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冠深:话说“的”“地”“得”

大约在十六七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认为应该对结构助词“的”“地”“得”三字，实行精兵简政，凡需要用结构助词“的”“地”“得”的地处，全都用“的”字，停止“地”“得”二字作为结构助词的使用职能。然而没有发出，后来就丢失了。想法依旧存在，而且不时蠢动，这里旧话重提。

我于全国解放初上小学的时候，教室里挂有一张斯大林的彩色画像，底端印着这样一行字：“斯大林是世界人民底救星”。那个时候，“底”字也在结构助词之列，分担着结构助词“的”字眼下所承担的一部分任务，后来就退出了。就像“底”字退出结构助词之列，其职能由“的”字承担，于正常的表情达意没有妨碍一样，在需要用结构助词“地”“得”的地处，都用“的”字，于正常的表情达意也没有妨碍。

读古典名著《红楼梦》，我们发现，凡是按现行的语法要求，应该使用结构助词“地”或“得”的地处，一律用“的”。例如，作者在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中写道：“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座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肠子。”

按现行的汉语语法要求，在这段绘声绘形的描写中，“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当中的“的”字，应该用“地”；“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当中的“的”字，应该用“得”；“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当中的“的”字，也应该用“得”；只有“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当中的“的”字，才应该是“的”。但是，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妨碍呢？一样地生动，一样地活灵活现，一样地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形。

就眼下报刊上的文章而言，涉及“的”“地”“得”的使用，总的看是相当混乱的。我以为，根本的原因，是在有些地处不太容易撕扯清楚。也并非只是眼下的报刊上的文章这样。我们看鲁迅先生的《故乡》。先生在写到小时候他与闰土对话时，闰土曾这样告诉他：“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猹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的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老舍先生于一九五九年发表在《新观察》上题为《猫》的文章中，前边既说“它倔强得很！”后边又讲“两相比较，灭鼠比爱猫更重要的多”。连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这样的大家，其对“的”“地”“得”的使用都不规范，也就难以要求别人都使用规范了。

由简单到复杂，由复杂到简单，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者，让结构助词“的”字一身三任，停止“地”“得”作为结构助词的使用职能，于正常表情达意没有影响；一者，虽然现行的汉语语法对结构助词“的”“地”“得”的使用作了明确的分工，而事实是许多同志撕扯不清，使用混乱；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干脆明确规定，取消“地”“得”作为结构助词的使用职能，就让“的”字一身三任呢？

最后，我说，看法归看法，想法归想法，至于我眼下写文章，包括本篇在内，仍旧区别不同的场合，分派“的”“地”“得”出征，只是派对与否就不敢保证了。好在“的”“地”“得”们三位都态度极好：我们都是你的砖，愿意咋搬就咋搬，即使搬得不是地，也必硬撑没二言。

（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