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龙江移民嬗变看黑土文化

[摘 要]黑土文化的形成及发展几乎就是一部黑龙江地区的移民史。通过对黑龙江地区移民史的梳理，探讨黑土文化所包含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中原文化、流人文化、侨民文化多种元素的形成根源。时间下限止于二战结束，地域范围以黑龙江地区为主，受历史区域划分不同的限制也会涉及黑龙江邻近区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主要包括：清代之前的东北移民、清代及民国移民；流人；国际移民。

[关键词]黑龙江；移民史；黑土文化

引言

“黑土文化”是根据黑龙江省及相邻地区的地域文化特色进行归纳定义的一种区域文化类型。黑土文化的名称来自于黑龙江省广裹、肥沃而又极具特色的黑色土地，类似的文化类型还有齐鲁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等。黑土文化是在中原农耕文化向黑土地进军的过程中孕育，在中原文化不断地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突、整合与融和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多元文化聚合体。

人从来都是文化与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导致了文化的流动。移民现象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同时也创造了多样性文化。生活在黑土地的古代北方民族，由于寒冷的气候、广袤的土地，造就了粗犷、豪放、骁勇善战的民族性格和民族习俗。随着大量中原移民（包括流人、流民）的迁入，本土文化不断受到向北流动的中原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中原儒家文化在黑土地上迅速扩散，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儒家文化逐渐在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中占据了中心和主导的地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俄罗斯、日本、朝鲜为代表的欧亚外来文化元素通过战争、殖民统治、避难不断侵入，使外来文化逐渐成为黑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形成了目前黑土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地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以及以俄罗斯民族文化等为代表的欧亚外来文化。

一、清代之前的东北移民

可以称为东北移民现象的应该从汉武帝（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87年）推行的戍边屯田政策开始。汉武帝为了防御匈奴，派出兵士在辽东地区既担负守卫疆土的责任，又兼有开荒种地的任务。到汉昭帝时，关内汉人移居东北的不仅有屯田戍边的兵士，还有被发配的罪人，以及被东北沃野千里的生态环境吸引而来的关内中原地带贫民。据史书和有关资料记载：从汉、三国、北魏到辽，诸朝各代都有关内汉人移居东北的现象，但移居人口规模都不算太大，汉族和东北土著民族之间的人口比例大体呈均衡状态。到金代，金朝统治者在南侵宋朝的过程中，大肆劫掠汉民到东北地区垦田开荒，使东北的汉人人口陡增，居住的地区也由辽东半岛逐渐东进北上，在东北居住的汉人人口与当地土著民族的人口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居于绝对多数的地位。而且居住区间也遍及东北各地，最终形成了汉人和当地土著民族人口杂居共处的局面，这一时期中原文化对东北文化的初步形成给予了最强大的影响。[1]

二、清代黑龙江移民

黑龙江的移民历史最远可以追溯到金代与北宋时期，元、明两代黑龙江移民逐渐增多，清代是移民的重要发展期。清王朝统治的200多年中，黑龙江的移民可以划分为初期开禁（1644年～1667年）、中期封禁（1668年～1860年）和后期开禁放垦（1861年～1911年）。

1.清朝初期开禁时期（1644年～1667年）

清朝初，顺治元年至康熙六年（1644年～1667年）23年中，采取奖励向东北移民的政策。由于明清长期的战争，辽东地区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清军入关后，努尔哈赤制订的“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的兵民一体方针，致使大批兵丁、家眷以及奴仆也随之入关，造成东北地区大片土地更加荒芜。为了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在顺治元年（1644）、六年（1649）、九年（1652）朝廷屡次下令：“招徕流民，不论籍别，使开垦荒田，永准为业嚣。”顺治十年（1653）则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例》规定：“免交三年粮钱，缺乏牛种者，由官府借贷。”在此优厚条件吸引下，“燕鲁穷氓闻风踵至，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成群结伙出关觅食。”他们除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有以采参、狩猎、伐木、淘金等谋生。康熙初年的史料记载，乌拉、宁古塔一带的人参挖掘已尽，采参者要向东数千里到赫哲族居住的森林地带或乌苏里江外，才可以采摘到。此外，作为移民的另一种形式的流人，也有相当数量被放逐到黑龙江地区。顺治年间，清政府将被放逐的罪犯流放宁古塔，至顺治十五年（1658），宁古塔已开发初具规模。

2.中期封禁时期（1668年～1860年）

清朝初年鼓励向东北移民的政策仅仅实行了23年。1668年康熙帝下令对东北地区实行了封禁政策。封禁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维持满洲固有的风俗。在清统治者看来，东北是大清王朝“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嚣，若于民人杂处，则至弃满洲之旧道”，固应封禁以保持这一地区的“纯朴风俗”、“国语骑射”；其二，保护满洲旗人的生计。由于清初期的鼓励移民政策，大量的汉族移民加入旗人赖以生存的人参采集业，物价较从前昂贵许多，阻碍了旗人的生计。出于上述两个原因，对东北地区实行了封禁。为了严禁汉族移民出关，清政府在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处均设有官卡，并在清初修筑柳条边的基础上，续修到法特哈（今吉林市北法特），称为新边。在整个柳条边上常驻官兵，严禁汉族移民进入禁地。不仅如此，清政府还令已经移住关外的汉族人限期返回原籍。虽然禁令屡次重申，但是仍然挡不住移民迁入的洪流，连乾隆皇帝自己也发出了“其设还与不设同"的哀叹。在东北封禁时期，由于自然灾害严重，广大人民濒于绝境，清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也有部分解禁时期。如《清高宗实录》所载；“乾隆五十八年，吉林将军上奏河北饥民流入15000余人，不得已载之红册，令纳丁银。”嘉庆十七年黑龙江地区人口为雍正末年的16.7倍，已近45万人。这种禁中有开，也是黑龙江地区人口在封禁时期能够快速增加的因素之一。

3.开禁放垦时期（1861年～1911年）

清政府封禁东北的政策一直到咸丰十年（1860）才得以解除。自1860年关东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到1910年关东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关内移民呼亲唤友争相迁入黑龙江区域，使土地开发进入高潮，也使黑龙江地区由传统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得以启动。

三、民国时期的黑龙江移民

民国时期，关内北方各省军阀长期混战，自然灾害连年发生，天灾人祸致使400万移民出关谋生。其中有近300万移民历尽艰辛进入黑龙江地区。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起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止，虽然只有20年的时间，但黑龙江地区的人口比清朝末年增加一倍有余，人口总数达到了600多万人，增长的300万人口中，90%以上是外省移民。由此可见，民国时期是黑龙江移民的主要阶段。

1.缓慢增长时期（1912年～1917年）

自民国建立以来，清末移民余势尚存，每年仍有部分移民进入黑龙江地区。从1912年到1917年，这一时期的移民具有浓厚的官办性质，政府鼓励迁徙，以达到移民实边的目的。首先，民国伊始，黑龙江地方边境空虚，外力侵逼，地方政府把移民实边放在了首位。另外，民国建立，百废待兴，为了弥补财源，黑龙江地方上只有增加土地开垦，以开辟税源。民国时期土地租赋与粮食税收是国家经费收入的主要来源，约占全年预算的二分之一。因此，为了放荒收税，也成为促进黑龙江移民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2、快速增长时期（1918年～1922年）

这一时期，黑龙江省地方政府继续奉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并在招垦的办法上进行了不断的改进。提出了“特许耕种、宽减赋税、保护治安、厉行奖励，转荒凉而为富庶”的四项措施。因为这些措施优惠效果显著，吸引了很多季节性移民。一般每年的二、三月份流入逐渐增多，秋收以后，十、十一月份逐步回流。产生这种侯鸟似的季节性移民的主要原因是：（1）移民出关，皆因生活所迫，秋收以后，入关与家人团聚，亦为快事。（2）黑龙江地处严寒，为一熟作物区，冬季休闲期长，回乡避寒尚可冬作，较为经济。但随着招垦措施的进一步实施，季节性移民逐渐转变为永久性居民定居下来。

3.急剧增长时期（1923年～1930年）

进入二十年代，黑龙江移民出现了快速增加的局面，特别是1923年～1930年的七年，黑龙江地区人口增加187.5万，平均年增长近27万人。移民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是，1928年公布了《黑龙江省沿边各属荒地招垦试办章程》18条，章程最重要的内容为免纳三年租赋。这一政策上的重大改进，把黑龙江地区的移民事业推向了高潮。1927年～1929年的三年是黑龙江移民的极盛时期，这三年黑龙江的移民合计约为1120000人；促使移民急剧增长的另一个原因就是，1923年以后河南、河北、山东各省兵祸不断，天灾流行，特别是1927年山东、河北遇数十年所未见的特大灾情，造成大量的贫苦农民向黑龙江地区迁徙。这时的黑龙江移民已经不再单纯地从事农业垦殖，随着中东铁路的扩建工程，有相当一部分移民成为林业工人在此定居下来，有部分移民就业于森林与矿山的采掘事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黑龙江地区的移民事业出现了短期的停滞状态。

四、流人是黑龙江移民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

历史上关于流人的传统看法是指因犯罪而被流放的人。这种说法虽然不错，但却片面。因为流人中有大量并非犯罪的人，其中还包括那些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阶级利益，对反抗或不利于其统治，采用流放的手段予以惩戒的人。另外，统治阶级为了开发与保卫边疆，也会将的对象与战争中的俘虏，强制迁徙到边疆以服劳役或戍边，可见这也是一种实边政策。因此流人较为全面的定义，就是指作为统治阶级的对象与实边的需要，而被强制迁徙到边远之地以服劳役及戍边的一种客籍居民。[2]东北流人，就现有文献记载，当始于西汉年间。从西汉经历三国、北魏、辽、金、元、明至清，人数愈来愈众。据推测，金代有20余万人，明代20余万人，清代150余万人。其他朝代不详，但也会在数万人以上。这样，总数不会低于200万。[3]

流人遣戍到东北，大多从事农耕和商贾。流人的到来改变了当地居民以渔、猎为生的原始生活方式，将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方式与加工设备传播到东北大地，从而大大增加了垦地面积，粮食产量也大大提高。他们不仅教会当地人种植程、麦、粟、烟叶，采集人参和蜂蜜，还教当地人用“破木为屋”代替了原来的“掘地为屋”，使当地农耕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流人的商业活动，也繁荣了城镇经济，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流人的商业活动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将关内带来的物品与当地人进行交易；二是贩卖自己的劳动产品；三是将关内物品贩到东北卖掉。流人之善贾者，皆贩胃参貂，累金千百，或至数千者”，其“内有东西大街，人于此开店贸易，人烟稠密，货物客商络绎不绝，居然有华夏风景”。[4]由此可见商业的繁荣，同时也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发展。

许多流人出关时，携带了各种书籍，这对于知识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吴兆骞出塞时，“赁牛车载所携书万卷”。杨越携有《五经》、《史记》、《汉书》、《李太白全集》、《昭明文选》、《历代古文选》等。周长卿携有《杜工部诗》、《字汇》、《盛京通志》等。[5]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流人大多会选择文化教育事业，清代流人以授徒为生者举不胜举，最典型的有郝浴与陈梦雷。他们讲学授徒，说礼乐，敦诗书，文化渐开，士知向学。[6]此外，流人还写出了许多诗文和学术著作，这些著述记录了东北的历史沿革、山川物产、风土民俗，为后人研究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至今仍为地域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所珍爱。流人在与当地人的交往中传播中原文化，促进南北方文化交流，几乎全方位地推动这块黑土地走向文明。

正如不同的自然环境下生长的植物群落各具特色一样，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各类地域文化也大不相同。在广袤的黑土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黑土文化因其独特的北疆地域特点和几百年的移民历史，造就粗犷豪爽、慷慨热情、包容大气、智慧勤劳的黑土民族个性。黑土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内涵非常丰富，是中华民族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开发价值。在当前区域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黑土文化的经济开发价值也逐步显露出来。黑土文化的形成从语言、文字、思想、建筑、艺术、风俗等多方面为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加大对黑土文化的研究与传承建设，对繁荣黑龙江的区域文化、发展区域经济都有着十分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东北文化的移民文化形态及其异化初探 王曦昌社会科学战线 1997年6期187

[2]流人及其对东北开发的作用 李兴盛 学术交流1992年第3期123

[3]李兴盛《东北流人史》287页

[4]昊乡涛《秋茄集》卷8，《寄顾舍人书》；吴板臣《宁古塔纪略》

[5]流人及其对东北开发的作用 李兴盛 学术交流1992年第3期123

[6]《铁岭县志》（民国修）卷5

[7]清末民初朝鲜移民东北的影响 孙 岩 王 苗 理论界 2008.4-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