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 5期

埃及是否真的爆发过一场革命？

大多数观察家均认为，埃及政治当下处于僵局，且短期内难以摆脱。代表性的观点如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Hazem Kandil，他在《开罗的死局》（London Review of Books，2013年3月号）一文中分析了转型之后埃及脆弱的权力平衡。在他看来，在穆巴拉克之后，埃及政治舞台上没有任何一支力量有能力单独完成巩固新政权的任务，而重建旧政权亦不可能。唯一的出路是政治联盟，且每一种不同的组合都可能导向不同的发展模式。

穆巴拉克时代的原有权力组合包括军队、安全和情报机构以及穆巴拉克家族政治集团。穆巴拉克，这一政治平衡随即瓦解。军队和安全机构的权力基本没有受到触动，但还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世俗自由派和伊斯兰主义者为此展开激烈竞争。七月的血腥镇压之后，埃及似乎又回到变局之初的局面。但此时，大多数世俗自由派已经明白，只有军队能够保护他们不受伊斯兰主义者的攻击，而伊斯兰主义者也再次意识到，军方仍然掌控着局面。

一些学者还试图从社会结构解释埃及何以陷入难以摆脱的政治危局。在他们看来，埃及的政治分裂，实际上是社会分裂的反映。埃及政治的对垒双方，表面上看是世俗派和伊斯兰主义者，其背后的真实社会基础，实则一方是以世俗派为主的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集中在首都等少数大城市，而另一方则是在下层民众中受到普遍支持的所谓伊斯兰主义者。

英国历史学家Deepak Tripathi认为，埃及危机的根源在于社会分裂。整个埃及社会分化为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及其穆尔西的一派，以及反对穆尔西的一派。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个国家的底层中拥有巨大支持，尤其是在乡村地区。著名社会学家、开罗美国大学教授阿明提供的研究数据可为此做一佐证：埃及全国人口可分为3个阶层：富裕阶层占人口总数的20%，拥有社会财富总量的55%。这些人大多和穆巴拉克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政治和商业联系；第二个阶层是中产阶层，约占总人口的20%，占有27%的社会财富；而剩下60%的人口，则构成了第三个低收入的贫困阶层，拥有的财富仅占18%。这是一个严重畸形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

对埃及而言，世俗派和城市派不占多数，而且陷入分裂，而掌握中下层多数人口的穆斯林兄弟会却是该国组织最为完善的反对派。在此情况下，占少数的世俗派没有机会通过选举掌握政权。

实际上，埃及正在上演的故事与几年前泰国、委内瑞拉几无二致：在数十年的原有统治之后，一批新式精英创造时机凭借选举上台。一旦上台，新政府即开始改弦更张，推行新取向的政策。新统治集团的政治基础，基本是在先前的政治体系下受到压制和排斥的边缘人群，如城市贫民、农村居民。他们与大城市尤其是首都的中上社会阶层，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文化。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新统治者的政策更注重分配的公平，多带有补偿色彩，大多采取那些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而从短期来看，这会导致宏观经济管理不善，经济滑坡在所难免。在政治上，为锁定自己的选举利益，他们还谋求修改宪法，在反对派看来，这往往是在践踏“公民自由”。

新统治者面临的困境是，在没有大规模社会革命和强有力的政党建设的情况下，他们不仅缺乏能够执行新政策的有力工具，更缺乏有利的意识形态的支持。为了使政策偏向弱势人群，他们要与先前时代遗留的一整套官僚系统、司法机构、媒体以及最为关键的军队力量展开战斗。

因此，穆尔西政府在其执政一年内所做的，本质上与阿根廷的庇隆、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或者泰国的他信这些民粹领袖并无区别。他的施政受限于各种不利条件，最后导致与世俗反对派的决裂，后者援引军队力量收场，制造一场所谓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coup）。然而只要维持开放选举，穆尔西或者他信们仍然会赢得下一次选举。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Jackson Diehl认为，埃及、泰国和委内瑞拉之所以陷入这一死循环，根源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水平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未出现一个中产阶级占主体的社会结构，农村人口、城市贫民还占人口的多数。而一旦这些群体动员起来，中产阶级群体就不可能通过选举获取政权，或者至少别指望政权推行有利于本阶层的政策。如此看来，即使埃及的危机状态结束，两个社会集团的对立仍将长期构成埃及政治的基本格局。

解读埃及政治变局的关键，还在于其军队的独特性。美国巴德学院教授Walter Russell Mead就认为，埃及变局的起因是：埃及军方认为年事已高的总统穆巴拉克企图传位于自己的儿子，把埃及从军方主导的共和国变成君主制国家。埃及军方对此进行了反击；当埃及出现动荡后，军方并未对穆巴拉克政府的采取干预举措。实力远远超过自由派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埃及军方，现在已经为恢复埃及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践行的纳塞尔式政体采取了行动。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Daniel Kurtzer在《无可撼动的埃及军队》（The National Interest，2013年7月9日号）一文中，更为详尽分析了军队在现代埃及政治中的独特地位。现代埃及国家的产生，就始于以纳塞尔为首的军人革命。某种意义上，埃及可被视为“有国家的军队”，而非相反。经过纳塞尔、萨达特、穆巴拉克几任统治者，埃及国家与军队的关系也历经不小的变化。穆巴拉克漫长统治时期，国家政治逐渐退化为穆巴拉克及其家族的个人集权，军队被成功地边缘化，不再直接参与日常政治，但交换条件是军队拥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和财政权，形如“国中之国”。据估计，军队控制着10%到30%的埃及经济。

军队是穆巴拉克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穆巴拉克统治的核心支柱之一，但又有其相对独立的存在价值和利益。军队对穆巴拉克最大的不满是其继承人安排。军队不能接受穆巴拉克将总统职位传给其儿子，那将事实上导致埃及成为一个君主制国家。当2011年的事态表明穆巴拉克集团的统治被埃及人民所厌弃，军队的利益自然也受到威胁。在人民走上街头的关键时刻，军方抛弃了穆巴拉克，埃及由此迎来政治转型时代。

但是，军队绝不是民主力量。他们在关键时刻抛弃穆巴拉克，是为了维持原有的体制和既得利益，而并非它。他们决不希望出现一个危害自身特权利益的政治势力和政治重组。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Hugh Roberts在《并非革命》（London Review of Books，2013年9月号）一文中认为，埃及从未发生过真正的革命，但却有着将“”修饰成一场革命的传统——1952年以纳塞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法鲁克王朝是这一传统的开始。 （文/程东金）

中国新劳动合同法再总结

自中国新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施行以来，已经历了大约6年的时间。新法在2007年甫一公布，便遭致各方非议。有趣的是，无论是立场偏右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如张五常），还是经常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偏左学者（如郎咸平），都在期刊和电视上对新法大加批评，前者多数指责新法会削减就业基数、逼迫企业从劳工密集转向技术密集，后者则认为新法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试点就匆忙推出，实属鲁莽。加之新法推出之后就遭遇到战后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传统中国制造业哀鸿遍野，长三角、珠三角很多民企纷纷倒闭，缺乏工作机会的民工大量提前返乡，以至于年年火爆异常的春运市场都显得比往年萧瑟许多，各地政府纷纷下发文件，暂停本地方（尤其是经济富裕地区）上浮最低工资标准线。一时间对新法的讨伐不绝于耳。

然而时隔五年半多，学界不同的声音日益增多，尤其是将新劳动合同法看成是一个长线的保障性立法，而非短线的政策性立法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哈佛大学赫伯特·阿舍曼经济学讲座教授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B. Freeman）和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讲师李小瑛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联合发表的工作论文《中国新劳动合同法如何影响了流动劳动力？》（How Does China’s New Labor Contract Law Affect Floating Workers？）通过对珠三角地区的数据收集和定量计算，得出了与几年前学界、民间看法不甚相同的研究结论。

传统意义上，外来务工人员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途径无非有两条，一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或请求当地有关部门协助，二是在所在企业附近直接抗议。因为务工人员在寻找工作时的弱势地位，迫使很多工人没有签订完整的、有保障的、公平的劳动合同，这使得他们在追讨拖欠薪资时，在司法救济上缺乏足够可以仰仗的法律根据。而直接抗议的方式，无论从社会治安还是地方稳定上都大有不足取之处，这使得政府痛定思痛，决定建立一套周密的劳动合同系统，为法律救济成为可能提供一种技术性的保障。

两位作者通过对珠三角地区九个城市（广州、深圳、东莞等）在三个时间点（2006年7月、2008年7月和2009年7月）的配额抽样调查，试图厘清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流动劳动力的合同执行、福利待遇以及工资发放，工会组织等情况。研究表明，新法实施后的劳动合同比例数有了大幅的提升（2009年比2006年增长了近20%），但是开放性合同增长缓慢（仅2%），同时一系列保险项目（如医疗、养老、工伤意外和失业保险）都有明显提升（从14%到19%不等），而工资拖欠的情况仅稍有好转（从2006年的8.88%下降到了2009年的7.22%）。

虽然很多方面的见效仍显缓慢，但是在劳动合同覆盖率这一项上的提高，使得各级地方机关在对违规企业进行查处的时候，变得更加有据可循，有法可依——为法律救济的顺利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2008、2009年之后外来流动劳动力人数本身的下降，也需要读者对于单纯比例数字上表达出的洞见之外的不见保持谨慎乐观和警惕的态度。 （文/阿苏勒）

美国政府的技术专制

——齐泽克论斯诺登

2013年6月爆出的“棱镜门”（Prism）事件，堪称是近十年来与“虐囚门”、“维基解密”（Wikileaks）并列的美国政府最大的公共信任危机之一。而正如维基泄密使得朱利安·保罗·阿桑奇一举成名天下知一样，棱镜门事件也使得爱德华·斯诺登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其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四处流亡的事态发展，也使得美俄两个超级大国明争暗斗、斡旋扯皮从一种心知肚明、秘而不宣的状态，渐趋隔空喊话、要挟指责这样的台面之争。

放下大国政治的勾心斗角不表，棱镜门事件无疑触动了911之后美国乃至世界关于公共安全、政府权力与公民隐私权、私人电子信息安全之间暧昧不清、又彼此矛盾的伦理红线。一方面世贸双子塔的倒塌使得反恐战争成为各个大国的首要任务，政府权力被大幅度扩大，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甚至一时成为空前绝后的“帝王总统”；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使得针对民众的私人信息、网络监控的力度日益加剧，在传统的“西方自由世界”的领土上，奥威尔笔下“老大哥”无所不在的监视眼第一次如此强烈地介入了西方民众的公共生活。有鉴于此，著名左翼公共知识分子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i?ek）于9月3日在英国工党报纸《卫报》上撰文，借斯诺登事件，剑指新技术、公共理性。

首先，齐泽克试图剥离奥巴马政府希图改革的理想主义外衣，相反，他将奥巴马政府看成是与德国、英国乃至俄罗斯、中国并无不同的强权代表。只不过奥巴马将其强权的底色，隐藏在了其激动人心的口号之下。齐泽克指责有太多的阴暗面在人权与民主的幌子之下，而被剥夺的只有人民，最恐怖的是也许他们对此还不自知。

而这种不自知来源于康德意义上的对于公共理性和个人理性之间的传统张力。这种张力在古典世界也许易于结清，但在新世纪技术主义泛滥的无孔不入条件下，就变得晦暗不明。在此齐泽克虽然没有明指，但是已经体现出了一种海德格尔式的技术怀疑的现代性质疑。在齐泽克看来，现代民众毫无自知地向新技术及网络世界暴露着自己的行为举止和喜爱偏好，而一当这些举止和偏好被冷漠的技术进行处理，被全球化的浪潮所席卷，被政府隐秘的探查所侵犯，人们反而在这种模糊不清的公共理性中丢失了自我理性。

而解决这两种理性间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有更多的斯诺登、曼宁以及阿桑奇来暴露、揭秘这种晦暗不清的国家强权的所在，来提醒大众注意到新技术和网络世界的逆袭与无所不在。

齐泽克在文章中不自觉地表达了一种朴素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虽说其西马犀利的批判力度犹在，但其中令他心向往之的公共理性的达成，还是暗合了某种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公民对政府的不服从、不信任的思想底色。 （文/阿苏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