从而帮助反垄断执法机构发现违法行为的方式。但是，人们担心引入私人执行反垄断法的机制之后，提出宽大申请的动力和积极性是否会被降低呢？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的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意味着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坦白的经营者有可能面临着损害赔偿诉讼。此时经营者就要权衡申请宽大处理的好处和可能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的风险。如果损害赔偿额高于降低了的行政罚款，就会降低潜在的宽大申请人的积极性。这就需要协调私人执行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关系。

三、国外协调反垄断法私人执行与宽大政策冲突的实践

反垄断法的实现更加依赖于一套行之有效、设计合理、相互配合的执行机制。当私人执行与宽大政策之间产生冲突时，此时就需要有效地协调。

（一）欧盟的做法

2005年12月19日，欧盟委员会在其公布的《违反欧盟反托拉斯规则的损害赔偿诉讼绿皮书》中，提出了解决宽大政策和私人执行之间冲突的3种方案：一是排除宽大申请材料的可得性，甚至可以允许宽大申请人口头提出申请和陈述案件事实，因而保护提交给竞争主管机关材料的秘密性；二是有条件减少宽大申请者的赔偿数额，要求其他违法者对整个损害承担连带责任；三是免除宽大政策申请者的连带责任，因而限制申请者可能要承担的赔偿额。该《绿皮书》经过3年的实施后，通过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欧盟于2008年10月6日了《违反欧盟反托拉斯规则的损害赔偿诉讼白皮书》。其中对上述3种方案的实施经验总结如下：在现阶段采取该方案可能不适合。因为私人损害赔偿诉讼过度影响宽大政策的情况并不多见，而且也没有对豁免申请者减免民事责任的迫切需要。但是，如果私人执行对宽大政策有过度的影响，或者该平衡被打破了（该平衡是指私人反垄断法实施机制恰恰成为宽大申请者真正的动力和激励，就应该考虑采取更多的激励机制，例如,给予豁免申请者减少民事责任的措施。

（二）美国的做法

美国的做法是：首先，可以免除对公司和公司领导的刑事指控，这被认为是最有吸引力的，是申请豁免的主要动力。其次，为了强化反托拉斯法的实施效果，同时也为了更有效地执行宽大政策，解决宽大政策和私人执行之间的潜在冲突，在美国司法部的提议下，2004年6月2日，美国国会制定了《反托拉斯刑罚提高暨改革法》。该法令解决了宽大政策和私人执行之间的冲突问题，使得宽大政策更具有吸引力，进一步刺激了卡特尔成员的告密行动。按照该法的规定，参与司法部公司宽大政策的公司，其要承担的民事责任限于单倍赔偿，并且只对受违法行为影响的贸易额中其所占的比例负责。为了享受单倍赔偿的利益，公司和个人必须与发动反托拉斯民事诉讼的原告合作，由审理该案的法院决定宽大政策的申请者是否已经提供了令人满意的合作。

四、协调我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与宽大政策冲突的具体建议

宽大处理的申请者既可以从公共执行中获得好处，也可以从私人实施中获得好处，从而使私人实施成为促进宽大政策的一种方式。在这方面，我国应当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从而完善反垄断法的执行机制呢？笔者认为，欧盟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第一，私人执行和宽大政策的共同目标是：一方面，宽大申请者既可以从公共执行中获得好处，也可以从私人执行中获得好处；另一方面，私人受害者也可以获得有效的赔偿。私人执行可以成为促进宽大政策的一种方式，并对公共执行起到了补充甚至是加强的作用。

第二，应该保证豁免申请者所提供材料的秘密性，即该材料不应在随后的私人诉讼中作为指控该申请者有罪的证据。当豁免申请者被提起私人后继诉讼时，如果受害者将该材料作为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可能会更有利。但是，这将会大大减少宽大政策的吸引力和有效性，甚至可能在初始阶段就阻止了豁免申请者寻求豁免，从而影响了宽大政策的质量和广泛性。

此外，欧盟竞争委员会为了进一步鼓励豁免申请者提供材料，允许申请者可以口头提出申请和陈述案件事实。但是我国是否应该允许申请者口头提出申请和陈述案件事实，则值得进一步商榷。

第三，对于有效的豁免申请者除了可以减少罚金外，还减免两倍损害赔偿数额。欧盟的这种做法可以鼓励豁免申请者对于发现卡特尔做出贡献，也增加了有效的豁免申请者和不合作的公司之间的差距，使得宽大政策更具有吸引力。我国虽没有规定惩罚性赔偿金，但对于有效的豁免申请者，我们可以考虑减少罚金，免除其在私人诉讼中的连带责任。这种做法虽然可能使受害者受到不完全赔偿的危险，但是其可以随后对其他卡特尔成员提出完全损害赔偿的连带责任，所以该威胁是有限的。该做法存在一种例外，即在包括有效豁免申请者在内的所有卡特尔成员都破产的情况下，对受害者不完全赔偿的风险依然存在。笔者认为，为维护私人执行和公共执行的平衡，上述做法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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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onald I.Baker.Revisiting History-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Private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at We Would Recommend To Others?[Z].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一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