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历史兴衰的晴雨表

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达杭州，流经河南、安徽、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和浙江八个省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其开凿目的有二：为统治者征集物资；避免海上干扰，从内陆建立运输体系，确保国家统一，是国家兴废的标志。京杭大运河发轫于春秋战国，元代形成，明清鼎盛，近代以来继续发展。它也叫做漕河。是一条南北运输的通道，20世纪以前的中国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离不开运河所建立起来的漕运制度。大运河的开凿使中国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为之一变，我国的主要河流都是自东向西，注入海洋，运河则弥补了自然河流的不足，营造了贯通南北的内陆交通的大动脉，长江以南富庶的物产通过漕运输送到北京，京杭大运河的建造史、航运史，是伴随着我国朝代更迭和科技进步而兴衰起落的。

统治者的生命线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北征，疏通由今苏州经无锡至常州北入长江到扬州的“古故水道”，并开凿邗沟，沟通扬州至来口(淮安)。秦、汉、魏、晋和南北朝继续施工延伸河道。公元587年，隋为讨伐陈，开山阳渎，从今淮安到扬州，不再绕道射阳湖。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通济渠(洛阳到江苏清江，即淮阴，约1000公里长)，循汴水(原淮河支流)入淮，又名汴渠，足漕运干道。公元608年开永济渠(从洛阳经山东临清至河北涿郡，长约1000公里)，引黄河支流沁水入今卫河至天津，继溯永定河，通今北京。公元610年继开江南运河，由今镇江引江水经无锡、苏州、嘉兴至杭州，通钱塘江，长约400公里。至此，建成以洛阳为中心，由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连接而成，南通杭州，北通北京，全长2700余公里的大运河。

运河成为统治者的一条生命线，为维护相互交叉的江河与运河组成的水网体系，提高运河的质量，防止运河的溃散，费时费力甚巨。由于在战略上的高度重视，得益于持续的经营维修，运河促进了沿线商业城镇的发展，运河沿线大部分地区成为人口稠密，农业经济和工商业活跃发达的地区，大运河历史上也是最繁忙的文化交流路线，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历史上秦、隋、元的三次大统一都把建设大运河作为优先规划和实施的大事，历朝历代都把维护运河通航作为朝中要务，究其原因，是在于大运河被看做是中国封建时代保证帝国大统江山的生命线。有了大运河的南北通航，就有了商路、邮路、文化、艺术等的交往，所以大运河可以称得上为中国文化的交融之路和统一之路。

中国水利见证线

元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山东恰在运河中段，从元朝至元十九年(1282年)始凿，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于此凿通济州河和会通河，与3年后凿通的通惠河(北京至通州)相连接，标志着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明、清两代，继续对运河航道进行调整和治理，修建了南阳新河和中运河。至民国期间，运河沿线留下了历代修建的众多充满智慧和辛劳的卓绝的水利工程。

在京杭大运河的开凿过程中，最艰难的是克服大运河全线的制高点――济宁境内号称“水脊”的南旺。为穿越“水脊”，人们立堰建闸，“以六闸撙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为解决黄河决淤和水源不足，人们采取了“避黄保运”和增设“水柜”等多种措施，保证了水道的畅通。为克服水源不足，先后引“四水”济运，其中建戴村坝而引汶水济运河和南旺水利枢纽工程尤为世人称颂，其主要作用是调节水源，使汶河之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为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项目，可以与都江堰水利工程相媲美。

中华文化融合的漕运线

漕运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是整个国家实施南粮北运，解决封建王朝官民的粮食供给和国家存储的重要措施，也是封建国家巩固政权，维护统治的需要。元、明、清三代连续推行大运河漕运制度前后六百余年，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南北物资大交流，也推动了文化的交流，民俗、饮食、工艺、文学艺术都得到了充分的交流和发展。

位于京杭大运河与淮河交会处的淮安曾是南船北马，九省通衢之地，是水陆交通枢纽，在清代成为集漕、河、盐、榷为一体的运河中心城市。其保存的漕运总署和府衙旧址是长期运河治理和漕运管理的最高机构。

山东济宁在元代就设置漕舟三千多艘，漕军运夫共14000多人，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漕运至北京的粮食达560万石以上。明天顺以后定船万一千七百七十，军官十二万人，每船运米五百石，山东运河每年通过量约在8000艘次以上。济宁因有水脊之故，闸口众多，南北船只必须在此落帆等候，有的货船就地转销各地，因而成为最繁忙的河港和北方货物的集散中心。

明代从运河沿线征收的钞关税，一度竞占全国税收的90％，全国钞关，七个设于运河沿岸：崇文门(北京)、河西务(清代移至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苏州城北)、北新(杭州)。

除了经济的发展外，官方漕运和运河上的商业运输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晋商和徽商作为明、清两代运河上最主要的商帮团体，沿线各城镇密集的山陕会馆和徽宁会馆等即是证明，商业的往来还往往导致移民的发生，改变一个地方生活习俗，济宁即是一例，作为孔孟之乡，明清两代民风不仅不质朴持重，而且形成了“先小人、后君子”的商业风俗，以至清乾隆《济宁直隶州志》称“风俗犹江河也，趋日下矣”。主要原因是济宁市杂荆吴客，“有数以万计的安徽、江苏、浙江、湖北商人、手工业者在此定居经商生产。”这反映到城市的建设上就是竹竿巷的产生、江南风格的宅第园林大量涌现，济宁成为运河上的一座重要园林城市，明清时期城内大大小小的园林有30多处。而济宁至今闻名的“玉堂酱园”就是当年姑苏商人戴某所创办。除济宁外，其他南北文化交流的例子很多，如天后宫妈祖信仰在运河沿线的传播；金龙四大王信仰兴起于江南(图5)，兴盛于江北运河两岸，而后又复传播于江南即是与运河密切相关的宗教文化传播的例证。

中国东部最重要的城镇窟集线

长江和运河是清明时期东西，南北两大通道。由于历代厉行海禁，河港城市获得了拓展的机遇，沿江、河特别是一些交汇点逐步形成工商都会――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后期凿通的山东段运河沿线的临清、济宁、聊城、德州等也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在这些城市中“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侨户寄居不下十数万人”。可见在当时城市人丁兴旺，人口流动的频繁。大运河沿线古镇的发展也十分踊跃，如江苏段曾因获得八宝而使唐朝皇帝改元的宝应安宜镇，承载千年邮传历史的高邮镇，扼守长江咽喉的瓜洲和码头镇、板闸镇、河下镇等。聊城的张秋古镇，也一度与临清媲美，并称

“临张”，与“苏、杭”齐名，号称“南有苏杭，北有临张”。山东段几乎每五十里就有一座非常繁华的城镇，如一河分两城的夏镇、街市逶迤的谷亭镇、长桥卧波的鲁桥镇、漕河水脊的南旺镇、渡口锁钥的靳口镇，而自袁口至靳口更有百里五镇之说。而江南运河两岸的城镇更是繁华异常，平均约三十里即有一座，如从苏州至嘉兴的约八十里水路，即有吴江(松陵镇)、平望、盛泽(早期为王江泾)三座重要的市镇。

从调查的京杭大运河沿线来看，只有约9处是普通村落，平均不到20公里即有一处商业城市或城镇，是中国历史上最密集的一条城镇带。

中外文化脉络线

大运河作为重要的交通航线，从一开始就是一条著名的旅游线。这样一条纵贯中国南北的旅游线，不仅有文人墨客的华丽篇章，商人买卖盈利的经营打算，更有各种宗教信徒拯救众生的虔诚和传播文化的宏伟愿望，当然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有皇帝对盛世志得意满和对漕运的始终关注。因此，普哈丁、马可波罗、利马窦等均先后造访大运河，鉴真和尚七次东渡由此起步，乾隆六下江南多经此条线路。

这样不仅名人履迹留下了传世篇章，如“春风又绿江南岸”(瓜洲)，“两堤花柳全依水”(扬州)，“百年堤柳日葱葱”(南旺)，“河畔帆椿碧树齐”(汶上)；而且形成了众多知名的运河古迹，洪泽湖的高堰烟柳，高邮的甓社珠光，微山湖的南阳水村，仲浅遗古、浒墅关的“昌阁风桅”、清江浦的“袁浦留帆”等均为运河上的重要景观，促进了中国传统公共园林艺术的南北交流和发展，更有高寺、寒山寺、惠济祠、太白楼、鳌头矶等等运河岸边的重要名胜，是运河上的重要公共交流空间。因运河而流传的文学作品，戏曲音乐，民间艺术更是不一而足。

现代社会建设的血脉线

大运河依然存在并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尤其在江浙段、山东南段，装载粮食、煤炭以及黄沙、水泥、石子等笨重散杂件的船队浩浩荡荡。一个船队十几艘装载上万吨货物，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缓解陆路运输的交通压力。大运河江苏段依然是运输的大动脉，如苏州、扬州运河水上运输量占整个城市运输总量的50％，在安徽宿迁大运河每年运载一亿吨货物。

大运河还是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枢纽和血脉。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江苏就利用运河河道向北调水，在运河与长江交汇的江都，建设了亚洲最大的抽水站，将长江水调入运河。南水北调东线，就在此工程基础上拓延，以江都水利枢纽为起点，京杭大运河的输水主干线，逐级提水北送大运河是苏北大平原的重要防汛渠道，又是苏北灌溉总渠，灌溉着万顷良田。大运河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要进一步的梳理和提升，综合治理和开发，把保护和利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中央民族大学覃琛尹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