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超:是行为艺术,还是神经病?

行为艺术就是在以艺术家自己的身体为基本材料的行为表演过程中，通过艺术家的自身身体的体验来达到一种人与物、与环境的交流，同时经由这种交流传达出一些非视觉审美性的内涵。

将烙铁加热，烫在后背上，烙印上本人的身份证号码；

一张长条桌，男方在抽烟，女方在削苹果，沉默五分钟后，女方用刀捅了男方左肩三刀；

从黄河上游取土1.6克，经过化验后，通过手术埋入身体……

这不是在拍电影，更不是幻觉，而是行为艺术家杨志超的一场场行为艺术秀的“分镜头”。

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他的身体被切割，被捅破，还有至今尚存的6件异物（泥土、铅笔芯等）藏在自己身体的各个角落。在别人震惊的同时，他依然痴迷于此。尤其是作品《种草》，除了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也是为中国的行为艺术树立了一座里程碑。不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还不能完全接受这种“最前卫艺术”带来的冲击。甚至，有人定义行为艺术家等同于神经病。

“我不认为我是神经病！”

2000年11月5日上午10：00，上海，苏州路1133号“不合作”方式展览现场二楼。

里里外了许多观众。人群里不时有人在吸冷气，甚至有的女孩用手蒙上了眼睛，却又好奇地透过手指缝继续观看。原来这里临时搭建了一个手术台，约2000mm×800mm×780mm，一名医生哆哆嗦嗦地拿着手术刀，在“患者”不使用麻药的情况下，用手术刀在“患者”的左肩颊骨处，切开了两个一公分深，一公分宽的刀口，然后，把从苏州河边采集到的两株新鲜青草种入。整个过程持续了45分钟。

这就是杨志超行为艺术中的里程碑――种草。

杨志超种完草后，社会各界一片哗然。大家开始讨论“最前卫的艺术”和“最庸俗的商业”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近？网上很多网友的评价都是：“这个人不是艺术家，是自虐，是神经病！”

医学博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主任黄悦勤用专业的角度说：“在我个人看来这是有问题的。这是种太超乎常人的，超过你所在文化期望范围内的极端行为。要靠损伤自己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在精神科看来一定不正常，但具体是不是精神病还要看诊断。”

面对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杨志超显得很坦然。“在做《种草》之前我也很紧张，因为完全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我的作品不要单纯追溯到这一件事上，它是有过程的。从1987年最早的滚画布，我用自己的身体裹起了画布；1990年的‘传教’，我在身上纹了一个燃烧的太阳。这两件事我都和身体发生了直接的关系。而产生《种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来北京前我在兰州做了很多年的行为艺术，但来北京后非常苦闷，看不到未来，所以心理状态是非常灰暗和无奈的。如果说《种草》要有寓意我只能说就是：人在生命中要有承受力。”

除了《种草》，杨志超的很多作品都是以自己的身体做实验，网络上有人评价这是自虐。杨志超笑了，他认为身体是做行为艺术的一个基本要素，也是最方便的工具，做行为艺术就是他在做运动。“行为顾名思义就得动它，如何利用身体来表达就是我平时常想的事情。比如，在做《种草》这个作品时，因为很疼，我的大脑处于一种真空状态，但却有一种很实在的感觉。这种感觉语言有时候无法描述，事后感觉很祥和。”

然而，这种“祥和”就是围观群众认为他是神经病的根源。

“我不认为我是神经病！因为在对身体自我伤害的日子里，心也同样受到伤害。这是一种比表面的伤害更加痛楚的伤害，它甚至会使人对所有的一切都质疑，包括怀疑存在本身。这种悲剧式结果的出现真的暗示了我们娱乐化生存时代的全面到来吗？但冷静下来，在这背后，通过身体的伤痛作用到心理，你又获得了一种隐隐的醒悟。它使你警觉，并在深深的原罪忏悔中，出现轻如羽毛的阵阵颤动，始终在不可言说的状态中感受着感动。”杨志超慎重地说，表情有着严肃、坚持，但更多的是从容。

从“乞丐”到“神经病”

世纪之交的时候，杨志超创作了两件行为艺术作品：“四环以内”和“嘉峪关”。前者，他在北京四环路以内风餐露宿行乞；后者，他以病人身份入住甘肃省嘉峪关市精神病医院。

杨志超说，这两部作品中的乞丐世界与精神病患世界具有深刻的“隐喻含义”。他严肃地说：“做乞丐的日子我觉得自己好像回归了原始社会；但是，在精神病院，我仿佛找到了世外桃源。”

当这两个作品上传到网络后，很多网友给予了热烈回应。有网友评论说：“这个人有毛病吗？要饭也是艺术？”立刻有人针锋相对：“为什么不说艺术也是一种要饭？”

“在‘嘉峪关’中精神病院的隐喻含义更为鲜明。可惜，很多的读者把它当成了报告文学，转而去讨论精神病患者的问题。作为普通人和实施这个作品时的杨志超的区别仅仅在于，杨需要付住院费伪装患病才能进入规定情境，而社会中的人却时时刻刻都处在‘导演’规定的情境之中。其实，每一处职场，何尝不是付工资的‘精神病院’？甚至可以说，这‘另外一个世界’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种戏剧场景？”

还好，天涯杂谈论坛上终于还是有杨志超的知音出场。一位网友引用了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话：“只有一个不把疯癫当疯癫的社会才是一个不疯癫的社会。”还引用了贝克的话：“我们所谓的精神病患，其实都是失败的。”于是，杨志超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当面对乞丐时，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不是乞丐？当面对作为社会失败者的精神病患者时，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个成功者，不是精神病患者？你头脑之中既定观念的心理基础，正是人类社会制造乞丐和疯癫的动力源泉。”杨志超似乎明白了，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够明白这一点，并能身体力行，现在就能成为一个“对生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感受力、富有创新精神的行为艺术家”，他的生活就将成为一部举世无双的伟大的行为艺术作品――“首先是给自己以启迪，同时又能启示并惠及他人”！

“丢脸丢到意大利”

意大利当地时间2007年6月10日下午5:10，来自中国的艺术家杨志超在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独立策展部份“P3 Project”展览，在威尼斯实施其行为作品“圣马可的钟声”时，遭当地警方拘捕。

杨志超到达钟楼顶层后，将上面写有“我请求见意大利文化部长先生，否则我将自杀”，宽1.2米、长20米的英文红色条幅从窗口抛下。30分钟后，当地警察赶到现场带走杨志超。在经过五小时的询问、审查和取证后，于当地时间23:00左右将杨志超释放，条幅、字牌、信件被没收。

用网友的话说，杨志超“很傻很天真”。杨志超说：“这样做是想把一封阐述作品动机、涉及到自杀问题的信件亲自交给意大利文化部长先生。却无意中成为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及各大报关注的焦点。”

“因为在中国有许多的平民为了讨得工资和维护个人利益，正是采用这样看似极端的做法，以赢取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而实现对个人权益的保护，这是无奈的又是令人悲哀的。这样的事件暴露出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从个人角度讲，我并不赞同这种方式，但屡屡出现的这种现象，无疑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作为艺术家，对这件事情的思考最终构成了创作这一行为作品的全部动机。艺术家是有国界的，但艺术作品是全人类的，因此，当一位艺术家以他自己的方式展现这样的问题，以期引起国家乃至世界的重视。”杨志超义正言辞。

对于他的解释，有人说他是为了哗众取宠，有人说他“丢脸丢到意大利了”。艺术批评家朱其说：“在行为艺术中，艺术家的人格是非常重要的，但中国行为艺术家的作品和平常状态相差太远，他们在作品中超常地反叛，而在生活中却有一种贵族化倾向，追求的是舒适和‘小资’。”

“哗众取宠”的说法杨志超是坚决否认的。因为在他看来，“哗众取宠”建立在一个“虚”的基础上，具有“用一分代价换10分、20分代价”的心理，而他的行为实实在在。“当然，行为艺术这种方式本身就有表演的成分在里面，因此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正常的。”

今天的杨志超已经不再单一地拿自己的身体做试验了，除了年龄的增长，身体条件不允许外，更因多年来对行为艺术的全面认知。“我会多线条地去发展，将美术、雕塑等各个元素容纳到自己的作品中，永远走在行为艺术的大道上。”