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亚洲职业培训的现状与发展方向*

摘 要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性导致了亚洲各国职业培训发展水平的差异性。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各国的职业培训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尽管各国基本上均有公立培训和私立培训两种体系，但是发达国家更加重视利用私立机构开展培训；其次，各国基本上均由劳动或就业部门管理培训，且重视制定相关法律和战略规划；再次，在受训学员的构成方面，发达国家为在职工人提供的培训较多；最后，在培训的层次方面，发达国家更加重视提高性培训。

关键词 职业培训；亚洲；发展现状；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 G71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13-0084-06

20世纪80至90年代亚洲就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市场（Park，Lee，Lee，Shin，Kwon & Cho，2009），但是直到进入新千年，亚洲还有2/3的人口仍处于贫困线以下。近年来，尽管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但中国和印度这些亚洲国家却依然稳健地保持大约6%的GDP增长率（Choi，Jung，Kim & Jang，2009）。这些辉煌的经济增长离不开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在某些高速发展的亚洲国家中，职业教育与培训培养的高技能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Park等，2009）。而且，职业教育与培训也适应了持续发展的工业社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但是，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不均衡性，这种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各国职业培训的类型和发展水平也各不相同。为了更好地促进亚洲各国和地区职业培训服务于本国和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必要详细分析当前亚洲各国和地区职业培训的最新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预测亚洲各国和地区职业培训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亚洲各国和地区职业培训的现状

（一）培训体系和结构

职业培训体系包括中央行政机构开展的公立培训和企业开展的私立培训。亚洲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职业培训体系见表1。由表1可知，亚洲多数国家① 的职业培训由公立组织和私营公司开展，但二者的管理结构不同。在日本，私立培训占主导地位，而在新加坡和中国，职业培训主要由公立机构实施（如新加坡的技术教育学院和技术学院）。老挝由于缺乏为工业技术开展职业培训的机构，因此职业培训的基础非常薄弱。

与职业教育体系相似，职业培训体系也可以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划分，详见表2。发达国家和地区面向职业能力的终身发展而建立职业培训体系，并加强私营培训组织的参与。这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就业结构稳定，以及为了提高新员工和在职员工的能力和素质而重视职业培训的原因。日本于1985年整合《职业教育法》并制定了《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目的是建立职业能力终身发展的体制，该体制重视公司内实施公共培训辅助的“在职培训体系”（Lee等，1999）。韩国也取消并放松了对私立培训的限制，并鼓励营利性公司参与培训（Jang，2003），促进了私立培训机构数量的增长，从2005年的3121个发展到2008年的5105个。同样，中国台湾的公司正在建立职业培训中心以大力发展在职员工的培训，其目标是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以便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Kang，2003）。

发展中国家的职业培训体系主要是公立组织对新入职员工实施的职前培训，其对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分别管理。尽管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已经开始向第二产业转移，但是第一产业仍然是支柱产业，占据着超过30%的劳动力，因而这些国家重视对新入职员工的培训。比如，中国1994年《职业培训实体管理规定》（劳部发[1994]506号），委派技术学院和培训中心承担初级职业培训的任务，并建立高质量的技术学校来培训高水平的人力资源（Wang，2003）。中国还实施“劳务人才储备任务工作系统（2000）”，为即将毕业的学生提供1～3年的职前入职培训。

不发达国家则相反，他们的职业培训体系相当薄弱。由于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均集中在农业，难以促进职业培训的发展，而且这些国家也只能提供部分职业培训。例如，由于职业培训的基础设施匮乏，柬埔寨的职业培训被排除在教育体系外，由非政府组织或者其他一些职业培训机构来实施（Choi等，2007）。在老挝，职业培训是由劳动和社会福利部的分支部门来实施的，而且由于缺乏职业培训的基础设施，这些部门仅能提供一些短期培训（Jung等，2008）。

（二）管理体制和政策

通过考察亚洲各国和地区主管职业培训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改革或重新规划的方向、支持政策及相关的法制体系，可以明确各国职业培训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详见表3。日本、韩国、中国和柬埔寨由劳动部管理职业培训，新加坡由职业与工业培训委员会管理职业培训，老挝由高等技术和职业教育部统管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马来西亚则由多个部门分别管理一部分职业培训工作。

（三）相关法律和制度

可以根据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区分各国职业培训政策的实施特征，见表4。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力支持受训者，鼓励中小企业参与职业培训，并注重加强职业培训与职业教育的联系。日本实施“个人账户系统”，促使职业培训从以雇主为中心转向以个人为中心。日本还建立了职业培训相关科目的证书衔接体制，使得受训者在培训结业时就能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和就业机会。在中国台湾，学员通过一定期限的工作现场经验的学业考试后，就可以从相应学校培训部门获得毕业文凭。新加坡同等对待工程资格证、技师资格证和普通教育毕业证，并鼓励职业培训机构的优秀学员进入大学的工程系（部）完成学位课程。

发展中国家制定了相关法律加大对职业培训的财政支持，并在国家层面建立职业资格体系。马来西亚于2004年颁布《技能开发拨款法》，以增加职业培训的预算，并对受训人员给予直接资助。该国还签署了《国家技能开发法》，以使个人能够通过技术培训课程获得工作所需要的能力（Choi等，2009）。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下设的国家职业培训委员会（NVTC）负责根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NOSS）向个人发放认定证书，该标准规定了各种技能领域和各种职业领域中的工人所需要的技术和能力。该证书体系包括5个等级，即马来西亚技能证书（MSC）1～5级。印度尼西亚的人力与移民部是该国职业技能标准（OSS）的制定和执行机构，该标准包括3个技能和能力等级，即国家技能测试（NST）1～3级。文莱技术与职业教育委员会最近也在制定SPN 21政策③，建立了包括3个级别的职业资格框架（Choi等，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