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地震灾区居民生活质量与群际关系的变化及其互动影响

内容提要：甘肃地震灾区居民遭灾前后的生活状况与群际关系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且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影响关系。

关键词：灾区居民；生活质量；群际关系；互动影响

中图分类号：F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5-0128-03

5.12特大地震给邻近四川北面的甘肃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本文对甘肃地震灾区居民遭灾前后生活状况与群际关系的变化及其互动影响进行了调查，以期能更好地从心理层面上把握灾区居民在灾后社会恢复中的群体社会情绪、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意向。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汶川地震灾害范围评估结果，甘肃省的受灾县(区)分属于重灾区和一般灾区…。本研究共选取了4个调查点，重灾区和非重灾区各2个，重灾区调查点是陇南市的康县王坝乡、成县小川镇，一般灾区调查点为陇南市的宕昌县新城子藏族乡和天水市秦州区平南镇。调查工作主要采取了填写问卷的办法，对于问卷无法涉及的内容和需要验证的资料，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入户访谈和个别访问。根据社会统计学的经验，本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89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77份，回收率为94.5％，有效率为88.5％，有效问卷中，重灾区为87份，有效率为87％，一般灾区为90份，有效率为90％。

一、灾区居民遭灾前后生活质量的变化

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既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又涵盖了客观领域和主观领域的生活状况，也涉及个体的感觉及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综合影响。

(一)物质生活质量

根据灾区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本研究共选取了经济收入水平、恩格尔系数、住房类型、家用电器普及率、通讯和交通工具使用情况、劳动强度、休息娱乐时间等指标对其遭震灾前后生活质量的变化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第一，地震前灾区居民家庭年经济收入平均值为8579元，当前家庭经济年收入平均值为7305元，相比地震前，家庭经济年收入减少了1274元，下降幅度为14.9％，收入最高水平和最低水平没有变化。这种情况在重灾区和一般灾区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差异，重灾区居民的家庭年经济收入相比震灾前，减少了1649元，下降幅度为22.1％，；一般灾区居民相比震灾前，家庭年经济收入增加100元，增幅为1.02％。

第二，灾区居民中34.5％的家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增加了，一般灾区增加的比率为22.2％，重灾区增加的比率为47.1％。同时，购买食物支出“增加”的家庭明显高于“减少”的家庭，总体样本高出的比率为18.6％，一般灾区为12.2％，重灾区为19.5％。前文已述，灾区居民遭震灾后，经济收入水平明显低于遭震灾前，由此可以推出其遭震灾后的恩格尔系数要高于灾前。

第三，震灾前后，居住土木结构瓦房的家庭由原来的76.3％下降为28.2％，下降比率为62.9％；居住砖木结构瓦房的家庭由原来的13.6％下降为10.2％，下降比率达25.0％；居住框架结构平房的家庭由原来的9.03％上升为55.4％，上升比率为512.5％：居住框架结构楼房的家庭由原来的1.1％上升为6.2％，上升比率为45.0％。遭震灾后，受国家重建政策的影响，居民的住房类型由以土木结构为主体转变为以钢筋水泥框架结构为主体。

第四，灾区居民使用的家用电器中，普及率排在前五位的分别为电视机、电饭锅、洗衣机、电磁炉、冰箱，遭震灾前其普及率分别为94.9％、81.4％、38.4％、18.1％、11.9％，目前的普及率分别为91.0％、79.7％、40.7％、22.1％、13.6％。数据表明，除了电视机和电饭锅的普及率略有下降外，洗衣机、电磁炉和冰箱的普及率都程度不同的有所上升。相对住房，家用电器是“小件”，在地震中遭受破坏的程度相对较小。同时，受震灾经济损失的影响，大多数家庭的经济支出主要用于兴建、维修住房，对家用电器的购置需求产生抑制效果。因而，地震前后灾区居民家用电器使用及普及率的变化趋势不明显。

第五，地震前后居民通讯工具中固定电话、小灵通的拥有率分别由原来的55.4％、9.03％下降为现在的41.8％、7.9％，手机和互联网的拥有率分别由原来的72.3％、0.56％上升为现在的81.9％、1.7％；交通工具中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的拥有率分别由原来的38.9％,48.6％、0.56％上升为现在的40.1％、53.1％、1.13％，农用三轮车的拥有率没有变化。相比家用电器的普及变化趋势，灾区居民通讯和交通工具的使用及拥有率总体上上升了。

(二)精神生活质量

第一，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及家人面临的主要生活困难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强烈恐惧地震再次发生”、“亲人、身边熟悉的人遇难或受伤给自己带来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缺少生产生活恢复资金”。显而易见，排前两位的“主要生活困难”都属于心理、精神领域，说明灾民面临的精神生活压力要大于物质生活压力。

第二，对中央抗震救灾政策的满意度，29.4％被调查者“非常满意”，64.9％的被调查者“比较满意”，只有5.7％人认为“不太满意”。对县、乡基层政府对中央政策落实情况的满意度，20.3％的人认为“非常满意”，75.1％的认为“比较满意”，只有4.6％的人认为“不太满意”。对灾时、灾后社会治安环境的变化，45.6％的认为“变好了”，38.5％的人认为“没有明显变化”，12.9％的人认为“变差了”。可以看出，灾区居民对灾时、灾后重建、灾后生产生活恢复中的政策环境总体上满意程度是比较高的。

第三，对未来生活的预期，77.4％的人认为自己家庭的生活在五年后会变得“越来越好”，13.6％的人认为“变坏变好一时说不上”，5.1％的认为“不会有太大变化”，3.9％的人认为“会变得越来越差”。绝大多数灾区居民对未来生活较好的预期说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当前的生活持“满意“或”较满意”的态度。这种情况在一般灾区和重灾区之间略有差异，重灾区居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略低于一般灾区的居民，说明一般灾区居民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要高于重灾区居民。

二、灾区居民遭震灾前后群际关系的变化

(一)灾区居民遭灾时的群际关系

谈到灾时人际关系，我们脑海中会立刻浮现出这样的情景：人户调查时，只要同被调查者谈起地震后的人际关系，人们无不以眷恋之J隋描述灾时，即大震刚完，余震不断，震期尚未过时人们和谐、融洽的人际交往。那段时间，人们为了共渡生活难关，互相帮助、安慰，亲如一家，不分你我，救死扶伤，亲和趋向成为群际关系的主流。调查结果显示，54.4％被调查者认为，与地震发生前相比，自己所在村庄或社区的邻里关系“变好了一些”，而且,45.6％的人认为，与震前相比，自己家庭所在地的社会治安状况也“相对变好了一些”。说明震灾越严重的地区，人们在灾时的群际关系俞趋向亲和，社会治安

状况俞趋向良好，相比灾前的群际关系和社会治安状况，“向好”的趋势越明显。

虽然亲和趋向是灾时人际关系的主流，但也并非没有影响群际交往的因素存在。调查结果显示，9.6％的被调查者认为，相比地震前自己所在村庄或社区的邻里关系“变差了”，13.0％的被调查者认为，相比地震前自己家庭所在地的社会治安“变差了”。对邻里关系的变化，一般灾区和重灾区分别有10.0％和9.2％的被调查者认为相比震前，自己所在村庄或社区的邻里关系变差。对社会治安状况的变化，一般灾区和重灾区分别有14.4％和11.5％的被调查者认为相比地震前，自己家庭所在地的社会治安状况变差。一般灾区和重灾区的被调查者在两个方面主观感受的差异虽然不显著，但也能说明遭震灾相对较轻的地区，人们的亲和趋向越弱，不和谐因素的影响越大。从人户访谈中得知，灾时群际关系紧张的主要表现是：邻里之间发生口角、家庭财物失窃产生的怨恨和怀疑心理导致行为失常、抗震救灾物资分配不公和不及时产生的口角与怨恨心理。

(二)灾区居民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中的群际关系

甘肃地震灾区居民绝大多数是农民，因而我们对灾民人际关系、群际关系的调查选取了与灾民社会交往联系最为紧密的邻里关系、干群关系、多群体关系等三个指标。

第一，邻里关系。邻里关系是灾民群体内部之间的人际交往关系，反映的是灾民在抗震救灾、灾后重建和灾后生产生活恢复期间依赖、认同、互助、竞争、合作、分离等行为趋向。邻里关系问题具有敏感性，对其静态指数的衡量需要长期的观察和专门的调查方可完成，本研究主要考察了灾区居民邻里关系的动态变化，即我们以“与地震发生前相比，您认为目前自己村庄或社区的邻里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题进行了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59.3％的被调查者认为与地震发生前相比，灾时自己所在村庄或社区的邻里关系“变好了”，只有9.6％的被调查者认为“变差了”，31.1％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明显变化”。数据说明灾民之间当前的“依赖、认同、互助、合作”关系程度要高于地震发生前，且“依赖、认同、互助、合作”是当前邻里关系的主流，“竞争、分离”关系也存在，但没有成为主流趋势。

第二，干群关系。一般意义上的干群关系所含内容甚广，本研究所涉及的干群关系主要考虑了与灾民直接联系和打交道的是村干部和乡、镇政府干部，所以我们的调查是以灾民对村干部和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满意度”为内容来展开的。对于灾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我们以“在抗震救灾中，您认为村干部对灾民抗震救灾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为题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显示,48.6％的被调查者认为，村干部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1.4％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或“发挥了消极作用”，表明灾民对村干部的“满意度”不高。对灾民与乡、镇政府干部的关系，我们以“您对乡政府工作人员在抗震救灾中帮助灾民的表现是否满意?”为题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显示，20.3％和69.5％的被调查者对乡、镇政府工作人员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只有10.2％的被调查者“不满意”，这种趋势在总体样本、一般灾区、重灾区之间没有明显差异，说明灾民对乡、镇政府干部的“满意度”要高于村(社区)干部，也能反映除他们与乡、镇政府干部的关系要明显好于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

第三，灾民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5.12大地震抗震救灾、灾后援建行动是一场全社会广泛参与、社会各界参与程度空前的一次声势浩大的全民行动。在这次行动中，灾区居民与邻居、同村(社区)居民、村乡(镇)干部以外的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发生了比以往频繁得多的社会交往，其交往关系的基本内容为“接受帮助、合作、互助、竞争、冲突”。研究发现，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灾民与亲戚、朋友、同村(社区)居民、工作单位、、对口帮扶地区和援建单位之间交往关系的主流是“接受帮助、互助”，其“竞争、冲突”关系主要发生在同村(社区)灾民之间，属于非主流。为了掌握灾民与上述社会群体之间交往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以“在抗震救灾中，您认为对自己家庭帮助最大的是哪些人?”和“如果以后您的家庭遭受类似于5.12地震的其他自然灾害，您最希望得到哪些人的帮助?”为题进行了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灾区居民认为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对自己家庭帮助最大的群体(前三位)是县乡政府、邻居和亲戚，分别占样本总量的84.2％、64.5％和59.9％。认为如果以后自己家庭遭受类似于5.12地震的其他自然灾害，最希望得到帮助的群体是(前三位)“县乡政府、党中央、亲戚”，分别占样本总量的"77.4％、55.9％、45.8％”。结果表明，灾民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若安排亲疏程度排列，排在前几位的为县乡政府干部、亲戚、邻居。

三、对灾区居民遭灾前后生活质量与群际关系变化的互动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甘肃地震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高低及其主观感受状况与其群际关系之间除了所属关系而外，还存在着相互制约、互动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即群际关系状况与生活质量状况之间的所属关系；二是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即群际关系与构成生活质量的其他要素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

(一)灾区居民的群际关系及其主观感受是其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构成

生活质量的评价是对个人或群体躯体、心理、社会各方面适应状态的综合测量，是一个主观的、多维的、动态的、综合性的概念”]。灾区居民的群际关系状况反映的正是他们在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灾后生产生活恢复时期的社会适应程度。邻里关系的改善、干群关系的“向好”反映了灾民获得了更多或更好的社会支持，而这正是其生活质量指数提高的表现之一。

(二)灾区居民遭灾前后物质生活质量指标变化的幅度决定其群际关系发展变化的趋势

前文数据表明，重灾区居民遭灾前后的经济收入水平、恩格尔系数、住房类型、劳动强度、休息娱乐时间等方面的变化幅度均大于一般灾区居民和总体样本的变化幅度，同样，其对遭灾前后邻里关系变化的感受、地方社会治安环境变化的感受、村镇(乡)干部满意度的变化幅度也同样高于一般灾区居民和总体样本。即遭震灾越严重的居民，相比震灾前，其生活水平下降的幅度越大，但其遭震灾后的邻里关系、干群关系、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向好”的趋势则大于一般灾区居民。

(三)灾区居民主观生活感受的变化趋势与群际关系的变化趋势相反

关于主观生活感受的变化趋势，统计数据表明，相比地震发生前，重灾区62.1％的人认为自己家庭的生活质量了“下降了”，25.3％的人认为“没有明显变化”，12.6％的认为“提高了”；而一般灾区16.7％的人认为相比地震前，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了”，32.2％的人认为“没有明显变化”，51.1％的人认为“提高了”。显然，重灾区和一般灾区居民对遭灾前后生活质量主观感受变化的趋势差异明显。遭震灾前，重灾区和一般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基本处于同一水平，所以，上述差异表明重灾区居民对目前生活质量的满意度要明显低于一般灾区居民。关于群际关系的变化趋势，统计数据显示，对邻里关系，重灾区64.4％的人认为相比地震前“变好了一些”，26.4％的人认为“没有明显变化”，9.2％的人认为“变差了”；一般灾区54.4％的人认为相比地震前“变好了一些”，35.6％的人认为“没有明显变化”，10.0％的人认为“变差了”。对村干部在抗震救灾中发挥的作用(详见表12)，重灾区49.4％的人认为“发挥了重要作用”，39.1％的人认为“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11.5％的人认为发挥了“消极作用”；一般灾区47.8％的人认为“发挥了重要作用”，37.8％的人认为“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14.4％的人认为发挥了“消极作用”。对乡(镇)政府工作人员在抗震救灾中的满意度，重灾区93.3％的认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6.7％的认为“不满意”；86.2％的人认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13.8％的认为“不满意”。一般灾区居民。从邻里关系、干群关系的变化幅度来看，重灾区居民群际关系“向好”趋势的程度要明显大于一般灾区。结合重灾区、一般灾区居民主观生活感受的变化趋势与群际关系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越低的居民，其群际关系“向好”的趋势越明显，即重灾区居民生活质量主观感受较低，但其群际关系“向好”的趋势则较高。

参考文献：

[1]兰州晚报[N]，2008―7―23

[2]付宗国群际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探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02)

[3]邹其嘉，王子平，陈非比，王绍玉，唐l山地震灾区社会恢复与社会问题研究[M]，地震出版社，1997：275

[4]郝元涛，方积乾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最i见4定最表中文版介绍及其使用说明[J]现代康复，2000，(04)，

[5]池丽萍，辛自强，幸福感：认知和情感成分的不同影响因素[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